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欢腾的日子，他却显得有点心情抑郁。寒喧了几句之后，他就问我上海解放后有没有去过苏州，他说，假如那一带局面安定，他打算回吴江去当隐士了。这句话使我吃一惊，“一唱雄鸡天下白”，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他就坦率地说出了他对某些人事安排的不满，他用责问的口吻说，李任潮（引按：即李济深）怎么能当副主席，难道你们忘记了他二十年代的历史（引按：李在国民党清党时曾参与清除共产党人）？对这样的事我当然不好插嘴，我想把话岔开，问他最近有什么新作？柳无垢是不是也在北京？可他还是滔滔不绝地讲了他对某人某事的不满。后来读了他和毛主席的唱和诗，才懂得他“牢骚太甚”的原因，并不在于“出无车”和“食无鱼”，至于“莫道昆明池水浅”这句诗的谜底，则直到恩来同志和我讲了当时的情况之后，才弄清楚。浪漫主义诗人和现实主义政治家之间，还是有一道鸿沟的，亚子先生实在也太天真了＇26＇。
夏衍的这番话，虽然让我明白了1949年10月间柳亚子的精神状态，但也让我明白：关于柳亚子的“牢骚”，我并没有都说清楚。周恩来能够知情，说明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过柳亚子的事；至于周恩来对夏衍说了些什么，夏衍不肯说，我们也就不知道。
但我们却知道，柳亚子并没有真的归隐吴江。柳亚子自称“狂奴”，其实并不能如严子陵那样“无欲则狂”，因此，他的“狂奴故态”，不过是没有底气的作态。柳亚子一生好以“英雄”自命，其实，他也只是终身好作英雄语而已。读柳亚子诗文，我觉得他最悲哀的，是一辈子都没弄明白自己到底是谁。
2007年1月11日凌晨匆就
＇1＇柳亚子：《北行日记》，《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2＇柳亚子：《北行日记》，《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3＇曾彦修：《关于柳诗“牢骚”问题致编者》，《随笔》1994年第6期。
＇4＇柳无忌、柳无非、柳无垢：《我们的父亲柳亚子》，中国友谊出版社公司1989年版，第132页。
＇5＇曹立庵：《“诗人毕竟是英雄”——忆柳亚子先生二三事》，原载《书法》1979年第2期，收入《柳亚子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5月版。
＇6＇柳亚子：《我的诗和字》，《磨剑室文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7＇柳亚子：《八年回忆》，《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8＇柳亚子：《在毛主席的旗帜下奋勇前进》，《磨剑室文录》。
＇9＇见陈迩冬《一代风骚》，《人民日报》1987年5月28日。
＇10＇柳亚子：《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磨剑室文录》。
＇11＇《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月版。
＇12＇《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月版。
＇13＇曹立庵：《“亚子先生今不朽”——兼斥康生制造的“反动印章案”》，原载1981年11月1日《长江日报》，收入《柳亚子纪念文集》。
＇14＇王晶篧：《纪念南社和柳亚子》，《柳亚子纪念文集》。
＇15＇《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月。
＇16＇《柳亚子书信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348页。
＇17＇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团结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215页。
＇18＇金绍先：《关于柳亚子先生——从台湾旧友来信谈起》，《柳亚子纪念文集》。
＇19＇柳亚子：《北行日记》，《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20＇柳亚子《北行日记》，《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21＇柳亚子：《北行日记》，《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22＇《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月。
＇23＇柳亚子：《北行日记》，《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24＇张明观：《柳亚子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574—575页；范志超《记柳亚子先生二三事》，《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
