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这些诗歌又直接地和有力地影响了当时西南联大的一些热衷于新诗创作的学生。当时的外文系学生袁可嘉后来回忆说：“1942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大新校舍垒泥为墙、铁皮护顶的教室里读到《十四行集》，心情振奋，仿佛目睹了一颗彗星的突现。”＇20＇冯至以教师的身份写出的《十四行集》，对袁可嘉、穆旦、郑敏这些学生当然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它启示着这些学生如何更好地将外国文学化为自身的血肉。在让外国文学直接成为新文学创作资源方面，卞之琳也是有说服力的例子。20世纪30年代初，卞之琳在北京大学外文系学习时，就在西方现代诗歌影响下创作新诗，课堂上外国文学的教学则对他的新诗创作有明显影响。后来，卞之琳深情地追忆老师叶公超：“是叶师第一个使我重开了新眼界，开始初识英国三十年代左倾诗人奥顿之流以及已属现代主义范畴的叶慈晚期诗。”叶公超还将卞之琳所译的《魏尔伦与象征主义》、《恶之华拾零》发表于《新月》杂志。“后来他特嘱我为《学文》创刊号专译托斯·艾略特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的才能》，亲自为我校订，为我译出文前一句拉丁文motto，这不仅多少影响了我自己在三十年代的诗风，而且大致对三四十年代一部分较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新诗篇的产生起过一定的作用。”＇21＇在课堂上听老师讲外国文学，在课后翻译外国文学，同时又从事着新文学的创作，这真是一种十分美好的状态。穆旦与西南联大外国文学教学的关系，也是大家熟知的。
古今和中外的这样一种交融，不应看成仅仅是一种客观的效果，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主观的追求。朱自清辞世后，杨振声在回忆与朱自清共商清华大学中文学系建设规划时，说道：“除了国文系的教员全体一新外，我们还决定了一个国文系的新方向，那便是（一）新旧文学的接流与（二）中外文学的交流。国文系添设比较文学与新文学习作，清华那时是第一个。国文系的学生必修几种外文系的基本课程，外文系的学生也必修几种国文系的基本课程。中外文学的交互修习，清华在那时也是第一个。这都是佩弦（朱自清）先生的倡导。其影响必会给将来一般的国文系创造一个新前途，这也就是新文学的唯一的前途。”＇22＇可见，至少在清华大学，一开始便把“新旧文学的接流”与“中外文学的交流”当作一种目标来追求的。
尽管杨振声认为，“新旧文学的接流”与“中外文学的交流”既是为大学的国文系创造一个“新前途”，也是新文学“唯一的前途”，但1949年后，大学不再是原来的大学，文学也不再是原来的文学，大学与文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异，二者之间那种良性互动、相互哺育的关系，也不再存在。对1949年以前大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可让我们明白，重建二者之间那种良性互动、相互哺育的关系，是很必要的，同时又不是那么简单的。仅是请一些俗名很大的作家到大学当院长、当教授、当博导，并不能真正实现这种重建。
2008年12月17日
＇1＇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年1月版，第43页。
＇2＇叶圣陶：《〈郑振铎选集·序〉》，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
＇3＇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8月版。
＇4＇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8月版。
＇5＇闻一多：《敬告落伍的诗家》，《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
＇6＇梁实秋：《清华八年》，《梁实秋文坛沉浮录》，黄山书社1992年1月版，第143—144页。
＇7＇蹇先艾：《忆闻一多同志》，《闻一多纪念集》，三联书店1980年8月版。
＇8＇沈从文《谈朗诵诗》，《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9＇商金林：《朱光潜与中国现代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95页。
＇10＇沈从文：《谈朗诵诗》，《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11＇闻黎明、侯立鹏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438页。
＇12＇卞之琳：《完成与开端》，《闻一多纪念文集》。
＇13＇奥登这时期曾访华并写下关于中国抗战的诗歌。
＇14＇王佐良：《谈穆旦的诗》，《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版。
＇15＇《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598页。
＇16＇《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700页。
＇17＇《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701—702页。
＇18＇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蒲桥集》，作家出版社1991年5月版。
＇19＇《冯至选集》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502页。
＇20＇袁可嘉：《“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冯至诗文选〉序》，《昨日之歌》，珠海出版社，1997年4月版。
＇21＇《地图在动》，珠海出版1997年4月版，第287—287页。
＇22＇姜建、吴为公编：《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80页。
《八一宣言》、“新启蒙运动”与“左翼”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一、问题的提起
1987年4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说明”中写道：“《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记述了一九一九年五月至一九八二年九月前后六十多年中共党史中最重要的事件，勾画出中共党史的一个大致轮廓。……力求反映出中共党史上先后继起的各个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说，它实际上是一本简要的编年体中共党史。”但是，细读这本年表，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是很多的。应该记述的未记述，可记述可不记述的却记述了，这种情况不少。应该详记细述的简记略述，只须简记略述的详记细述，这种情况更多。
这本《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在记述到1935年8月时，写道：“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个宣言对推动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这里说的是在中共党史上其实至关重要的《八一宣言》。此前此后的其他一些有关著作，要么把这《八一宣言》一笔勾销，根本不提；要么含含糊糊地把《八一宣言》的发布者说成“中共中央”，让人误以为是其时尚在毛儿盖一带的毛泽东等人发布了这个宣言。比起此类著作，这本《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对历史的态度无疑更忠实些，它毕竟记述了《八一宣言》，也站在中共立场上对其做了肯定的评价。但与《八一宣言》本身的重要性相比，这样的记述却又是过于简略的。比起《八一宣言》对中共大业所起的作用，这样的评价也是太低调、太保守、太不够的。
