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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种人的眼睑都有点肿。说这话，我并没有拿同类的共性来掩盖自己缺点的意思。我的眼袋要比我的同年人更加松弛，它里面的眼球布满血丝。这是熬夜在外表上对我的报复；但闪烁的目光却也比较敏锐，这便是熬夜在暗地里给我的回报。
假如同我一起干过活，还会发觉我有一双宽厚的手和宽厚的脚。在爆发性的、短距离的运动中，它们显得不那么灵活，甚至有些笨拙；就像我整个人一样，在平静的氛围下，我常常是个庸人。但我知道，我的双手和双脚是极有耐力和后劲的，在长距离运动的后半段、在无论怎样的世事变动中，我相信自己依然会有支撑的耐力和向前的后劲。
正文 123、评分交锋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49 本章字数：1717
队里有五辆牛车，与胶轮的大马车不同，那轮子是铁条箍的木轮，老乡称之为花轱辘车，用牛拉的，你说能快吗？
所以，赶花轱辘车的是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头，是生产队里的二线活。
平时这些赶牛车的老头由贫协主任刘承新带着，倒也不用我担心。
可是有社员反映，赶牛车的一天要挣一个半工，15分，比上大田干活的青壮年还多，这不合理。
开队委会时，我把问题在会上摆了出来。
贫协主任刘承新马上追问：“提意见的都是谁？”
我避开是谁这个问题，说：“不管是谁，我们就事论事。赶牛车的要比下大田的壮劳力多半天工分，会不会影响一线生产的积极性？”
队委会其他成员碍着贫协主任的面，沉默。
老吴打圆场：“那就13分吧。”
我说：“还是多了一些。”
刘承新看着我说：“多什么？我们要比大田的人晚下班一个小时呢！”
几个知青队委忍不住了，笑着说：“那是牛车走得太慢，就算晚一个小时，12分也到顶了。”
刘承新不高兴了，把手一挥说：“那也不是你们说了算！”
我说：“这样吧，晚上正好要开社员评工分会，就放到社员会上讨论，由大伙一起来决定吧。”
晚上，社员一听说讨论牛车工分，几乎异口同声喊：“10分！”
现在已经进入春忙，在大田干卯子工的最高分是12分，二线活给10分是正常的。
我问几个赶牛车的老头同不同意？他们支支吾吾地说：“大伙说了算。”
刘承新显然不满意，脸都挂了下来，但知道再说什么也没用了，抽着自己卷的大喇叭烟，什么也不说。
接下来进入每季度一次的工分评比。
评工分是最令人挠头的事，本来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但评不好就会结下梁子，见了面像仇人一样。
现在是四月份，评的是一季度的工分，整个评比很不顺利，一直评到半夜。
主要是因为大家对身强体壮的王加顺和吕永田两个人有意见，他们一冬天大部分时间没出来干活，就像小丫说的，是“在家里猫冬的大老爷们”。见自己被评了二等工，他们面子上下不来，不服气地争起来。
见他们争了好半天，知青陈国明和王晓雁站起来说，自己被评上一等工太高了，主动提出降为二等。
这一下会场鸦雀无声。
国明自从上海回来后，就像变了个人，大田干活从不叫苦叫累，打场时经常加班加点，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所以被评上了一等工。
王晓雁是女知青，负责科研，但一冬天都在一线刨粪没歇过一天，备耕时又起早贪黑测量土质，再根据种粮品种，制作了不同地块的施肥表格，使今年购买化肥针对性强，生产队资金用在了刀口上，获得了大家的肯定，在队里是少有的几个被破例评上一等工的女知青。
大家没同意他们自愿降等的请求，而是拿这两人干的活与争工分的人比了起来。那两个大男人自觉没趣，坐在那里再也不发一声。
本来，生产队一把手这活就不太好干，现在，为评工分的事，我又把自己顶在了风口浪尖。当然，我并不害怕，无论我得罪了什么人，只要我自身过硬就行。
我提醒自己将来不要因为开会多了，处理事务多了，第一线劳动就少了，与社员接触也少了。
第一线劳动少了，以后就干不动了。一上大田就老拉在社员后面，社员会看不起你，你想要让社员干活，社员就会拿白眼看你。
