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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这篇文章二十几天后的10月19日，鲁迅辞世。消息传到陕北，中共中央立即电令冯雪峰把葬礼搞成一场“逼蒋”的运动。这使命自然落到了“救国会”身上。鲁迅并没有加入的“救国会”，承揽了操办鲁迅丧事的工作。这一情形，我在《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鲁迅丧事》一文中已做论述。这篇文章已说过的，此处尽量不重复。这篇文章未说到的，此处补充说一说。
葬礼上，起灵和下葬时的扶柩，是具有特别意义的，通常总是与死者关系最亲近的人来扶柩。到底由哪些人为鲁迅扶柩，几位亲历者的说法，都不尽相同。
静芬在《从万国殡仪馆到万国公墓》＇23＇中说：“灵柩出殡舍的门，是由黄源、巴金、黎烈文、胡风等十四位作家抬出来的。”“在哀乐声中，由十四个作家抬棺，落入墓穴。”鲁迅下葬是10月22日，静芬此文最初发表于11月1日的《救亡情报》，回忆的是数日前发生的事。按静芬的说法，起灵和下葬时，都是由胡风等人扶柩。如果是这样，那在这葬礼上，还是注意到了鲁迅的作家身份，为他扶柩者也都是与他关系亲近的文学人士。
胡子婴在《回忆“一二·九”到“七·七”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也说：“我们拟了一个扶枢人的名单，其中有宋庆龄、蔡元培、史沫特莱、内山完造、沈钧儒、茅盾、周建人等。我们把拟好的名单交给沈钧儒，沈老把名单提交理事会，理事会同意了。文艺界认为鲁迅的灵柩应由文艺界人士来抬，最后决定由文艺界负责。”这篇文章篇末注明“1980年访问征集”。虽是44年后的回忆，但与静芬说法相符。但胡子婴写于同一时期的《关于救国会和“七君子”事件的一些回忆》＇24＇，则有不同的说法：
……安葬那天，起灵和下葬，由各界人士包括国外友人来抬棺木；并且拟了一个名单，社会名流有蔡元培、周建人等，全国各界救国会理事有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人，文艺界有茅盾等人，还有国际友人内山完造、史沫特莱。干事会还决定组织五、六千群众参加送葬，由各救国会分头去组织发动。
我们商量的这个方案提出来后，由沈钧儒主持召集了各界救国联合会理事会会议。沈老在会上说明了宋关龄的意见和干事会拟议的方案，与会的理事都表示赞同，决定分别去准备。但参加会议的一些文艺界人士对于由各界人士来抬鲁迅棺木这一点，提出了不同意见，特别是胡风坚持主张只能由文艺界来抬，在会上争得很厉害。沈老等提出，要顾全大局，不要为这件事争论不休，总算决定起灵的时候，由文艺界来抬棺木，安葬的时候，由各界人士来抬。这件事情，在鲁迅安葬后治丧委员会举行的一次慰问茶会上，我批评了胡风。我说，鲁迅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文豪，也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他是文艺界的，更是全民族的，把鲁迅仅仅限于是文艺界的，这不是崇敬鲁迅，而是贬低了鲁迅对全民族的伟大作用和影响。当时，胡风大不以为然，还同我争吵了一通。
这与上一篇文章中的说法，就有些出入了。写于同一时期的两篇文章，为何有这样的出入，不得而知。章乃器写于1967年12月的《我和救国会》一文，则提供了自己的回忆：
最后一次相当成功的行动，是1936年10月送鲁迅的遗体进墓地。当时大概是由地下党安排而由许广平大姐出面，指定沈钧儒、邹韬奋、史良和我四人扶柩，灵柩上面还盖了写着“民族魂”的大旗。胡风和萧军临时出来反对，认为我们都仅仅是民族主义者，不配为国际主义者又有国际地位的鲁迅扶柩。在许广平大姐的坚持下，仍旧按照原定方案进行。我们在殡仪馆里举行了公祭后，就扶着灵柩出门，群众整队跟在后面，大概有五六千人。回来时，在路旁的一块广坪上，我们开了一次会，内容是把悼念鲁迅和救国运动联系起来。
这三个人提供了三种说法。静芬说起灵和下葬时都由14个文学界人士扶柩；胡子婴一篇文章与静芬说法同，另一篇文章则说起灵时由文艺界人士扶柩，下葬时由各界人士扶柩。章乃器文章则说起灵和下葬都由他们几个“各界人士”扶柩。可以肯定的是，在由谁扶枢一事上，胡风、萧军们与“救国会”头面人物有过争执。胡风、萧军们认为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章乃器等“救国会”头面人物，仅仅是“民族主义者”，“不配”为鲁迅扶枢，这话是大有深意的。“救国会”在冯雪峰等人的授意下，只是一心想着把鲁迅丧事办成一场声势浩大的“逼蒋”运动，谁来扶柩能产生最大的政治效果，谁来扶枢能使“逼”的力度最大化，就由谁来扶。至于鲁迅本来是怎样一个人，鲁迅的精神实质是什么，扶枢者与鲁迅的关系如何，都可以忽略不计。在这场丧事中，鲁迅被改写为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鲁迅丰富深邃的精神世界、鲁迅杰出的文学成就、鲁迅执着的启蒙意志，都被一个“逼”字遮蔽。深爱着鲁迅的胡风、萧军们，对于这种仅仅在“抗日”的意义上悼念鲁迅、仅仅为了一个“逼”字而悼念鲁迅、仅仅把鲁迅遗体当作一件政治道具的做法，当然不能接受。他们当然会有所抗争。面对此种情形，他们如果毫不抗争，又怎么对得起死去的鲁迅。
