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入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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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入桃花源- 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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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同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沈从文声称要建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这人性其实深深地打着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烙印。最突出的标志是他在《边城》中表现人物的伦理意识和伦理情感,并从现实关系的层面上评价:如渡船老人、顺顺父子、杨马兵等,都勤劳、善良、本分、敦厚、正直、仗义、豪勇……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显现在《边城》审美情趣上,如对*的态度。两性相爱以婚姻和家庭生活为最后的归宿,感情和行为优雅、克制,深合‘发乎情,止乎礼仪’的古训。如作品的风格,精巧、雅致、敦厚,如作品的语言,凝练、清寂、简约,都深得古典意趣。”(《〈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

从上可以看出,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就是弘扬中国的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仁义,即人与人之间的爱。从这个意义上讲沈从文在文学理想中找到了爱。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就是一首人与人之间爱的赞歌。

沈从文,1902年生于湖南凤凰县人,小学毕业。沈从文的祖父沈宏富是当时湘军的一位最高军事长官的将军,但不幸年轻就死去了。沈从文的父亲只是驻守大沽炮的提督罗荣光身边的一员裨将,也年轻就以身殉职。而沈从文的母亲黄英出身书香门弟,比较开明。沈从文6岁时得了一场大病,几乎死去,从此他的体质一直比较虚弱。这时沈从文开始在私塾读书,学习《幼学琼林》、《孟子》、《论语》和《诗经》等,但他对单调的学习不感举趣,一有机会就逃学,他是个小顽童,但他在大自然中练习了丰富的想像力。沈从文的父亲曾行刺袁世凯,失败后沈家在凤凰的地位也败落了。沈从文1917年8月入伍当兵,告别了当少爷的快乐日子。沈从文的母亲承受的精神压力之大,是不难想象的。一个女人家,丈夫多年下落不明,全家靠自己一人操持。及至丈夫有了消息。还没等到他回家,家里已经破了产。大儿子耳聋眼瞎,难有多大指望。大女儿迟早是别人家的人。二女儿正当如花年龄,却不幸病逝。小儿子已过继给了叔父,小女儿刚刚五岁。原指望第二个儿子一改顽劣习性,终能为家中争气,却又偏偏“恶习”难改,不得不在他小小年纪,狠下心将他送出去当兵经受磨难。她经历的原是旧家败落的痛苦。“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轮到沈家,还不过三世。这也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大变动中许多官宦世家的共同命运。鲁迅、老舍、巴金等许多中国现代作家,都经历过类似的家庭悲剧。它带给这些旧家子弟始料不及的痛苦,却也使他们能够直面现实人生,并间接作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在30年代的繁荣。

两年的军旅生活,沈从文从一个小兵混成了部队上的司书,他虽然人小但开口闭口自称“老子”,沈从文目睹了许多惨不忍睹的杀人与被人杀的事情,他的堂兄沈万林被人杀害,人与人的冷漠,恩怨相报的仇杀,人的生命受到无端贱踏,教他读书的文颐真也在冲突中死去。后来沈从文芷江找到他的五舅,他刚从县长任上下来担任了芷江警察所长,由他安排,沈从文在警察所里作了一名办事员。沈从文还有幸认识了芷江的头号人物熊捷生,他也是沈从文的远亲。期间他还学会了刻图章、写草书,作半通不通的五律七律旧诗。沈从文在当地已成为有头有脸的人物,又有钱又有面子,很受人们尊重,人们认为他“办事认真,能干,真是个聪明人。”熊捷生有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沈从文,但沈从文正喜欢上另外一个女孩子,于是就拒绝了熊捷生,这次议婚失败也许改变了沈从文以后的命运。沈从文的朋友马泽淮,也就是他喜欢的那个女孩子的哥哥,竟然骗了沈从文一千多块钱,沈从文无颜见母亲,就留下一封信独自离开了芷江,他失去了友情,也失去了爱情。沈从文打算去北京,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天地。在常德,传来消息,在沈从文离开芷江不久,那位唤起他心中恋情的女孩子,出发到外面读书时,在船上被土匪抢去作了押寨夫人。听到这消息,沈从文怅然若有所失。便仿照失意墨客样子,在客栈墙壁上,题写了两句唐人传奇小说上的诗:“佳人已属沙叱利,义士今无古押衙”,抒发自己心中的感慨。后来,那女人被一位黔军团长花重金赎去。团长不久又被枪毙。不如是出于看破了红尘,还是走投无路,这女人终于进芷江洋教堂作了一名修女,去伺奉冥冥中的天主了。

