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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是一个文化大战略，即通过文化的力量来维护统治。好一点的，不过但求长治久安；坏一些的，则还要实行专制。但不论是长治还是专制，帝国的统治者都不会忘记藏在皇袍里面的屠刀。于是，用文化来统治，就难免发展为〃用文化来专制〃；而〃用文化来专制〃，又必然发展为〃对文化行专制〃，其登峰造极者则为乾隆。乾隆在文化上的所谓〃建树〃主要有三条：一是编纂了《 四库全书》 ，趁机滥杀文化，荼毒心灵；二是写了四万多首狗屁不通的诗，当上〃中国第一诗人〃；三是大兴〃文字狱〃，制造人间悲剧。文字狱其实早已有之。汉律，〃吏民上书，字谬辄劾〃（刘勰《 文心雕龙· 练字》 ）。一个名叫石建的郎中令，只因为〃马（馬）〃字少写了一点，就吓得魂飞魄散。不过，大兴冤狱，还数明清。其中，若论吹毛求疵，当首推朱元璋；论规模效益，则首推乾隆帝。朱元璋的特点是神经过敏。即便是歌功颂德的文章，只要出现〃则〃、〃生〃、〃殊〃等字样，一律格杀勿论。因为〃则〃就是说他作〃贼〃； 〃生〃就是说他当过僧人，〃殊〃则是骂他〃歹朱〃。乾隆帝的特点则是大开杀戒。乾隆的文字狱，一是时间长，四十年；二是案件多，一百三十起；三是范围广，平民百姓也杀；四是心肠硬，疯子胡话也不肯放过，马屁拍得不响也兴师问罪。然而就是这个制造文字狱的高手，居然厚着脸皮说什么〃联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真是恬不知耻！
这样的罪恶行径是不可能不遭报应的。乾隆以后，大清帝国就开始走下坡路，直到被太平天国和西方列强打得瘫痪为止。明所遭到的报应则更具有戏剧性。有一则民间传说讲，明末，崇祯皇帝派太监到宫外测字，求问国运。太监说了一个〃友〃字。测字先生说，不好，反贼出头了。太监改口说是〃有没有〃的〃有〃。测字先生又说，不好，大明江山去了一半。太监又改口说是〃申猴酉鸡〃的〃酉〃。测字先生说，更不好，至尊天子砍头去脚了！这当然是〃小说家言〃，不能当真，但却也说明一个道理：谁要是用咬文嚼字牵强附会来屠杀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就会用同样的方法来诅咒他！
第三章 伦理治国 五 一箭双雕
平心而论，文字狱在帝国的历史上不可能是常规，正如焚书坑儒只可能一次。伦理治国的本来目的就是要以〃软控制〃替代〃硬打压〃，岂能动不动就人头落地？所以，帝国的屠刀通常是藏在袖子里面的，就像狐狸尾巴多半藏在袍子下面一样。高高举起的，是让许多士人垂涎三尺的东西……官与禄。
这个方针在西汉时期就确定下来了。自从汉代确立了对人民尤其是对读书人的怀柔政策，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也就出台。这就是让那些饱读诗书的儒生到朝廷来做官，成为帝国的御用文人。汉制，地方官有向朝廷推荐人才的义务，不推荐者有罪，推荐非人同样有罪。汉武帝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 汉书· 武帝纪》 ）如果地方官牧民一方，居然一个人才也发现不了，那就是玩忽职守。这就是汉代的〃察举制〃，是〃独尊儒术〃之前就有的。董仲舒就是因为被举为〃贤良方正〃，金殿对问，才发表了他那著名的〃天人三策〃。但尊儒之后，人才的选拔便明显向儒家的治国主张倾斜，道德品质被看作首要标准。比如〃孝廉〃，就要求孝于父母而廉于国事。因此被推荐者，一定要有孝行和廉绩。〃博士弟子〃（这是汉武帝应董仲舒之请设立的），则要求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总之是要求〃品学兼优〃。这正是伦理治国的原则所使然。
然而事与愿违。不到东汉末年，所谓孝行和廉绩，便已经不过是某些人沽名钓誉的手段。时谚有云：〃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地方官察举的秀才和孝廉，或者不学文化，或者不养父母，全都徒有虚名。于是〃察举制〃废，〃荐举制〃立。所谓〃荐举〃，又叫〃九品官人法〃，也叫〃九品中正制〃，就是在各州、郡、县设〃中正官〃，由他将人才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然后按品授官。这种明显带有人治色彩和垄断色彩的制度，当然也弊病甚多。其最明显的问题，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帝国的官职被士族阶级垄断，真正的人才无法脱颖而出。于是到了隋唐，又被代之以〃科举制〃。所谓〃科举〃，就是通过全国统一的分科考试（科）谏选拔人才（举），所以叫〃科举〃。在这种考试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只要确有学问，哪怕出身寒门，也有可能由布衣而卿相。