与社员接触少了，就会无形造成一堵墙，隔着墙，你听不见看不见，就像瞎子聋子一样，走不动路拉不开架子，最后要么堕入到命令主义，要么堕入到优柔寡断，没有人会帮你。
对知青当队长的我来说，本身还有一个先天弱点：缺少农业技术，缺少生产经验，如果再“两多两少”，那就更没有后劲。
我不想到年底又成为一个被换下的队长，我希望从我开始，这个生产队能有一个连任下去的队长。
正文 124、猪崽抓阄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49 本章字数：1824
春天来了，按惯例，队里要分猪崽。
今年生产队养了五头老母猪，一冬天下了六十多口猪崽。一大早，我与老吴正在队部屋里商量怎么分猪崽的事，在外面的社员等不及了，大声喧哗起来。
我出屋对大家说：“开会吧，宣布几条规则。”
王加顺挺有主张地说：“开什么会，抓就得了！”说罢他带头跨进猪圈，其他人也一哄而入。
只听一片猪嚎，王加顺已经美滋滋地拎着个肥猪崽的腿从猪圈出来了，还有人正睁大眼猫着腰在猪圈里四处乱摸，专找身材长个头大的。
我喝道：“放下！一只也不准抓！”
王加顺把猪崽腿攥在手里，冷眼看着我，舍不得放下。小猪崽在他手中乱蹬乱踢，甩出的粪便溅到了他的衣襟和脸上，弄得像个鬼一样。
我忍不住骂道：“你一冬天干活不出力，分猪崽倒来劲啦！大伙看看，这家伙像不像土匪强盗？”
大家哈哈大笑，猫在猪圈里的人在笑声中也不好意思地又钻了出来。
王加顺在大家的嘻笑中讪讪地把猪崽放回了猪圈。
老吴从屋里出来，一声不吭。分猪崽他也有份，所以想避嫌。
我是知青，知青点不参与分猪崽，与社员没有利益之争，没人能说我什么。
我说：“宣布一个规则，每个猪崽都会贴上号码，大家抓阄，抓着哪个就是哪个。这世界上，有时候没什么理由好说，抓阄就是最公平的。”
抓阄的事，由老吴队长和昊宇负责，完事后到会计刘鹏晖那儿报个账就行了，我去县里开春耕现场会。
县里的春耕现场会开了两天。会刚散，我正想回生产队，县知青办找到我，通知我去省里开一个知青座谈会。我不想去，找了个理由：春耕现场会上，公社又多给我们生产队2000斤稻籽，水稻面积要扩大，涉及到地块调整，这一点都不能耽误。
地区知青办得知后，决定当晚用小车把我送回去安排生产，第二天一早再来车，直接把我从生产队送到北安，上去哈尔滨的火车。
我想了想，找不出拒绝的理由了，只好答应。
晚上回队后，我先问了水稻技术员刘鹏晖关于扩大种植面积有哪些难题；又问搞科研的王晓雁，哪些地的土质适合扩种水田；然后上老吴家商量地块调整和人力马匹的安排，决定明天一早开队委会落实；最后又去马厩看了看马，同饲养员聊了一会可使用的马匹情况。
回到宿舍躺下时，已经是深夜11点多了，翻来覆去睡不着。下乡五年多，只有探亲时路过省城哈尔滨，从来没出火车站到市里逛过。但这次我并不是因为可以进省城而睡不着，我是想起了一位知青战友：邵子昂。
他去哈尔滨读大学已经是第三年，工农兵学员的学制是三年，今天夏天就应该毕业了，我想去看看他。
到哈尔滨的第一天晚上，我联系了邵子昂。
邵子昂得知第二天下午我有一个会议的空闲时间，他也正好没课，就来到我住的北方大厦。
邵子昂还是那样子，见我就问：“爱辉现在好吗？黑龙江淌冰排了吧？”
我说：“黑龙江淌冰排要到四月底五月初，我们队的小麦已经播完了。”
邵子昂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主席最近有这样一首诗：‘父母忠诚为国仇，何曾怕断头？而今天下红遍，江山谁守？虽未死，鬓已秋，身躯倦，你我儿女，忍将夙愿付东流？’”
吟罢，邵子昂感慨万分。
他到底要比我大五岁，对政治很敏感也很关心。
我却似乎已经麻木了，脑子里只有春耕、粮食、种子、化肥，还有知青点的伙食……我想起前些日子和云龙谈起主席那句“地球在害病”的感叹，认定年轻人咤叱风云的狂傲已与我渐行渐远，我只想努力做一些平凡实在的事。
所以我不以为然地对邵子昂说：“那诗中的‘你我儿女’可能并不包括你我这样的知青吧？主要还是指开国元勋的下一代。”
邵子昂很认真，他说：“应该是泛指年轻一代，是指共和国的同龄人，怎么能不包括我们呢？”
我不再作评论，但告诉他一件事：“我们公社有一个知青，虽然出身工人家庭，但却很有想法，他琢磨了很久，写了一篇《中国当代各阶级分析》的长文，寄给高层领导机关。结果，他被隔离审查了。”