＇25＇柳亚子：《北行日记》，《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26＇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7月版，第631—632页。
郭沫若与毛泽东诗词
一
在毛泽东堪称漫长的一生中，只有三人享有在诗词上与其唱和的“殊荣”，一个是郭沫若，一个是柳亚子，还有一个是周世钊。毛泽东还数次请郭沫若对自己的诗“加以笔削”。这种时候，郭沫若也会谨慎地指出他认为“不大谐协”之处，并贡献自己的修改意见。但不知何故，郭沫若贡献的修改意见，总不大高明。因此，郭沫若认为不妨修改之处，毛泽东往往都修改了，但郭沫若贡献的修改意见，则总被弃置不用。例如，毛泽东写于1959的那首《七律·登庐山》，第二句原为“欲上逶迤四百盘”，郭沫若觉得“欲上逶迤”“似有踟躇不进之感”，建议改为“坦道蜿蜒”，后来毛泽东将此句改成了“跃上葱茏四百旋”。该诗第四句原为“热风吹雨洒南天”，郭沫若觉得与上句“不大谐协”，建议改为“热情挥汗洒山川”，“以表示大跃进”。后来，毛泽东只易了一字，即改“南天”为“江天”＇1＇。毛泽东还数次利用诗词的方式对郭沫若提出批评。人们熟知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从大地起风雷”）如果说还属“友情提醒”，那在1973年所写的两首诗则是在对郭沫若进行敲打了。这一年，毛泽东在决定把林彪与孔子绑在一起、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时，想起了郭沫若写于20世纪40年代重庆的《十批判书》中对孔子的肯定和对秦始皇的批判，便拿郭沫若为“批林批孔运动”祭旗。据说，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向江青念了两首诗。一首是《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另一首则纯属“打油”：“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2＇这两首敲打郭沫若的诗很快在社会上流传开来，为全国上下一齐“批林批孔”打下了基础。郭沫若自然惊恐不已。其实，郭沫若当年在重庆骂秦始皇，意在影射蒋介石；赞儒家，本意也是在为国民党政权确立一个正面的标准，或者说，也是在间接地出国民党的丑。当年的郭沫若，决不会想到这些“帮忙”的文章30年后会成为罪状。“郭沫若惊惧而愤怒，急火攻心，患上肺炎住进了医院。想不到当年奋力与蒋介石斗争，‘影射’蒋介石的文章，现在又获罪于毛泽东，历史好像与郭沫若开了一个玩笑。”＇3＇应该说，首先是郭沫若总拿自己开玩笑，才招致历史与他开玩笑。这也不难让人想起《红楼梦》中的那句话：“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郭沫若与毛泽东诗词之间最主要的关系，还在于郭沫若曾是毛泽东诗词积极的解说者，同时也是权威的阐释人。毛泽东诗词首次公开发表，郭沫若便著文解说。当毛泽东诗词集中发表后，解说毛泽东诗词便成了郭沫若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从1957年到1968年这十多年的时间里，郭沫若写下了大量的解说毛泽东诗词的文字，还回复了许多来自各地的就毛泽东诗词进行请教的信。从郭沫若总是在第一时间对毛泽东发表的诗词进行解说来看，他大有争做解人的意思。当然可以说，以郭沫若的身份，他会觉得解说毛泽东诗词是他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但似乎又不仅仅如此。他如此卖力地为毛泽东诗词做解，应该还有别的动力在驱使。
1965年2月1日，《光明日报》发表毛泽东的《清平乐·蒋桂战争》（“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的墨笔手迹，约请郭沫若写读后感。毛泽东此幅墨迹，有好几处笔误：“黄粱”写成了“黄梁”，“龙岩”写成了“龙龙岩”，词的最后也没有句号。对此，郭沫若在读后感中做了这样的解说：
主席的诗词多是在“马背上哼成的”。主席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为了诗词的典范。
主席的墨笔字每是随意挥洒的。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为了书法的典范。
例如以这首《清平乐·蒋桂战争》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4＇
这番话，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郭沫若解说毛泽东诗词的风格。
毛泽东看了这样的解说，不知作何感想。
二
