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时此刻的张献忠，却仍然是一个“人人喊打”的流寇，名不正，言不顺……
“人与人的差距，昨就这么大呢？”已经过了不惑之年的张献忠，经常愁眉紧锁、自怨自艾！
但难受归难受，现实归现实，掂量自己无法与风头正盛的李自成抗衡后，张献忠毅然决然地踏上入川之路。
当外面的世界已是“纷扰不止、干戈不息”时，动乱的飓风却丝毫没有越过巴山蜀水，刮进这个“天府之国”来，整个四川依旧是一片风调雨顺、太平祥和的景象。
唯一与这景象不协调的，是由一群“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摇黄十三家”，正在川北地区捣乱。
于是乎，四川的明军精锐，被悉数征调，去铲除这颗“化脓生疮的毒瘤”。
来得早不如来的巧，就在明军精锐被“摇黄十三家”缠住时，张献忠已带着队伍越下牢、渡三峡、克培州、取重庆、占成都，如入无防之国。
也许是已经腻烦了明朝两百多年的统治，也许是渴望乱世有一位强势保护者的出现，这时的川人，对张献忠的队伍既不欢迎，也不反抗，而是静静地接受了这一现实。
投桃报李，在占领四川的途中，张献忠也特别注意军风军纪，严禁烧杀抢掠，这时军民关系，尚算融洽。
到1644年5月，四川除石柱地区外，已全部被纳入张献忠的控制范围。
因为饱受李自成“建国称帝”的刺激，有样学样的张献忠，终于在四川成都，圆了自已做了多年的皇帝梦！
称帝后，他给自己新建立的王朝，定国号为“大西”，定年号为“大顺”（把李自成的国号作为自己的年号，心理扭曲的张献忠，总算是占了一次嘴上的便宜）。
自然，他领导的那支军队，便被百姓称为“大西军”。
建国后，他很快发现自已，面临着和李自成同样的问题——如何管理好这个新生的王朝。
由被统冶者变为了统治者的大西人，既没有心情去对旧的官僚机器“回收利用”，更没有水平在短期内建立一支具有社会管理能力的干部队伍，因此，在四川由“流寇”变为“坐寇”后，吃饭问题便接踵而至。
最初，大西政府依靠没收官府、王族和明朝官员的财产来解决吃饭问题，但不久，这些财产很快就消耗光了。
钱没了，又不会按正常的社会经济管理手段来收取赋税，剩下的应急措施便是——抢大户了。
但四川即使再富裕，大户的数量也还是有限的，过了一段时间后，大户便被抢光了。
几十万大西军民、官员总不能空着肚子，为张献忠无偿服务吧。所以，大户抢光了便抢中户、小户。
抢来抢去，便是在大西国内，爆发了对起义者的“再起义”。
一向柔顺老实、乐天认命的四川人民，纷纷组织起各式各样、人数不一的“护粮队”，用游击战来消灭一小股一小股出来“打粮”的大西军人。
这样一来，吃饭问题还没解决，冶安问题，转而成为张献忠一个十分头痛的难点。
时常以“半个读书人”自居的他，马上认为川人之所以造反，完全是读书人引出的祸，于是觉得很有必要对四川的读书人，作一次“大清冼”。
他以皇帝的名义，再次向“全国”下达了在本年度，将举办第二次科举考试的圣旨。
圣旨还特别附加了一个硬性规定，所有读书人，必须来参加考试。不来的话，全家问斩，邻居连坐。
圣旨一下，全川99％的读书人在一个月内，齐聚成都，准备应考。
但在应试之日，考场变成了屠场，一万七千多名读书人，除留了十几名比较顺眼的幼童外，全部被杀。
杀完这些读书人后，仍心有余悸的张献忠，转而把屠刀挥向了“僧道、医卜、阴阳及百工技艺之流”，于是这些有一定知识含量的人，以各种名义被骗来后杀掉。
消灭了上述的两类人后，大西国内，各地大大小小的起义，仍然是后浪推前浪，大浪带小浪。
只要有“再起义者”从田野杀向城市时，城市人就迫不及待地里应外合，杀死城里的大西军，欢迎这些“再起义者”入城。
恼火万状的张献忠，马上把这些不识时务的“城里人”，确定为下一步的屠杀目标。
对“城里人”的屠杀，是先从“首都”成都开始的，接着，简阳、荣县、洪雅等中小城市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
杀了城里人后，张献忠便强迫郊区农民“农转非”，进城为大西政权服务。
1645年春天，南明将领曾英突破川东防线，进占重庆。
明军的再次到来，让四川人民又怀念起这个曾保护过大家生命、财产及传统文化的政权来，于是纷纷从各地向重庆靠拢，曾英的统治的人口迅速扩大到五十万人。
张献忠忙派出义子刘文秀统兵攻渝，但很快被“团结起来”的重庆军民打了个大败而归。
在重庆胜利的鼓舞下，杨展等南明将领又先后占领了川东、川南的綦江、宜宾、叙州等重镇，逐步向成都所在的川西平原推进，各地幸存下来的四川百姓，杀死大西官员及少量驻军，迎接明军。
