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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赶紧穿衣穿鞋，尽管东北此时的夜晚已经很冷，但我没多穿衣服，以为过会儿一训练，准得出一身汗。
但是我错了！
今晚是接沈阳军区紧急命令，夜里11点，所有地区一致行动，进行查夜。
武装民兵分成了一个个清查小组，分头到农户家搜查外来人员。
难道有重大案犯躲在民间？非要采用上农民家搜查的方式？
反正我不喜欢在深更半夜时突然造访农户的家。
平时都是乡里乡亲的，现在全副武装，往人家家里一站，说：“搜查。”弄得彼此都很尴尬。
但这是上级的命令，没办法，只好执行。
来开门的是家里的男人，披着衣服，眯着睡眼，一脸的不情愿。下乡一年半了，我还是第一次发现：这里的男人都穿花裤衩，而且是红色的。
进屋一看，全家男男女女，都光着身子睡在一张炕上，用惊慌和反感的眼神看着我们。
再到下一家时，我只是跟在后面，不进屋。我不愿意看到农民的惊慌及私密。
查夜回来后，又接到任务，去潜伏在江边的航标灯下，监视江面。
这回我要换上棉袄棉裤了。
棉袄棉裤前几天刚刚让家庭妇女们翻新过，很暖和。
让老天去冷吧，我穿着刚翻新的棉袄棉裤趴在航标灯下，跟钻进棉被中也没什么两样。
又开始撅黄豆了。
同收割水稻时一样，我带的组里大部分是上海知青，而且有四个团员，六个武装民兵。我想拆开这支“绿棉袄”的上海知青组，遭到异口同声的反对。他（她）们的理由是：“我们组热闹，是突击队。”
这帮家伙，活儿干得欢，但也很会享福，踩着厚雪，竟然抱个热水瓶上地了。
天很冷，雪却在化。
我们的棉胶鞋湿了，鞋子里像装了水一样，冻得小脚趾麻木，棉裤一直湿到膝盖。但中午休息时，打开热水瓶，在满地皆白的雪地里喝上了热水，也算是一种幸福吧。
云龙、蔡景行、肖明等人在地头休息时，议论什么时候回上海，计划路上顺便到哪个城市去转一下。因为按常规，今年是新知青回上海探亲，老知青在知青点留守。
我们离开上海已经十八个月了，特别想家，尤其是女知青。
才10月中旬，一年中最累的活――撅黄豆的活儿才刚刚开始，猴急想家的女知青中已经有人走了，首先回上海探亲的是李晶霞和何雨琴。
正文 71、惊人消息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38 本章字数：1523
汪永德和吴茂财的案子已经审完，法院把他俩押到生产队宣判。
晚上队里开大会，押他们来的人当场宣读了判决书：俩人分别被判两年徒刑，程小磊因为不到18岁，当场释放。
由于几个月不见阳光，俩人的脸像雪一样白，头发长长的，像个“半女人”。
开完会，突然起风，乌云密布。眼看一场大雪就要来临，知青点的几千斤白菜还在地里，如果大雪覆盖，菜就要冻烂了。
夜空，像盖上了锅盖一样墨黑。我去宿舍，动员所有知青堆菜去。
忙完回来，已经是深夜十点多，大队要我去一下。
原来，汪永德和吴茂财明天就要被押到北安监狱去服刑，俩人提出来要剪头发。
大家都知道，知青点平时男知青的头都是我剃的，于是就来找我。
我问他们：“怎么剪？”
汪永德说：“痒死了，剃光舒服！”
记得秋天时，邵子昂的头发里长了虱子，他用六六粉洗头，洗完后头又痛又辣，难受得要命。
住在一起的男知青怕传染头虱，又怕六六粉洗头，就干脆叫我把他们的头剃光了。
光头，真的很舒服。
第二天早晨，在一场大雪中，汪永德和吴茂财走了。
队里的大小干部也都集中去黑河开会了。
开什么会？一点风声也打听不出来，很神秘。
知青点的学习也很沉闷，大家都不太愿意发言。
前些日子，报上不点名地批判了陈迫达；北京在国庆也例外地没有进行庆祝yx；边境线上的战备行动一阵紧一阵……
有人提议学习时分析一下当前国家形势，但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只是都在猜党内斗争可能出了新情况。
这种事也没什么好多猜的，于是干脆转个话题，学习会成了入冬的生活安排会。大家讨论起今冬要腌多少酱瓜、胡萝卜、卜留克与咸菜来。
开完会，我去站岗。
半夜轮岗时，我和衣躺下刚睡，有人碰我的腿。我敏感地跃身而起，却被此人拉到屋外，站在雪地里。
