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助长官处理事务的属员。僚属在帝国前期由县官自行征辟，隋起改由中央政府任命，结果从此形同虚设，成为闲职冗员，所司事务均委之以吏。吏，本来也是官员队伍中的一分子，只不过政务官叫官员，事务官叫吏员。所以官吏二字，往往混为一谈。比如〃吏治〃，比如〃封疆大吏〃，其实说的都是官，不是吏。但自隋唐以后，官与吏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只有官和僚才算是官（干部），吏则是民（职工）。各级衙门的长官和僚属不论职位高低，都是〃朝廷命官〃，也都有品级，比如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胥吏却是官府中的〃服役人员〃，其身份与衙役并无区别，只不过其他人或服劳役，或服兵役，他们则提供知识性服务而已。因此胥吏地位极低（常被呼为〃狗吏〃） ，待遇也极低（往往领不到薪水）。吏员的禄食，有的朝代有，有的朝代没有。同一王朝之中，又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即便有，也微不足道。官的俸禄尚且不高，何况乎吏？
比胥吏级别更低的是衙役，比如更夫、捕快、狱卒之类。这些人根本就是〃民〃，最初都是从民众当中征发来无偿服役的。既然是无偿服役，自然并无薪水，只有伙食补贴，叫〃工食银〃，其数亦不过每日二三分，仅供夫妻二人一餐之用。这在帝国，已是〃皇恩浩荡〃。因为其他被征发来无偿服役（比如修城墙）的民众，政府是连一餐饭都不管的。但在这些人，却是生计维艰。因为他们一年到头，都要在衙门里当差。不像其他民众，尚有别的活路。
然而尽管如此，愿意担任县官、胥吏、衙役的仍大有人在。原因就在于这些职务虽然薪资极低，权力却很大，也很威风和排场。前已说过，帝国是典型的权力社会。它的一切都是靠权力来维持，也是靠权力来运作的。因此，为了维护权力的至高无上，帝国从来就不惜成本，不吝代价。这样，一个人，只要拥有了帝国赋予的权力，他就有了高于一般民众的地位，哪怕他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中，只不过是一个最不起眼的蕞尔小吏。但由于他在行使权力的时候，代表的不是他个人，而是帝国，就不能不让一般民众胆战心惊。换句话说，胥吏和衙役虽然不是牧羊人，却好歹也是牧羊犬。这就足以让〃羊〃们敬畏。
州官县官的权力就更是大得吓人。作为朝廷派遣至州县的〃牧民之官〃，他集司法、行政和监察之权于一身，在一州一县之内令行禁止，生杀予夺。由于上级部门非有大事不会过问，僚属、胥吏、衙役、百姓又全无监察之权，因此县太爷们完全有可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让治下小民魂飞魄散，家破人亡。也因此，历史上又有〃灭门知县〃和〃破家县令〃的说法。
一方面是权力极大，另一方面是薪资极低，那么，有谁不用手中的权力来换取好处呢？
最常规的做法是收取〃耗羡〃。我们知道，帝国的财政收入，主要靠纳税完粮。运到国库【文】里的，便既【人】有银子，也有【书】粮米。但从【屋】地方到中央，千里运粮，岂能不损耗？碎银子要铸成元宝，损耗也在所难免。然而户部收缴的银粮，却要求足银足米。因此，只能在收银收粮的时候多收一点，叫〃米耗〃和〃火耗〃。米耗，就是多收的粮；火耗，就是多收的钱，统称〃耗羡〃。这是于事有理于法有据的，不能算作违法乱纪。问题是〃耗羡〃的计算方式却很含糊。地方官在计算损耗的时候，当然也不会有多少算多少，而是会再多算一点。这就有了一笔额外收入。这笔额外收入，既不是贪污，也不是受贿，只能说是〃税外收费〃，因此历来就被视为理所当然。
此外还有种种灰色收人，如〃公事〃、〃规礼〃、〃罚赎〃等。公事，就是乡里来县办事时送的红包；规礼，就是逢年过节地方商贾缙绅送的礼金；罚赎，则是赃罚赎罪之银两。这些自然都落入州官、县官腰包，数目也相当可观。比如海瑞在淳安县令任上，一次革去的各种不正当收入，就达六千两之多。这些所谓〃不正当收入〃； 其实还是常规性的，官场上习以为常不被看作腐败的。如果州县贪得无厌，则还会层层加码，以至于〃征收有羡余，又有额外之征；罚赎有加耗，又有法外之罚〃（张萱《 西园闻见录》 卷九七）。这一州一县民众百姓的日子，也就可想而知。