这时，清军又打着“出民水火”的旗号，以“解放者”的身份，从汉中向四川蚕食。
前方的大西军是屡战屡败，大西政权的地盘是越打越少。
对经营四川己经绝望的张献忠，决定“弃川入秦”，打回陕西谋求“再次创业”。
临行前，已在四川呆了一年多的他，对他能控制的地域，下达了最严厉的屠杀令，意在将自已得不到的江山，化为一片焦土，留下一个空壳。
他曾出台特别圣谕——“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为自己的屠杀作“无罪辩护”。
躲在城外的山野村民，成为他屠刀下又一批屈死的冤魂。
当杀得四野山川，如同月球一片寂静的时候，行军途中的他，发现自己储备的军粮，越来越少，且根本无法得到新的补充。
己进入颠狂状态的他，屠刀马上砍向二十多万新入伍的“川军”。
杀完了“川军”后，为再节约粮食和甩掉包袱，他把最后的屠刀挥向了军中的妇女及文官。
为率先垂范，他一口气把自已身边的三百殡妃杀得仅剩二十名，一千文官仅剩二十五名。
在我国历代农民起义领袖中，张献忠的滥杀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让黄巢、洪秀全等前辈后生都“自叹不如”！
一个作恶太多的人，报应迟早会有的。
1646年底，当张献忠率军行至西充县凤凰山时，对其屠杀持不同意见而降清的刘进忠，已经领着清军，在此静候多时。
两军阵前，清军统帅豪格在刘进忠的指引下，让一名满洲特等射手，暗地向张献忠射了一箭。
此箭，如有神佑，不偏不倚正中张献忠的心口。
中箭后的他，并无英雄之态，亦如凡人一般翻落在地，痛苦嚎叫，挣扎而亡。
一个极不尊重他人生命的人，就终于走完了他丰富多彩、起起落落、罪恶多端的特殊人生！
他是一名革命的英雄，但更是一个凶暴的屠夫！
张献忠死了，但四川的灾难并没有随之结束，他播下的毒种，正萌芽、生根、茁壮、成长，结出一颗颗可怕的恶果。
“恶果”之一：饥荒蔓延
由于大西政府承秉“不事生产”的执政理念，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四川的农业生产“由兴变废”，绝大多数耕地被撂荒，粮食生产连续大幅下降，积存的粮食又大部分被强制征收。所以，在张献忠被杀、其部离川后，四川立即出现了大面积的饥荒。
当残余的粮食、牲畜等被吃光后，“人吃人”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不但平民吃平民，而且军人也在吃军人，“人口”在这里变成了“人粮”。
“恶果”之二：“摇黄”崛起
张献忠入川，使本来已被明军整得奄奄一息的“摇黄十三家”，又一次起死回生，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在大西政权统治时期，不堪忍受其残暴统治的“暴民”，集体屠杀中逃逸的川军，纷纷跑到“摇黄十三家”投名入伙，使这个本来就不纯洁的“黑社会组织”，变得更加庞杂。
没有革命目标，没有救世理念，没有长远规划，这个组织追求的，仅是自己一时的饱满与痛快。
因此，他们对幸存平民的抢劫与杀戮，与大西军相比，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恶果”之三：瘟疫流行
如果没有一个政府强有力组织和救济，“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必会成为一对前赴后继的魔鬼，降临人间。
大头瘟、马眼瘟、马蹄瘟，这三大瘟疫，在四川大地上来回游荡，又夺去一批又一批的战争幸存者的生命。
“恶果”之四：老虎成灾
2007年，“华南虎照片”事件，曾把全国搞得沸沸扬扬，背后折射出来的，也有现代人一份对野外已灭绝的华南虎无奈的叹息。
但在本文中，华南虎却是一个“扬眉吐气”的“主角”。
在人类自相残杀之时，这种本来躲在深山老林中的老虎，数量却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增加，时常三五成群地出现在城市乡村间。爬楼上屋、游街逛市、饥则食人、饱则昏睡，吓得“万物之灵”的人类，反而倒是无能为力，见虎即遁！
但这四大“恶果”，还不是四川灾难的全部。
假如你是一个四百年前的川人，即使从这四大“恶果”中侥幸逃生，但也别庆幸地太早。因为在未来的岁月中，你未必能艰难地生存下来。
因为，在其后的15年中，四川，作为明清一个反复争夺的战场，成为了双方一个提高士兵战斗力的训练基地，一个“高精尖武器”的试验场所，一个随时获取免费物质的供应中心。