后来沈从文在保靖又从军了,又做起了书记,抄写文件。在陈渠珍身边作书记,沈从文也学了不少知识。又有幸遇到聂仁德,听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因明”,谈“进化论”。陈渠珍这时草拟了一份计划,将湘西13个县划分为100多个区乡,试行“湘西自治”。经过几次各县县长和乡坤代表会议讨论、协商,就着手实施。于是,单在保靖,就设立了一个师范讲习所,一个联合模范中学,一个中级女学,一个职业女学,一个模范林场和六个小工厂。学校教师和工厂技师,都是从长沙聘来的,薪水比本地人要高。加上原来的一个军官学校,一个学兵教练营,六个左右的军农队,一时呈现出兴旺而有生气的景象。为促进自治,还在保靖置办了一部印刷机,设立报馆,筹办一个定期刊物。办报需要校对,而沈从文在这方面显示的才能既得到陈渠珍的赏识,在讨论到校对人选时,就自然地想到了沈从文。于是,沈从文又被临时调到报馆,兼作校对。从此沈从文喜欢看《新潮》、《改造》了,沈从文的思想正发生着变化,他读过些新书后觉得:“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该有许多事情可作,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了。”他内心里正发生激烈的斗争,他思考着人生,思考着自己的命运,他想着:几年来,自己不正和军部里的所有人一样,寻找人生的转机?可是,这抱负是什么?其实,讲穿了,还不就是冀望沿军中那几十个阶级,一级一级爬上去?眼下,这机运正来到自己身边,前途大有希望。自己的才能正得到陈渠珍的赏识,几年来经历的种种磨难正培养着自己能吃苦的傻干劲头,只要忍耐下去,承认这个现实,并好好利用它,可以一步步作到科长、县长、厅长。可是这支军队的所作所为,过去自己依习惯觉得合情合理,而现在,自己终于明白,这不过是一支半匪半军的队伍。一个军部上下就有几十条烟枪在那里吞吐。陈渠珍的“安境息民”,也不过是要维持少数人在湘西十多个县称王称霸。他们不以天下百姓为念,保守一隅,不思进取。即或自己终于获得了权力,到头来也会被腐烂了灵魂!何况,还得甘心忍受自己上面几十个不同等级“长”字号人物的压迫。在目前的处境里呆下去,风险要少得多,而且可以获得权力。然而权力又有什么用?没有知识,缺少理性,只能用来滥杀无辜。在这世界上,谁也无权随便杀人!而且,历史上那些为官作宦有权力的人,虽然显赫一时,终于一个两个都消失了。“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的诗句悄悄爬上了心头。只有那些献身于人类智慧创造的人,他们人虽死了,生命却永生不灭!知识和权力相比,自己愿意获得知识,放下权力。沈从文把自己想进学校读书的想法告诉了陈渠珍,得到同意后,拿着陈渠珍写的手谕,到军需处领了27块钱,独自离开了保靖。沈从文的人生又一次发生了转机。

1922年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由于他只是小学毕业难以直接进入大学,他只好去京师图书馆读书自学,他试图通过文学来重造社会,因缘时会,沈从文也成了北京大学不注册的旁听生。沈从文尽管努力,也参加过正式的入学考试,但他考了个零分,学校连他的报名费都退给了他,这使沈从文对成为一名正式的大学生不抱希望了。从此沈从文开始不停地写作和投稿,可是他向报刊杂志投出去的许多习作都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甚至受到一位编辑的嘲笑但他自信终有一天会得到文学界的认可。没多久沈从文的经济来源就断了,吃饭也吃了问题,可他竟然这样维持了两年时间,幸亏他得到了朋友和好心人的帮助。他也试着找点适合自己的工作,边工作边学习,但别人都拒绝了他。1924年冬,沈从文于百般无奈中,怀着一丝希望,写信向几位知名作家倾诉自己的处境。这时,郁达夫正受聘在北京大学担任统计学讲师,沈从文也想到了他。11月13日,在接到沈从文的来信后,郁达夫到公寓里来看望沈从文了。这一天,外面正纷纷扬扬下着大雪。郁达夫推开那间“窄而霉小斋”的房门,屋内没有火炉。沈从文身穿两件夹衣,用棉被裹着两腿,坐在桌前,正用冻得红肿的手提笔写作。听见门响,沈从文回过头来。一位年约30的年轻人,身体瘦削,面庞清癯,下巴略尖,正眯缝着双眼站在门边。“找谁?”“请问,沈从文先生住在哪儿?”“我就是。”“哎呀,你就是沈从文……你原来这样小。我是郁达夫,我看过你的文章。……好好写下去。”……默默地听着沈从文倾诉自己来北京的打算和目前的处境,郁达夫感到脊梁一阵阵发冷。公寓大厨房里,正传来炒菜打锅边的声音。“你吃包饭?”郁达夫问。“不。”瞧瞧沈从文的神色,郁达夫一切都明白了。他站起身来,将脖子上一条淡灰色羊毛围巾摘下,掸去上面的雪花,披到沈从文身上。然后邀沈从文一道出去,在附近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饭。结帐时,共花去一元七毛多钱。郁达夫拿出五块钱会了帐,将找回的三块多钱全给了沈从文。一回到住处,沈从文禁不住伏在桌上哭了起来。