州官县官以权谋私，胥吏衙役也不含糊。他们以权力换取好处的办法和门路并不比长官少。因为长官〃君子动口不动手〃，收租催赋、摊派徭役、管理市场、设置关卡、处理民事、捉拿人犯，便都是胥吏和衙役的事，其中自然大有文章可做，大有油水可捞。最〃廉洁〃的，也会在下乡收粮时白吃白喝，代交诉状时收取茶钱。而且，由于吏员不受官员回避乡里、期满调任的限制，因此为吏者往往世代为吏，以至于〃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胥吏成为横行一方、连官都要让他三分的〃地头蛇〃。对于这样的地头蛇，老百姓除了花钱去〃摆平〃以外，是没有什么别的办法的。
事实上，如果县官只不过收点〃耗羡〃，胥吏和衙役也只要点〃茶钱〃，这一方百姓的头上就要算是〃青天白日〃了。可惜帝国默许的〃税外收费〃并没有谱，州官、县官、胥吏和衙役们又欲壑难填，结果百姓们便只好无休止地接受他们的盘剥。比如依照《 大清会律》 的规定，各地驿站（机要局、邮政局兼招待所）的号草（驿站喂马的草料），应由地方财政拨款向当地民众购买，所需经费则从田赋正额和地丁银子中拨给。然而许多地方的实际做法，却是让老百姓无偿缴纳号草，政府并不给钱。这就已是盘剥。更可恨的是，草民们在交草时，还必须向驿站的吏员和差人送银子，而驿站的秤也从来就不准。于是百姓们在缴完了皇粮国税以后又被盘剥三次：白交，多交，还要送红包（请参看张集馨《 道咸宦海见闻录》 ）。
这还不是最黑暗的，最黑暗的是司法腐败。比方说，在民事诉讼中两边勒索，吃了原告吃被告，一直吃到双方都家财已尽时，才〃各打五十大板〃，草草了事；或者在刑事案件中严刑逼供、草菅人命、榨取钱财，甚至故意制造冤假错案，敲诈勒索。比如某地发生盗案，则将被盗人家周围富户全部假定为有窝赃嫌疑，予以拘捕，然后从上到下地收取贿赂。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帝国的子民在这种〃牧羊人〃的〃放牧〃之下，除了不断献出〃羊毛〃甚至〃羊肉〃之外，几乎已没有办法保住自己的小命。
第四章 官员代理 三 权力的赎买
州县体禄太低而权力过大，只是官员腐败的原因之一。它既不是腐败的全部原因，也不是腐败的根本原因。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必须追踪州县盘剥所得的去向。
去向也很简单：一部分落人私囊，一部分孝敬上司。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包括〃耗羡〃在内的额外收入是只有州县才有的，因为只有州县才是直接与民众打交道的〃牧民之官〃。也只有他们，才能在常规税费之外加收加派。这就会造成极大的失衡，即级别最低的州县的收入，竟大幅度地高于府道、抚督和中枢官员（京官）。这当然绝不可以，事实上州县也不敢独吞自肥。他们的这笔额外收入，是要拿出相当部分来孝敬上级的。问题在于要有一个名目，也要有一个规矩。没有名目，便会有行贿嫌疑；没有规矩，则无从把握分寸。好在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帝国的官员们从来就不缺乏智慧，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案很快就在实践中产生。它的名字，就叫〃官场陋规〃。
官场陋规又叫〃规礼〃，也就是照规矩要送的礼金。这些规礼包括临时性的和常规性的两种。常规性的大体上是冬夏各一次，分别叫〃炭敬〃（取暖费）和〃冰敬〃（降温费）。再就是〃三节〃（春节、端午、中秋）、〃两寿〃（领导和领导的太太过生日），要送〃节礼〃和〃寿礼〃。礼金的多寡，因地（穷县富县）因职（肥缺苦差）而异，但不送是不行的。
临时性的礼金也有一定之规。比如上级来视察时要送〃程仪〃（即〃路费〃） ；下级到上级衙门办事要送〃使费〃和〃部费〃，其中送给地方政府的叫〃使费〃，送给中央部院的叫〃部费〃。此外，长官的门房那里要送〃门敬〃，跟班那里要送〃跟敬〃。如果是接到任命，进京陛辞，或原本在京待命，即将赴任，则离京之时须向有关官员送〃别敬〃。公元1845 年（清道光二十五年），一个名叫张集馨的地方官，从朔平知府调任陕西督粮道（主管西北地区军粮的地方官）时，仅在北京的〃别敬〃就花了一万七千两银子。上任后，仅送给巡抚的规礼，一年四季就共要五千二百两；而这位陕西巡抚，便正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请参看张集馨《 道咸宦海见闻录》 ）。实际上大约除海瑞和少数几个人以外，几乎没有州县不取〃耗羡〃，没有督抚不收〃陋规〃，没有京官不接受〃孝敬〃。能不在常规之外加码，便是清官。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即此之谓。这是连康熙这样的皇帝也无可奈何的事情（唯雍正帝曾试图革除，但至乾隆时即恢复）。正因为皇帝默认，百官奉行，谁也不当真把它看作腐败，因此是一种不算腐败的腐败，我称之为〃非典型腐败〃。