在这漫长的战争中，无论明清那一方的兵来，都可“理直气壮”地按各自的目的，把日渐稀少的川人当作军人、役夫、奸细、俘虏、“人粮”，来使用。
四川最后一点点的人口，也在一个个减少。
在明清易代的战争中，四川，是一个“参与”较晚，但却“受伤”最重的省份。
1644年的川人，大约有400万人，到战后1685年统计，仅剩下了9万人。
省会成都，早在2500年前，就因“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而得名。但此时，在其繁荣千年后，却只剩下了二十多户，一百来人。
战后，成为全国稳定执政者的清政府，便从人口较多的湖南、湖北、广东等省，迁移了大批人口，去四川“开荒种地”。
于是，在我国历史中，产生了一个新的专用词汇——“湖广填四川”。
这冰冷的五个字后面，又“填”进了多少个无辜的生命、无助的灵魂、无言的申诉……
今日试问，当年四川的劫难之源，可单单归结于张献忠一人之上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如果不是明末的全民的战争，张献忠仅仅会是一个老实能干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或者是个精明强悍的捕快，缉私捕盗，混吃混喝。是这场战争，把他稀里糊涂地卷了进去，并最终锻造成了一个十足的杀人狂魔。
况且，把全民族的荣誉或苦难，都集结于一个人身上赞誉或责骂，本身就是毫无科学道理的。
明末战争，归根到底，源于我们族人（汉族、满族等）没有止境、没有满足的贪欲。
贪欲如同一个锁在族人心间的恶鬼，制度的缺失为他解锁，信仰的漏项给他松绑，当他翻腾而出时，荼毒将祸害天下。
富人需要追求更多的财富，强民族需要挤压弱民族的生存空间，奴隶主需要占有更多的奴隶，社会收入的不公和民族发展的失衡，让农民起义战争和民族征服战争，在干旱肆虐的神州大地，同时迸发。
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又诱发了良知泯灭、心理扭曲、集体变态、饥馑遍地、疾病泛滥，在没有自然灾难的外力下，族人的“内功”，却几乎把自身毁灭。
这不仅是明末四川的悲剧，也几乎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挣脱不开噩梦。
人之病，可治否？
云南，希望的家园
如果说李自成的死，标志着大顺事业的衰亡；那么，张献忠的死，反而意昧着大西事业的新生。
张献忠生前，对枪杆子握得是无比的紧，除自已掌握的直属部队外，大西国主要的武装力量，主要掌握在四个义子的手里。
这四个义子分别是：老大平东将军孙可旺，老二安西将军李定国，老三抚南将军刘文秀，老四定北将军艾能奇。
此时，己经溃不成军的大西军主要将领，都把充满期待的目光，汇集在了老大孙可旺的身上。
这不仅因为他是张献忠的“长子”，在大西军军中地位高，威信足外，还因为他读过几年私塾，文化程度在文盲半文盲充斥的大西军中，鹤立鸡群。
在我国十大风景区之一的黄果树瀑布，现仍存他的题字，笔锋苍劲有力，内容大气磅礴，足见其雄厚的文化底蕴。
在众将领公开的表决中，年仅28岁的他，被大家选举为新的国家及军队领导人，开辟大西朝新时代的希望。
骤升为“一号”首长的孙可旺，并无一丝的喜悦，相反，他更显得忧心冲冲、坐立不安。
因为，他现在面临的最紧迫任务，是如何把这支已经人心涣散的军队，带出这前有明军、后有清军、左有长江、右有高山的险地。
在强弱利害对比后，孙可旺决定避实击虚，渡过长江，先取重庆，尔后进入贵州发展。
1647年元月，重新聚拢在一起的大西军，在孙可旺四兄弟的率领下，渡过长江，在重庆一举击败南明总兵曾英的部队，使曾英在撤退途中，落水而亡。
顺利进入重庆的大西军，在经过短期逗留后，转而进入綦江地区。
在这里，他们驻扎下来，一面收容残部，一面进行了一次意义深远的“整军运动”。
因为看多了无数平民哀怨无助的眼神，因为听够了众多百姓伤感失望的叹息，作为四个“农民的儿子”，孙李刘艾内心曾一次次对义父张献忠的不问青红皂白的滥杀，感到由衷的痛苦和不满。
他们一致认为，是到了改弦更张、拔乱反正的时候了。
他们联名向全军庄严宣告：自今以后，所过之地，爱护百姓，秋毫无犯，除在战场上执行战斗任务外，一律不得擅自杀人，违者军法从事！
为此，他们采取断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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