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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确没有想到，对一本书的讨论会牵涉出一个全球性的敏感话题，此次网帖的讨论，视角之开阔，语言之犀利，争论之激烈，在一般的评论中还非常少见，尽管参与的人不是很多，但关注的人却迅速攀升，点击率非常高。我再一次品尝了置身其中又置身事外的充当背景的滋味。
知识分子问题已被世界很多国家的专家学者论述，焦点一般集中在知识分子的含义、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等问题上，其实最基本的核心就是什么是知识分子？美国阿拉伯裔学者萨义德在他的《知识分子论》、英国学者保罗·约翰逊在他的《知识分子》中都对知识分子问题做过最直接尖锐的阐述，国内就我所看到的文章在论及知识分子问题时也有很多人承接了他们的观点。萨义德的知识分子理论一般被人引用的有四种含义，即知识分子为民喉舌，作为公理正义及弱势者、受迫害者的代表，即使面对艰难险阻也要向大众表明立场及见解；知识分子的言行举止也代表、再现自己的人格、学识与见地。他认为，知识分子才智出众，特立独行，秉持独立判断及道德良知，不攀权附势，不热衷名利，是对权势说真话的人。王岳川在他的《知识分子：思想命运与精神定位》一文中，依据其价值取向而非职业特性把知识分子分为四类，其中一类是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关注生命意义、依凭独立不倚的人格精神完成对社会的批判。撒哈拉之心大概也是偏重于萨氏的知识分子定义，并且热烈地推崇萨氏的行藏。而大漠关于知识分子的指向似乎更明确一些，他着重立足于本土，希望脚踏实地地为一个城市担负起力所能及的责任。照我看，这两种态度实际上都建立在对自己生活的城市的爱痛之上，正是有了这样的关切和目光，他们才以最大的热情和良心，寄希望于这个城市的知识分子焕发公共意识。
我很赞赏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以及他的知识分子实践，他是一个既有话语同时又付诸实践的典范，应该说，今天的中国已经很难找到几个像萨义德这样的知识分子了，因此2003年萨义德去世的时候，有很多人包括我都感觉到一团火焰熄灭了，他带走了这个世界上最具有穿透力的声音，也带走了知识分子心灵最猛烈的燃烧。萨义德的存在和离去，都沉重地影响着世界范围的知识分子对诸多问题的思考，也由此看出，一个知识分子只有在具有了公共性之后，他的声音才能对世界产生影响，他的言说才能在推进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放射光芒。
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在当下缺失已久，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专业知识分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的建树，许多专家和学者确实为人类知识的建构贡献着自己一生的心力。但是，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有些专业知识分子越来越专业化，在走出他们的专业领域后，对世界表现出一片茫然，在知识之外，社会责任、公共关怀、批判精神都如风过耳，更遑论为此所要付出的代价。我以为，当作家、学者、教授不再为真理而思考、而写作、而言说的时候，他们就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了。在遍布世界的危机面前，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言说勇气尤为重要，社会良知决定了你对公共事业的责任和参与，言说勇气则决定了你在思想与利益之间的取舍态度。我觉得，不管哪一类知识分子，无论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还是在社会领域，都应该具备最起码的公共意识，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更应该为弱势者呐喊。