鲁迅遗体下葬前，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章乃器都做了简短的演讲。沈钧儒在演讲中说道：“像鲁迅先生那样的人，应该有一个‘国葬’。无论在那一个国家，都应该这样，譬如在苏联，高尔基死的时候，是由斯大林亲自抬棺。而在今天这许多人里面，就没有一个代表政府的人，中国的政府到那里去了？”＇25＇高尔基之于苏联，与鲁迅之于中华民国，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要求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像斯大林的苏联为高尔基办丧事一样为鲁迅办丧事，本就荒诞不经。蒋介石政权甚至会有“欺人太甚”之感。而如果真由蒋介石来为鲁迅扶棺，如果鲁迅葬礼上真站着一个“代表政府”的“党国要人”，鲁迅一定会愤怒得站起来。沈钧儒的这番话，却又并不是即兴之言，而是早有预谋的。胡风在《关于鲁迅丧事情况》＇26＇中说：“关于治丧原则。这是应该由党（引按：这当然指中共地下党）掌握的。这样的大事，当然有巨大的政治影响，但是否应该如当时救国会一部分人所想望的，让一些政治人物来出面，直接拿出一些政治口号来呢？这是应该确定的。救国会当然有他们的目的，但如果按一个伟大革命作家的身份安排好，那政治影响自然会发生，而且发生得更大更好（当时，如果由一些群众威信不高的政治人物来出面，在群众的感情上是不大能通过的）。为了这事，救国会派代表来和我们开过一次会，他们发言的好像是章乃器等。没有作出具体决定。”这让我们知道，“救国会”一开始就有“让一些政治人物来出面”的计划。在与胡风们开会讨论时，“没有作出具体决定”，这说明此计划遭到了胡风、萧军们的强烈反对。“救国会”的全部目的，是“逼蒋”。如果有“党国要人”参加鲁迅葬礼，那政治影响会更大，当然也就大大加强了“逼”的力度。至于鲁迅与国民党的“党国”原本有着怎样一种关系，那是完全不予考虑的。胡风、萧军们之所以反对这计划，是因为他们觉得，这对鲁迅，也是“欺人太甚”的吧。
也就在这葬礼上，“救国会”把“民族魂”的帽子戴到了鲁迅头上。胡子婴在《回忆“一二·九”到“七·七”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说：“大家还认为国民党官员死后，棺材上要盖国民党党旗，而鲁迅逝世了，民众为他办葬礼，他的棺材应该盖上民众的旗帜，旗帜上应写几个字，我建议写‘民族魂’，其意鲁迅是我们民族的师表。‘民族魂’三个字用黑丝绒剪成，缝在白色缎子做成的旗帜上。”鲁迅被埋葬前，这样一幅旗帜就被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等“救国会”头面人物盖到灵柩上。——关于这一点，各种回忆没有大的出入。所以，“民族魂”这一称号，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时刻，由“救国会”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组织，怀着“逼蒋”这样一个明确的目的，加诸鲁迅的。“民族魂”这一顶帽子与鲁迅的头颅是否吻合，那是另一回事。至少，胡子婴们在把这顶帽子戴到鲁迅头上时，是并没有考虑这是怎能样一颗头颅的。
胡风在《关于鲁迅丧事情况》中说：“我模糊记得，开始救国会曾声明过他们要负担全部丧事费用，但后来没有拿出钱来。事后冯雪峰只好安慰许广平，革命胜利后再隆重地举行国葬。”
2007年3月8日
＇1＇《钟山》2004年第4期。
＇2＇萧诗美：《毛泽东谋略》，红旗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45—47页。
＇3＇陈晋：《诗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2月版，第126页。
＇4＇《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1年1月版，第34页。
＇5＇《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77—378页。
＇6＇《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77—378页。
＇7＇《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405页。
＇8＇《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411页。