显然，从察举、荐举到科举（它们被统称为〃选举〃） ，帝国的人才网罗制度确实是日趋成熟。科举制一兴，天下士人趋之若鹜，帝国罗网疏而不漏。难怪唐太宗看见新科进士鱼贯而人，要高兴得手舞足蹈，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了。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双赢〃的方案……帝国得到了人才，士子得到了官位。但真正的赢家，却其实是帝国。它付出的代价，只不过几个官位和一些俸禄，可以说成本极低，甚至可以说是零成本。因为这些官位和体禄反正是要给出去的，不给儒生士子，也要给别人。因此帝国并没有亏损什么，甚至根本就没有亏损。
然而红利却相当可观。首先，它换取了几乎整个知识界对帝制意识形态的认同。当然，没有这一认同，帝国也可以强制性地独尊儒术，并把所有的反对派都赶尽杀绝，就像秦始皇做过的那样。但这样做是没有意思甚至没有意义的。不识字的草民原本就别无选择，帝国自己又不能生产知识和思想。它真正要钳制的，是那些读书人的头脑。只有知识界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帝制意识形态，帝国〃用文化来统治〃的战略方针才真正获得了成功。现在，一代又一代的所谓〃知识分子〃都心甘情愿地奉帝制思想为圭臬（guinie），诚惶诚恐地拜倒在它的脚下（其实是拜倒在帝国的脚下），争先恐后地为它效劳（其实是为帝国效劳），岂非〃天下归心〃？更何况，这些头脑被儒学占领后，就不会胡思乱想，接受和产生什么异端邪说了，而这，恰恰正是帝国担心的。帝国在得其利之余还能去其弊，岂非〃双丰收〃？
何况还另有收获，这就是找到了维系天下一统的最佳方式。一般地说，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只有农民、地主、商人、贵族的社会，应该是封建小国，邦国时代和西欧中世纪都如此。因为小农经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并不需要大范围远距离的接触、交往和流通，完全可以做到〃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那么，他们凭什么要统一为这样庞大的帝国？帝国又凭什么来维系它的一统？现在我们知道，中华帝国靠的是文化，是中国的文化和文化的中国。共同的经济基础，共同的生产方式，共同的生活习惯，共同的风俗礼仪，共同的语言文字，再加上共同的思想观念，共同的伦理道德，这就是一盘散沙似的小农经济的中国，居然能长期维持大一统的秘密。中国的思想家甚至还有这样的观念，即无论你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只要接受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相反，如果你放弃中国文化，那你不是中国人，当然也不是外国人，只能算是〃假洋鬼子〃。这就叫〃夷狄行华夏则华夏之，华夏行夷狄则夷狄之〃。这一观念，无妨称之为〃文化高于种族〃，与现代西方人主张的〃人权大于主权〃迥异。
显然，在这里，共同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是最重要的，甚至比共同的语言文字还重要。〃车同轨〃只是物质基础，〃书同文〃只是文化基础，〃行同伦〃才是心理基础。事实上，也只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统一也才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强制性的。这是一个文化大战略，需要不知多少代的人的努力，尤其需要承担着文化传承和传播任务的知识界热情投入。这当然并不容易。然而，由于帝国成功地处理了它与知识界之间的关系，就不但实现了这一目标，而且还收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
现在看来，让儒生充任官员，并不仅仅只是对知识和知识界的赎买，它还有更为长远的意义。我们知道，由于帝国过于庞大，它在事实上不可能像小国寡民的邦国那样，实行国家元首对属下巨民的直接控制和管理，而必须假手于他人。这就是前章已经提到，后章还要细说的〃官员代理制度〃。广义的官员包括两种人。一种是专门负责处理具体事务（比如征税和司法）的行政工作者，这就是〃吏〃，也就是现代所谓〃技术官僚〃、〃职业官僚〃或〃事务官〃。另一种是可以承担立法、决策、牧民、教化等任务的政治工作者，这就是〃官〃，也就是现代所谓政治家、政客或〃政务官〃。秦王朝主要由吏员而不是官员来治国，甚至在焚书之后下令〃以吏为师〃，结果失败。其原因，就在于帝国要解决的主要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政权的稳固，社会的安定，人民的富足，国家的强盛，都需要那些有政治头脑的人来思考，来解决。就连七品县令这样的〃芝麻官〃，也需要有政治头脑，方能清醒明白地领会中央和上级的意图，将帝国的方针政策贯彻到底。当然，还有一点也至关重要，那就是这些头脑必须和帝国的思维同步。如果他们自以为是甚至自行其是，或者大唱反调，则帝国同样会崩溃，而且崩溃得更快。也就是说，帝国的官员必须有政治头脑，但又不能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而必须以帝国的头脑为头脑。这显然是一个难题。