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肯定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所知道的知识分子大多局限在学院、科技、新闻等单位，他们依靠体制生存和实现价值，享受着体制所带来的一切好处，吃穿不愁，如鱼得水，很难跨越体制的框限表示公共关怀；即使有一小部分人游离于体制之外，以纯粹的精神立场坚持言说的权利，也只能游走在社会的边缘。知识体制是一个庞大坚固的怪圈，一方面你必须是一个被体制认可的专业权威，你的声音才会有到达和影响社会的机会，而另一方面体制又不看好你在体制之外的批判声音，因此你的发言就不会非常自由。萨义德坚持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但是他的身份也没有能够脱离学院的局限。然而，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象征，他仍然给我们显示了特殊的智慧：我们可以尝试在知识体制之内与社会的链接。也就是说，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必须超越一己的私利，质疑既定的秩序，在精神上保持流亡的状态，以放逐者的心灵探索事实的真相，从而构成对公众事业的业余关怀。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公共角色似乎更难承当，也更需要是非坚持和责任言说的勇气，但却不是无法逾越的鸿沟。只要你坚持了一点点，就向真理靠近了一大步。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称之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但是我希望能够靠近这个目标。也许我不能像萨义德那样奔走呼号，影响大局，但是最起码我可以关注普遍的社会文化症候，用自己的声音传达和提倡社会应该守候的文化理想。一个时代应该有多种声音，一个城市也应该有异声的搅扰，这个声音会打破许多人沉醉的享受，会让许多人睁开蒙眬的睡眼。清醒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是一个城市选择文化方向的基本尺度，也是知识分子批判言说的根柢。我渴望生命的舒展，也相信生存于斯的众生都渴望生命的自由与奔放，然而这样的愉悦不会从天而降，它必须让我们经历痛苦的扬弃甚至撕裂才会走向实现的可能。正如大漠所说：“作家应该勇于承担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对一个城市的文化负责。文化的外延与范围应该进一步扩大，让尽可能多元的文化观和立场一起显现出来，来共同制造这个城市的文化繁荣。这样的公共参与也许会增加我们的负累，也许会让我们多一些骂名，也许还会让我们付出更大的代价，但是，当一个城市因为你的声音和牺牲而有所改变，并且让精神的领地能够广阔而持久地传承，我们的灵魂就获得了超越时空的安宁。”
一种文化的倡导不是某个个人的力量能够完成的，它必须而且肯定是众人合力的结果，但是首先每个个人都要有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那就是身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这种良心不是简单的道德良心，它是每个知识分子有勇气质疑和挑战世俗及既定生活秩序的底座，也是把握社会文化方向的矫正器。因此，一个有责任的作家就是要让自己的文化表达具有最大化的覆盖面积，不管接受与否，无论侮辱赞美，我相信，只要声音到达的地方，总会长出绿色的青苗，也许将来的某一天，还会连起一片参天大树。当然，这是我乐观的臆想，也是我对未来的祝福。
四
我注意到，在这两次网帖中，大漠有一个中心表达，就是作家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一个青岛作家的困境》和《现在谁还需要藏獒》都描述了作家面对世界的态度以及在现实中的思考与写作，所不同的是，前者表现了作家与现实的疏离，后者则阐发了作家对现实的呼应，两种态度产生了两种结果。这种言说正好契合了我对作家与现实的关系的解读，也成为我对自己写作态度的参照和反思。
作家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据守独立的生命体验进行写作，这种体验里包括经历、阅历、思考、想象、情感等等，因此比普通的人群更能洞悉现实真相，直面社会文化危机，无论是体验还是写作，都是对现实的高度精神认知。这就决定了作家既要与现实保持距离，又要在现实中发现存在的痼疾并且勇于表达，不能流俗，更不能随波逐流。一个作家应该既是出世的，也是入世的：出世是要有超然清洁的生活，坚守纯粹独立的精神品格；入世则是对现实怀有关怀的热情，守住自己的良知，坚持批判和质疑的态度。