沈从文终于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散文《遥夜——五》,这篇文章感动了北京大学教授林宰平,1925年5月,经林宰平和梁任公的介绍,沈从文终于得到了一份工作,去香山慈幼园图书馆做了一各办事员,月薪20元。但没过多久,沈从文就因发表了两篇小说《第二个狒狒》和《棉鞋》,得罪了教务长,为了保持自己人格独立,他自己解聘了自己,又过着穷生活的苦日子。

为了应付目前,在离开香山前后,由于杨振声在《现代评论》任编辑,郁达夫应邀作该刊撰稿人,并帮助编辑部看稿;赵其文担任该刊经理、会计一类职务;沈从文应邀担任过《现代评论》的发行员。北京政变以后,有人介绍沈从文去找冯玉祥的秘书长薛笃弼——薛笃弼在冯玉祥部驻防常德时,曾任常德县知事。——于是他又在冯玉祥部秘书处作过事;那时,沈从文的哥哥正在东北教学生绘画,得知沈从文在北京的处境,便写了信来,要他去东北,他又短期离开过北京。

1925年1月13日沈从文的一篇小说意外地发表在《京报•;民众文艺》上。在这之前,只有《晨报副刊》发表过他的两篇短文,得过五毛钱的书券。一天,《民众文艺》的两位编辑,到沈从文寄身的西城庆华公寓探望文章的作者。谈话中,沈从文得知这两位编辑就是名字经常见于《民众文艺》的项拙和胡也频。过了一星期后胡也频带着丁玲又来看沈从文,巧的是沈从文和丁玲竟是老乡,都是湖南人。一来二去三个人就成了好朋友。他们每次见面总离不开如何想法筹钱,用自己力量办刊物的话题——那时,他们共同感到青年作者所受的冷遇。尽管按当时北京物价,办一个类似《语丝》规模的刊物,每期印一千册,有十二三块钱就可办到。但这时,沈从文和胡也频的文章,按最低稿费标准索酬,也无法找到固定地方发表,寄出的稿件常常一去无消息。当时,《语丝》正支配着北方文学空气,只要能在该刊上发表作品,很快就会引起人们注意。这年5月,沈从文一篇题名《福生》的小说,由胡也频通过一位熟人转给周作人。当这篇小说在《语丝》上发表后,胡也频拿了这期刊物,告诉沈从文时,沈从文见到目录上文章的标题,感动得只想抱着胡也频哭泣。但这种幸运只能偶尔降临到他们头上。于是,那个自办的刊物只能在他们的想象里诞生,旋即又在想象里夭折。

这时沈从文与丁玲还有鲁迅发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次误会。

1926年,丁玲正开始酝酿写短篇小说;胡也频文章也有了出路,每月可得25元钱稿酬。生活刚刚稳定,不愿意另作安排;沈从文先因《晨报副刊》改组,由刘勉已、瞿世英继任编辑,文章获得了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机会,后又由徐志摩负责《晨报副刊》,文章得到赏识,有了较多发表机会,也不想放弃刚刚打下的基础。因此,三人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

1927年底,随着第一阶段北京生活的结束,沈从文走完了最初阶段的创作历程。他的作品最先见于报刊,是1924年12月。《一封未曾付邮的信》,是至今能见到的沈从文的处女作。1925—1927年,他的作品越来越频繁地见于《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1926年,他的小说开始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三年间,先后发表各类作品170余题。1926年,北新书局出版了他的散文、小说、戏曲、诗歌合集《鸭子》,1927年,他的小说集《蜜柑》由新月书店出版。这些“早期作品写的都是真事,那时还不会虚构”沈从文后来说。

1927年,母亲和九妹从湘西来到北京,和沈从文住在一起,一家三口的生活全靠沈从文的稿费收入。北京原有的基础既已失去,上海又依稀闪露出谋生存、求发展的虹彩幻影,于是,沈从文决定离京南行。去留取舍的结果,决定了沈从文随后几年的人生际遇。1928年1月,沈从文让母亲和九妹暂留北京,独自先行到了上海,住进法租界善钟里一个托上海的朋友预先租定的亭子间。随后,再由亭子间迁入正楼大房。随后,胡也频与丁玲也来到上海,接着上演了他们二人与冯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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