这个难题却因儒生充任官员迎刃而解。儒生是儒家道德观念和国家学说培养熏陶出来的人，他们的思想和帝国完全一致。而且，由于他们寒窗苦读，对儒家经典已融会贯通烂熟于心，用于治国，自然长袖善舞得心应手。因此，当他们进入中枢或派驻地方时，便能根据儒家学说推行礼教，处理事务，并自动进行控制调节，保证各地区的步调一致，统一协调。另外，由于深受〃忠君爱民〃信条的约束，他们一般都能忠于职守，以保境安民为己任。贪赃枉法昏庸懒惰的也有，大逆不道起心谋反的却极少。也就是说，他们可能腐败，却不会谋逆；可能弱智，却很难造反。至少，在所谓〃承平时期〃是如此。当然，国难当头之际，兵临城下之时，也会有人临阵脱逃、里通外国、苟且偷生、卖主求荣；但同时，更不少人会挺身而出，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披肝沥胆，与敌周旋，甚至杀身成仁，如颜真卿，如文天祥，如史可法，如黄道周。这样的例子，是史不绝书的。
以儒生充任官员的好处，还在于这些人是〃士〃，是读书人。也就是说，他们进人国家政权机构，不是因为掌握了资源（土地），掌握了财富（金钱），也不是因为有什么政治资本（功绩）或者特殊关系（裙带），而是因为掌握了知识（学问）。这就安全。一个人，如果功劳太大，势力太强，钱财太多，资源太丰富，他对帝国就会产生威胁。儒生掌握的那点知识和学问就不要紧。因为那些玩意除了为帝国效劳，没什么别的用处，也造不了反。实际上，较之地方豪强、割据军阀、行商坐贾、功臣勋贵，儒生更亲近皇帝，更赞成帝制，也更主张独尊儒术，因为那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他们的知识和学问只有依附于帝国，才有价值，也才有用武之地。这是他们不会也不愿反对帝国的原因。相反，由于他们以忠君和爱民为精神支柱，以耕读和游宦为全部生涯，既能保持与小农经济的天然联系，又能超越小农经济的狭隘性，因此，当他们走遍海角夭涯时，就会把礼乐教化和中央精神带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帝制意识形态的义务宣传员，伦理治国的自觉维护者和执行者。
另一个意外的收获，则是由此产生了一个〃缙绅阶层〃。他们主要由退休官员、未仕举子、社会贤达和地方领袖这四种人组成。其中，退休官员是过去的官，未仕举子是未来的官，社会贤达和地方领袖则一般也有〃功名〃或〃闲职〃，由朝廷钦赐〃冠带荣身〃，算是〃名片官员〃，因此叫〃缙绅〃，也叫〃绅士〃。缙绅的本义，是大臣上朝时用来插？？？的腰带。绅士，就是系绅带的士。士，就不是官；系绅，又有一点官的意思。不上朝却又有插？？？的腰带（荣衔或闲职），则说明他们有一定社会地位，也说明他们能够游走于官民之间。
显然，这是一些处于朝野之间，半官半民、亦官亦民的人，是帝国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因为尽管帝国拥有数以万计的官员，但要真正做到〃德被苍生〃，还是力不从心。尤其是明代，明令禁止官员擅自出城，违者以〃扰民〃论罪，判处极刑。这样，广大农村的礼乐教化甚至民事纠纷，也就只好拜托这些缙绅偏劳了。们也都是知书达理的，又和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义不容辞。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是儒家道德观念和国家学说培养熏陶出来的人，因此会白觉地推行教化维持秩序，地方官则可以安居城中坐享其成，闲来则游山玩水吟诗作赋附庸风雅。帝国无须增加编制而义务效劳者甚众，未仕和致仕（退休）的都是它的帮手。这岂止是一箭双雕？简直就是一本万利！
第三章 伦理治国 六 沉重的代价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伦理治国或者说独尊儒术的原则维护了帝国制度，却让我们民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首先是没有了思想。我们民族曾经是很有思想的。儒家有思想，道家有思想，法家有思想，墨家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