这种态度无疑会使一个作家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具有尖利的生命疼痛。这种疼痛迫使他不断地寻求一种可能的方式完成他的使命，并且在疼痛中感受生之悲欢。作家的使命就是听从现实的切割和驱使，把他听见和看见的社会与自然的内核昭示于人类，他的疼痛就是现实的伤口。作家对现实的发现是孤独而饱满的，这正如我的独自行走，既遗世独立又与荒原深处的生命之核遥遥呼应，仿佛我是大地遗落在民间的一个孩子，在精神血脉上与大地紧密相连，气息相通。我向着荒原的腹地出发，渴望与大地的精魂相遇，我知道只有荒原才能以高昂的精神引领我向上飞翔，才能锻造生命的纯粹与高贵。我也知道，我与荒原的对话总会在人类对自然挤压的缝隙中发出声音，因为我对于生命以及使命的领悟来源于荒原的启示、宗教的灌顶、感情的交付和精神的承担。
一个这样的生命注定了其写作的向度：一方面，他要艰难地捍卫内心的自由，这使得他几乎是必然地要与现实的生活产生各种各样的紧张感；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了社会文化症候，他必须坚持真正体现独立人格的写作。因此作家的声音必定是孤独的，他常常要破坏很久以来人们遵循的戒律和规则，比如我在我的多部小说中写到过的个体生命的意义实现，因为作家更为尊重的是人的生命、尊严和权利。每一种文明的进步都必然伴随着人的生命的巨大牺牲，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牺牲看作是理所当然，不能在崇高的名义下驱使生命怀着绝望和恐惧走向内心的崩溃，走向黑暗的深渊。我对撒哈拉之心的网帖印象很深，他在大漠第二次的网帖中曾经说到我和王小波的精神相通，我非常喜欢王小波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这次我特意重读了王小波的《个人尊严》，他说：“人有无尊严，有一个简单的判据，是看他被当作一个人还是一个东西来对待。这件事有点两重性，其一是别人把你当作人还是东西，是你尊严之所在。其二是你把自己看成人还是东西，也是你的尊严所在。”王小波认为，“中华礼仪之邦，一切尊严，都从整体和人与人的关系上定义，就是没有个人的位置。一个人不在单位里、不在家里，不代表国家、民族，单独存在时，居然不算一个人，就算是一块肉”。东西是被拿来用的，而生命才是鲜活的本体。任何经历了中国文化秩序和非常时期的人，在内心深处都会保留某种人被作为“东西”的记忆，并且深知这种记忆的历史延续性。于是更多的人持有的姿态是驼鸟政策，要么浑然不觉，要么屈己顺从，恐怕很少有知识分子像王小波的那只著名的猪一样“特立独行”。而我希望的作家就是要在现实中看到常人不能看到的事实，以自己的言说方式唤醒社会对既定存在状态的思考，他的独立、自由、敏锐、尖利的声音注定了他必然处在边缘地带，他因此成为精神荒原和现实空间的孤独的行走者，他是一个因孤独而惊讶、而害怕的号叫者。
这恐怕就是大漠所说的作家的困境，是被许多优秀作家证明了的现实处境。大漠的评论常常一针见血，有着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敢于直言的勇气，目光又非常犀利，批评起来虽然表面上温良恭俭让，但内里却暗藏机锋，入骨三分。他对我的解读理性而到位，从不会因为头脑发热而遮蔽真相，这也是我欣赏他的理由所在。
在此我想表明，不论是我此前的多部小说，还是这次的《藏獒》，贯穿始终的都是我一直坚守的文化理想和批判意识，我从没有在自己的作品中放弃对生命意义、人生苦难和现实痛楚的思考。生命的尊严高于一切，我活着并且为理想写作，这就是我生命的价值。我由此得出结论，作家既要与现实保持一种疏离关系，也要和现实求得一种平衡，谨慎地选择适合的言说方式，才能最大程度地辐射自己的思想，用自己的声音影响最多的人。
与现实保持疏离关系是作家批判和质疑的基本退守，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呈现生、死、崇高、卑微、大我、小我的所有意义，在对生命的强势关怀中，突出生命本体的价值，有意识地漠视既定现实和世俗生活中的所谓规则，而把所有力量集中到“人”和“人性”之上，回归生命的本源。此时作家的写作标志着他的灵魂的取向，却也同时证明了一种精神价值的坚守，和完成是一个多么艰难的过程。作家必须超越他的孤独，给孤独以卓越的品质，让世界在孤独中看到生命的尊严、自然的灵性，以及人的灵魂在孤绝中的上升和超拔。与此同时，作家不能放弃面对世界说话的声音，一种思想的传播依靠多种方式的努力，每一种都值得我们探索和尝试。每一次的下一次都可能是抵达绿色原野的通衢，都可能在清澈天空里遍响回声；每一次的不放弃，都意味着遭遇更多相同的灵魂，这些灵魂是作家艰难时世中至高的安慰，也是沧海桑田后至深的敬意。
行文至此，已是满天霞光，一夜未眠的阅读和写作，是与众多网友的灵魂碰撞。我突然发现，饶有兴味的是，在第一次网帖时出现的撒哈拉之心颇有PK大漠的味道，而到了第二次网帖就可以看到，撒哈拉之心已经被大漠收服，这种收服应该是一种彼此的激赏和认同，传达的是江湖大侠的豪气（大漠和撒哈拉之心都有关于江湖的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