邵子昂听后，良久不语。
正文 125、谁教育谁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49 本章字数：2124
在哈尔滨开了三天的知青座谈会，又去参观了好几个兵团和知青农场。
说实在的，我很羡慕兵团和农场有那么多年轻人，但他们100多人甚至200来人睡在一个大宿舍的生活环境，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插队知青的生活与他们有很大的不同，像我们知青点，已经盖了三栋房，最早盖的女知青一栋房是四套房间，每套住4个人；后来盖的两栋男知青房，每栋两套间，每套现在住4个人，将来如果需要，一套就是一户人家。
我认为这些房已经够最后能留下来在农村成家的知青用了，新的计划是再盖一栋200平方米的大食堂，全部砖瓦结构，水泥外墙，拱型屋顶，靠江边那面墙的窗户要设计成整块大玻璃，能把黑龙江春夏秋冬的四季景色一览无余。
这个食堂平时还可兼作生产队社员会议活动室。
所以，尽管兵团农场算国家职工，插队的是挣工分的农民，但我觉得还是插队比较自在一点。
不知不觉已经离队十天，终于可以往回返了，我归心似箭。
回队第二天我就下地干活去，发觉自己真像个农民，一干活就觉得全身舒服，心里踏实。
我平时最不喜欢干的活是洗衣服补鞋袜，真叫人挠头。
一般我是这样安排的：把换下来的脏衣服放在一个麻袋里，等到箱子里实在没有衣服好换了，我就请一天假，洗一大堆。当然，有时因工作太忙，换到最后一件还是没法请假，就从脏衣服里挑一件稍微干净点的支撑一下。
那天，我在江边洗了好大一堆衣服，够我支撑个把月的，然后又把被子拆洗了。晚上，我趴在炕上缝被子，让县里来的知青慰问团老何看见，跑到女知青宿舍大喊大叫：“谁去帮他缝被子？”
自从上海插队干部调回去后，上海继续有干部过来，但不再叫插队干部，叫上海干部慰问团。他们不像以前那样分插到各生产队，而是集中在县里，每两人一组，选几个生产队蹲点，时间短则一年，长不过两年就回沪轮换。
先后在我们生产队蹲点的慰问团干部有来自铁道医学院的老马、上海市委办公室的老赵，现在的两位，是上海外事办的老沈和上海市委机关事务局的老何。
老何这么一叫，来了五六位女知青。老何跟在她们后面一个劲儿地嘀咕：“他这么辛苦，又要忙队里的事，又要管知青点的事，怎么就没有人帮他洗个衣服缝个被子？”
大家听了笑，我也笑。
其实，这些活我都会干。不要说洗被缝被，还在我15岁父母被隔离审查的那年，我就学会了用缝纫机给弟妹补衣服。我对大家说：“你们回去，这么点小事，我自己会弄。”
王晓雁抢过我手中的针说：“来都来了，就让我们来缝吧。”
下乡五年，让女知青帮我缝被子，这还是第一次。我站在那里，有点尴尬。
昊宇见我闲着没事，把我叫出屋外，说：“前些日子见你忙，有一件事没告诉你。”
我问：“什么事？”
昊宇说：“老吴这个副队长当得不咋地，上次分猪时社员为什么冲进猪圈自己抓？那是因为老吴知道当天要分猪崽，一大早别人都没起床呢，他就自己先去猪圈抓好了。”
我惊谔：“不会吧？那年两个队长婆打架就是因为他抓猪崽引起的，还不接受教训？再说我跟他商量抓阄，他也同意的。”
昊宇说：“你去和他商量时，他已经把猪崽子抓好了。那天他眼看着社员到猪圈抢猪崽，为什么连屁都不放一个？心虚呀。”
昊宇那天配合老吴一起抓阄，轮到老吴时，老吴说报个账就行。昊宇追问为什么？这才知道老吴自己已经把猪崽抓回家了。
我听后只剩下摇头。这老吴，乍就对猪崽这么感兴趣呢？同样的错误竟犯了两遍。
我对昊宇说：“看来我要找老吴谈谈心了。”
昊宇说：“你找他怎么谈？这到底是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呢，还是毛主席说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我说：“那是理论问题，我要谈的不是理论，而是事情本身。”
我找老吴聊了，他光听不吱声。
第二天晚上在知青食堂吃饭时，妇女队长张春芳提醒我：“老吴和刘承新都对你有些意见。”
我问：“什么意见？”
张春芳告诉我：“说你主观骄傲。还有，说你不会一辈子待在农村的，迟早有一天要被上面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