1945年10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柳亚子向毛泽东索诗，毛泽东将那首后来极其著名的《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书赠了柳亚子。毛泽东写于1949年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中所谓的“索句渝州叶正黄”，所指即是此事。毛泽东的这首词，经重庆《新民报晚刊》编辑吴祖光之手，公开发表于该报11月14日副刊。这是毛泽东诗词公开发表之始。诗词一发表，即引起轩然大波，赞赏者和厌恶者在报刊上刀来剑往。赞赏者说这首词气魄如何大，如何是“千古绝唱”；厌恶者则认为这首词表现了浓重的“帝王思想”。《大公报》主笔王芸生是厌恶该词者之一。他发表题为《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的长文，一开始就强调：“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世人见面。”王芸生含蓄地指出，从这首《沁园春·雪》可看出，毛泽东想复辟做皇帝。
郭沫若当然是这首词热烈的称颂者。在1946年7月20日出版的上海《周报》第46期上，郭沫若发表了《摩登唐吉诃德的一种手法——评王芸生〈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的文章。文章在反驳王芸生的同时，对毛泽东这首词的“主题思想”做了解说，——是为郭沫若解说毛泽东诗词之始。从郭沫若的解说，可看出他一开始就是把毛泽东诗词的现实政治意义放在首位的，或者说，在解说毛泽东诗词时，他只懂得苦心孤诣地挖掘其中的现实政治内涵，为此不惜移花结木、张冠李戴。
毛泽东在将《沁园春·雪》书赠柳亚子时，就说明这是“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的旧作。郭沫若在《摩登唐吉诃德的一种手法》中，也写道：“这首词听说是毛主席的旧作，……我在柳亚子先生的手册上，看见过毛主席所亲笔写出的原文。”毛泽东是1935年10月到达陕北的。1935年的中国政治局势与1946年相差甚远。但当郭沫若1946年7月解说这首词时，仍然极力把其“主题思想”往1946年的政治局势上靠。1946年7月，日本已无条件投降，国共内战已全面爆发。于是，郭沫若对这首词的“底子”做了这样的解说：
我的揣测是这样：那是说北国被白色的力量所封锁着了，其势汹汹，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那些银蛇腊象，遍山遍野都是，那些是冰雪，但同时也就是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甚至外来的成吉思汗的那样一大批“英雄”。那些有帝王思想的“英雄”们依然在争夺江山，单凭武力，一味蛮干。但他们迟早会和冰雪一样完全消灭的。这，似乎就是这首词的底子。
据说毛泽东是很喜欢雪的。这首咏雪的词，也的确鲜明地流露出写作者面对北国茫茫雪景时的心旷神怡、踌躇满志和顾盼自雄。其实，“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已把写作者对雪的喜爱暴露无遗。郭沫若如果连这点审美能力都没有，那还叫“郭沫若”吗？然而，尽管词的写作者把对雪的喜爱表现得十分充分，尽管郭沫若不可能读不懂词的写作者对雪的喜爱，他还是要把词中的“雪”说成是代表着“白色的力量”，代表着应该被“消灭”的各种人物和势力。郭沫若之所以如此牵强附会地解说这首词，除了要不惜一切地往现实政治上靠以外，恐怕还与雪的“白”与“红色政权”的“红”相对和相反有关。既然雪的颜色是“红”的对立面，那就只配和只应代表“反动”的东西了。但问题是，经郭沫若这样一解释，这首本来不无诗意的作品，便变得干巴枯燥了，变得索然寡味了。如果说这首词的上阕的确描绘了一幅壮美的风景，那郭沫若的这番解说，真可谓大煞风景。这实在有点佛头着粪、化神奇为腐朽的味道。这样的解说，能令毛泽东满意吗？
1957年，毛泽东诗词首次集中公开发表，郭沫若也开始了对毛泽东诗词的经常性解说。1934年夏，毛泽东写过一首《清平乐·会昌》，上阕是：“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1958年，郭沫若在回复《星星》编辑部的信中，对之做了这样的解释：
“东方欲晓”，可以解释为人民快要觉醒了，而且是代表东方的在马克思主义旗贴下的觉醒。这是方生的力！“莫道君行早”的“君”可以解释为西方国家，把日本也包含在内。在资本主义阶段，它们是走在前头了，但这是将死的力量。
“踏遍青山人未老”表征中国人民追求革命的道路一百年，而今在党的领导下找到正确的道路却依然年青。我们是属于方生力量的，所以我们有前途。这就是“风景这边独好”。东风必将压倒西风。
在信中，郭沫若并且强调，如果把词中的“君”和“人”等同，是“很不妥的”＇5＇。1934年的毛泽东，满脑子想着的，都是红军的生死存亡，恐怕实在想不到郭沫若所说的那些问题。郭沫若所说的事，不妨说是1958年的毛泽东所考虑的。但为了让这首“反围剿”时期的作品能为“大跃进”时期的政治服务，郭沫若不惮于把1958年的“毛泽东思想”，输入1934年的毛泽东脑中。关于这首词，后来毛泽东自己出来说话了。1964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