十月下旬的东北，滴水成冰，刚下的雪铺满一地，西北风呼呼地吹着，我冷得直打颤，一下子清醒过来。
看着那拉我的人迎风而站，纹丝不动，我忐忑不安地问：“什么事？”
“有一个重大的消息！”这是邵子昂的口气，语调有些沉重和紧张。
“你说吧。”我着急了，外面天太冷，我都要被冻坏了。
邵子昂仍然放慢语速地说：“你听了一定不相信的。”
看到邵子昂一句一顿的样子，我有点生气，催他快说。
他告诉我：“林彪出了问题，一个多月前，他摔死在外蒙了。”
“谁？”我的心“啪”地一惊，“那不是党章法定的接班人吗？”
邵子昂说：“目前我就了解到这些，其它的还不清楚。”
我问：“是黑河这两天干部会上的内容？”我猜这些天干部都在县里开会，肯定是老邵给他儿子捎话了。
邵子昂不吱声。
怪不得一个多月来边境战备局势紧张，军训军演这么频繁，原来是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
现在想起来，那天苏联军舰停在主航道上，用大喇叭喊叫的准是这个事。只不过我们不懂俄语，没听懂啥意思罢了。还有那天晚上倪智刚从苏联电台里听到的也不是什么造谣。
我抬头看着满天星斗，雪晴了，银河像不可捉摸的白色飘带一样，蜿蜒在幽黑无垠的空中。
我忘了冷。
正文 72、逆飞大雁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39 本章字数：2029
黄豆撅完了，新知青开始陆续回上海探亲。
这两天无论是碰到老乡还是知青，开口就问：你回不回上海？
沥沥拉拉地走了几个后，明天要集中走15个。
夜里8点半，平时安静的知青点食堂却热闹了起来。
留下过冬的知青和明天要回上海探亲的知青，在这儿开一个座谈会。
饭桌拼在一起，铁炉燃起火苗，灯光此时在火光下，显得逊色了许多。
明天就要启程回上海的知青止不住的笑脸，被映得忽亮忽亮。
新知青毫无拘束地谈自己要回上海的心情。毕竟是下乡两年第一次要回上海，回父母兄弟姐妹身边，他们抑制不住心里的兴奋。
王根生等老知青则关心地问大家都准备带什么土特产？
他们去年回去探过亲，知道上海人喜欢东北的黑木耳、黄豆、豆油、黑白瓜籽、芸豆……
邵子昂也是属于留下的，今年夏天他爷爷过世，老邵和他一起奔丧，也算回过上海了。他谈了冬天食堂伙食的安排，让回上海的知青带点好吃的，早点回来。
我也打算今年要回上海探亲，因为还要带工打场脱谷，只得晚点走。
大家让我谈谈回上海后的打算，我说在上海举行几次集体活动吧，包括对留守边境的知青家庭访问。
看着大家高高兴兴的样子，我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今后每年这时候都会这样吗？还是一年比一年冷清，慢慢地平静下去。
想到此，心中不由一阵悲凉：不会每年都这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部分人将永远离开这里，像施卫疆、陈喧文；留下的也不再会隔一年回一次上海，就像生产队里当年闯关东、抓劳工、支边而扎根在此的老乡，他们已经不会再回自己关内家乡去探亲了。
再好的风筝，也有断线的那一天。
第二天一早，刚送走一批回上海探亲的，下午，又迎来一位从上海回生产队的。
陈国明，在上海待了一年左右，像一只逆飞的大雁，在冰雪封天的季节，回到了边境线上的知青点。
他回队才两天，生产队公布了两份名单，一份是留在生产队打场脱谷的，一份是上宋集屯修水库的。
国明在上水库的名单里。
晚上，我到他宿舍里，把今年发的布票给他。
坐在那里聊了一会儿，我问他：“你怎么在冬天回来？”
国明说：“在上海待的时间太长了。”
我问他：“学校为什么不让你恢复70届身份，重新参加70届的分配？”
他说：“争取了很长时间，教育局说已经走了就不可能再重回学校读书；公安局也不讲什么道理，一口咬定迁出去的户口不能再迁回来。”
我说：“看来，上海的态度很明确，能出去一个是一个，要想再回去没门！”
我想起当初动员我们下乡时，他们满脸是笑地讲着革命大道理，甚至能把70届以及更小的才十四五岁的小孩都忽悠得迁了户口；等这些人有困难要后悔，想恢复原先属于自己的正常身份时，却根本没人理睬也不讲道理了。
真是脸如棺材心如冰铁呀！