＇9＇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7月版，第293—294页。
＇10＇关于“救国会”情况，参见《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11＇《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12＇《“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13＇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7月版，第301页。
＇14＇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7月版，第303页。
＇15＇《“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16＇《“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21页。
＇17＇《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200页。
＇18＇见《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19＇《“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26页。
＇20＇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7月版，第305—306页。
＇21＇《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64页。
＇22＇周天度、沈彩霞：《沈钧儒传》，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134页。
＇23＇《“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24＇《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25＇衡：《出殡的行列》，《鲁迅先生纪念集》第三辑。
＇26＇胡风：《关于鲁迅丧事情况》，《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
谁是“反动教授”
在旧书店购得一册《清华大学校史稿》，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中华书局1981年2月第一版。随便翻阅中，觉得隐约其辞、语焉不详之处颇多。例如，对“西安事变”爆发后的校内情况，《清华大学校史稿》有这样的叙述：“北平学生举行‘一二一二’示威游行的同一天，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将蒋介石扣留，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消息传来，人心大快。校内一部分反动教授和右派学生则垂头丧气，如丧考妣，有的破口大骂，以至变态似地发狂，四处寻衅。”＇1＇（下引此书只注明页码）这种表现的“右派学生”，当然已难一一确认姓甚名谁。但这种表现的“反动教授”，要弄清楚却并不困难。
不过，我们不忙着揭开谜底。还是先从“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清华大学的师生关系说起。
一
在20世纪30年代，清华的学生运动是特别有声有色的。清华不但成为北平学生运动的中心，甚至也成为全国学生运动的发源地。这当然与中共地下党在清华的苦心经营分不开。《清华大学校史稿》说：“一九三四年朱理治担任河北省委书记时，北平地下党员不过十来人，清华就有党员四、五位。”（第252页）后来的几年间，当然大大发展壮大了。1949年后成为政界要人的蒋南翔、姚依林、胡乔木等，就是此一时期均在清华当学生搞运动起家的。“清华改制后有一连串的内外运动，从‘九一八’的救国运动，至‘一二九’及其以后之抗日救国请愿运动。前者出于学生的爱国心，学生自动自发。‘一二九’及其以后之运动，则深受中共地下党的影响。”＇2＇
对清华的学生运动，中国共产党有关方面是非常重视的。《清华大学校史稿》说，刘少奇于1936年5月间到北平后，“对学生运动做了重要的指示”。彭真也于7月间“来到清华园”。（第273页）《清华大学校史稿》十分自豪地写道：“从‘九一八’以来，中国共产党北方局所办的《民族战歌》、《实话报》、《华北烽火》等革命刊物也在进步学生中秘密流传着，对清华学生影响很大。由于学生进步力量增长，《清华周刊》为党所领导的进步学生所掌握。1935年初，蒋南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