在这里，我们分明看到了帝国的尴尬与两难。
众所周知，康熙并不是糊涂皇帝，他难道不知道〃耗羡〃有问题？当然知道。为什么不改呢？因为改不了。同样，林则徐也不是贪官污吏，他难道不知道〃陋规〃是腐败？当然知道。为什么还要收呢？因为不能不收。其实，〃陋规〃二字早就一语道破天机，而且简直就是传神之至妙不可言……明知是腐败（陋），却又非做不可（规）。请大家想想，天底下还有比这更荒唐的吗？
荒唐的根源不在别处，就在帝国制度本身。前已说过，帝国制度有三大特征，即中央集权、伦理治国和官员代理，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央集权。这就决定了帝国的各级官员，只可能是皇权的代理人，不可能是民众的代言人。而且，这种代理也只可能是自上而下层层递减的。与民众关系最为密切的州官县官，离权力中心也最远。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因为〃天高皇帝远〃，他们就可以自行其是。因为在离他们并不太远的地方，就有监临的上司。这些上司的上面，又有上司。正是这些上司和上司的上司而不是民众，决定着他们的前程。也就是说，一个官员要想青云直上飞黄腾达，关键在于其上司的赏识和提携。能被皇帝赏识提携当然更好，但对于中低级官员来说，这种可能性极小。因此几乎每个下级官员都懂得一个道理，就是必须和上级搞好关系，至少不能得罪他们。
问题在于，帝国官员之间的关系是极不平等的。上级轻而易举地就能给下级带来好处或造成伤害，下级却很难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上级带来什么实惠，除非他以盘剥百姓所得来孝敬上司。因此，尽管要孝敬上级就难免会伤害民众，但是，在孝敬上级和保护民众之间，许多官员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因为谁都计算得出，作为被帝国雇来放羊的临时工，让包工头高兴显然比羊群的茁壮成长更重要。羊群长得再好再肥，也是农场主（皇帝）的，自己的实惠却只能来自包工头（上级）。何况帝国的羊儿是那样众多，拔几根毛并无伤大雅。羊的任务原本就是生产羊毛，拔掉了还会再长。就算拔光了也不要紧，因为恢复羊群的健康已是下一任牧羊人的事情。
帝国当然不会想不到这一点，它的办法是不断派出诸如巡按、监察御史、钦差大臣之类的人物去检查它的牧羊人。可惜，这种做法的效果十分可疑。且不说帝国是否有那么多监察官员可派，就算有，这些监察官员也是可以用对付上级的办法来搞定的。也就是说，地方官员只要像孝敬上级官员一样，来孝敬监察官员就行了。问题是，孝敬上级官员的钱，是〃计划内〃的；孝敬监察官员的钱，却是〃计划外〃的。这笔钱，不从天降，不由地生，只能在老百姓身上打主意。于是，帝国派出专员监察牧羊人的结果，是羊群又被多拔了一次毛。
荒唐的还不止于此。比方说，明清时代甚至有这样的官场规矩：但凡钦差大臣到省，各府各州各县无论是否涉案，都要参加集资，以供招待之需。集资的总数，往往多于招待的费用。比如清代道光年间，朝廷派大员到山西查案，太原府便以办公费的名义向山西藩库借银招待，事后再向下属摊派。每次借银大约二万两，事后的摊派却有三五万之多（请参看张集馨《 道咸宦海见闻录》 ）。结果，帝国的监察不但未能起到反腐倡廉的作用，反倒给朝廷大臣和地方官吏提供了一次聚敛钱财的机会，这可真让人啼笑皆非。至于下属府、道、州、县交到省里的摊派银，当然不会出自官员私囊，而只能是盘剥民众所得。
可见，州县之所以要盘剥百姓，除了俸禄太低以外，还因为他要孝敬上级；而上级地方官之所以要接受下级的孝敬，则是因为他要笼络京官、打发钦差，这是许多正派的地方官（如林则徐）也不得不收取陋规的重要原因之一。下级必须孝敬上级的原因很简单，就因为上级是〃牧官之官〃。自己的乌纱帽甚至小命，都捏在上司的手里。同样，身为一二品大员的督抚之所以要笼络京官，包括笼络那些级别比自己低的京官和没有级别的太监，则无非因为他们比自己更接近权力的中心。权力，是所有这一切的总指挥和总导演。
实际上所谓〃官场陋规〃，就完全是按照权力和权力关系来设计和实施的。只要存在着权力关系，就同时存在着陋规，而不拘对方是官是吏，是何级别。比如地方上到京城办事用印，要送〃印规〃，这笔钱就是送给办事员的。当然，办事员也不敢私吞，也要按照一定之规分给上司和同僚。到上级领导那里请示汇报工作，也要给门房和跟班送红包。门房和跟班不是官，连吏都不是，是下人。但，宰相门前七品官。门房和跟班接近权力，也有一点小权（替你通报或不通报），因此也有一份陋规。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