如果说“青春无悔”是指68、69这两届命中注定要“一片红”，悔了也白悔，还不如装逼不悔；那么对当年那些还不到16岁，只能当少先队员的小孩来说，在经受了上海拒绝重新考虑的嘴脸后，真是悔得肠子都青了！
我只能劝他想开一些，历史，是我们不能选择的。
逆飞的大雁不只是陈国明，在大冷的冬天，过了两天，又有两名女知青从上海回到了生产队，她们在上海都待了一年左右。
晚饭后，我去看看她们，唠了一会儿家常，想问问“林彪搞政变”的事，可她们也不清楚。但她们出发前去了我家，给我捎带了一些东西：新版《十万个为什么》和一些糖果。
去县城开会的干部回来了，大家着急地问他们什么时候传达会议精神？
老孙告诉我们，有关精神传达，会有专门的安排，让大家不要急。
女知青秦兰慧假装不高兴地说：“你们还保密呀，算了，我们不听了。”
老孙逗趣地说：“我怕讲话呀，一让我讲话，我就吓得用衣服包住脑瓜。”
大家笑开了。
秦兰慧就是这样一个人，下乡后，没看到她在会上讲过一句话。有一次点名让她发言，她干脆就把搭在手臂上的衣服往脑袋上一盖，不睬任何人了。
几天后，省里派宣传队来，传达了中央的七个文件，给林彪定性为：“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卖国贼”。其中一段关于暗杀毛主席的计划和最后出逃的过程，跌宕起伏，听得老乡和知青都目瞪口呆。
党内斗争的方式好像还从来没有如此激烈，如同上演谍战大片。
正文 73、娘们巴掌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39 本章字数：1422
今年是我下乡第二年，从春耕稻地拉水耙到夏天铲地、收小麦，还有秋天割水稻、打场，我俨然成了一个带工干农活的庄稼把式了。
早晨，我还在睡觉，王根生进来了，喉咙响得就像摔破的大缸一样。
我惊醒了，眯着眼听他嚷了半天，才知道他被队里三线妇女连玉花打了两个耳光。
事情是这样的：
王根生跟我一样是打场带班的人，我带夜班，他带白班。
他分配连玉花去管风车，这娘们不愿意。王根生非要她去，连玉花没办法只好去了，但心里不高兴。
王根生派完活自己进屋休息一会抽根烟，没想到心怀不满的连玉花盯在后面，冲他大声嚷嚷：“你这带工的，怎么睡觉啦？”王根生知道这娘们缠上自己叫劲了，嗓门也大了起来，俩人言语顶了起来。
当然，吵架中间，王根生带了一点口头语。这娘们厉害，竟然扬起手就甩了王根生两个嘴巴。
王根生在我这儿委屈地诉了一会儿苦就走了。
副队长老吴正好来大队开会，见我就说：“那么个年轻小伙子，不该去和那些婆娘打架呀！”
我对老吴说：“王根生不会想打架的，要想打的话，他那手脚还会让人给搧两个嘴巴子？我不信。”
中午，王根生哭着进来了，抱怨自己是为了搞好工作，但是队长也不支持，他想撂挑子不干了。
第二天，副队长老吴拦住我，说和我商量个事，要我换一换，让我去王根生那个组带班。
我说：“我怕她们，不知道啥时候我被搧个大嘴巴子，又被说成是和老娘们打架，受不了。”
王队长正好路过，一听，同情地说：“那倒是，以后难带班呀，不换带班的，换组员。”
我说：“对我来说，那不是一样吗？”
最后两个队长决定，干脆不换人，该批评的批评，该说的说。
结果，连玉花挨了一顿批评。
王根生心中这才顺了点。
打场20多天，今年粮食全部进库了。
在征购粮上也捷报传来：我们大队从排名第八，上升到第二！
水稻今年大丰收，老乡在打场时就把那句话一直挂在了嘴边：“今年没有知青，就吃不上大米呀！”
打场的最后一个夜班快结束了，东方出现了鱼肚白，高高的边防岗楼，在晨曦中那样清晰，就像黑白分明的剪影。
细听，江边传来封江前冰块奔腾的撞击声。
近瞧，场院里轰鸣着脱谷清底的机器声。
一垛垛粮草上人声鼎沸，社员在清底的烟尘中挥动板锹，一年的粮食最后收场了。
粮库前，车马川流不息，连马儿也长嘶凑着热闹。
打场结束，肖明等我一起回上海探亲。
他动作很快，早几天已经把被子什么都洗了，就等我打理行装。
我觉得临走前事情特别多，除了洗衣被外，工具行李要寄放在老乡家，向生产队借路费，到大队开准假单，然后拿了准假单到公社去开边境通行证，再擦一遍机枪，把机枪托给弹药手，上老乡家告别，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