1936年秋，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等一群中共理论家，在思想文化界发起了一场“新启蒙运动”。这场运动，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中国化，更使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在中国迅速普及，尤其对青年知识分子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对中共最终战胜国民党、夺取大陆政权，意义十分重大。这场所谓的“新启蒙运动”，实在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极大之事。但这本《中共大事年表》对此只字未提。在“新启蒙运动”中被“启蒙”，从而选择了共产党的李慎之先生，晚年在论及这场“新启蒙运动”时说：“翻检中央党史部门出版的党史中，根本没有提到‘新启蒙’这回事。理由可能因为‘新启蒙’不是党中央、不是毛泽东发动的一场运动，也从来没有成为什么‘路线斗争’的议题。然而它实实在在是起源于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之际，而一直影响到它以后发展壮大终成大业的一件头等大事。”＇1＇
这里之所以把《八一宣言》和“新启蒙运动”并举，不仅因为二者同被冷落、埋没，更因为二者有着内在的联系，《八一宣言》与“新启蒙运动”之间，有着因果关系。
二、《八一宣言》的问世
在1931年1月7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又成为政治局常委。虽然向忠发名义上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在共产国际的力挺下，王明实际上掌握了中共的最高领导权。1931年4月，中共特务工作的总管顾顺章被捕后叛变，对中共地下组织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不断有人被国民党逮捕。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被捕。同顾顺章一样，向忠发被捕后也立即叛变。虽然向忠发曾跪地求饶，但国民党还是立即将其处决。向忠发的被捕和被杀，虽然使王明更加名正言顺地挥舞中共最高指挥棒，但处境的危险却又使王明不能尽情享受挥舞最高权杖的快感。王明意识到，自己也随时可能像向忠发一样成为国民党的阶下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王明决定离开中国，重返莫斯科。当年王明团伙成员之一的盛岳（盛忠亮）后来有这样的追述：“向（忠发）被捕二日后即于狱中被处决。……一点不假，上海中共秘密机关的接连遭到破坏，使得中共高级成员惊愧不定，垂头丧气。陈绍禹（王明）被仓促选为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以填补向忠发的空缺。……他完全可以说是生活在经常的恐怖之中。他的突然提升虽然减轻一些他的危险，却绝没有稍减他的恐惧。他就像惊弓之鸟，很少在中央的会议上露面，不敢住旅馆、公寓甚至单独的私人房屋。他经过深思孰虑，决定搬到上海郊区的一座疗养院去住。……为了安全，陈绍禹要租下整个一层楼。……中共中央为此支付了一笔可观的租金。陈氏夫妇搬进疗养院后，足不出户，实际上成了隐士。陈绍禹事无大小，全都交给康生、陈云去办。由于缺少得力领导，中共的工作实际上陷于停顿。陈绍禹夫妇的隐居生活一直延续到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间。七月间，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机关及秘密印刷所被破获，包括罗绮园、杨匏安在内的二十三名宣传部重要人员被捕。陈害怕再留在上海，在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间辞去了中央总书记。他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回到了莫斯科，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去延安。”＇2＇盛岳的回忆多少有些误差。王明夫妇，还有吴克坚、卢镜如，于1931年10月18日离开上海，11月7日到达莫斯科。王明到达莫斯科后，重建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自任团长，成员有康生、杨松（吴平）、张浩（林育英）、周和森（高自立）、孔原、梁朴、欧阳生、赵毅敏等。
到了莫斯科的王明，是仍然以中共最高领导自居的。在他的意识里，既然自己到了莫斯科，中共中央也就被他带到了莫斯科。在苏联期间，他每每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意见、发布宣言，更常常对国内的“中央”发布指示、命令。王明的政治态度本来“左”得吓人，从来奉行的是“左倾关门主义”。到了莫斯科后却渐渐有了变化。这时期，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开始强调被帝国主义侵略国家的共产党，应该与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结成广泛统一战线，以反抗法西斯主义。这使王明头脑中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开始形成。对此，曹仲彬、戴茂林合著的《王明传》有这样的评介：“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新政策提出的历史过程中，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起了积极作用。身处莫斯科的特殊环境，使中共代表团能够及时掌握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远离国内枪炮轰鸣的撕（厮）杀战场，也使中共代表团能够冷静下来，认识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民族矛盾的发展，逐步反省过去的政策和主张。1932年底和1933年初，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观念开始发生转变，逐步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从1933年以后，王明虽然仍在一些问题上继续坚持‘左’的错误，而且不时提出一些‘左’的主张，但从1933年到1937年间王明发表的文章及其主要活动来看，王明的主要活动开始转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逐步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中共代表团的主要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起了积极的作用。”＇3＇应该说，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是王明政治态度转变的根本原因，甚至是唯一原因。但“态度”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思想”的转变。说远离国内的环境使王明冷静地思考国内问题从而“思想”发生变化，恐怕并不合实情。其实王明从来是只有“态度”而没有“思想”的。他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由斯大林所掌控的共产国际，要王明“左”，王明决不会偏“右”半分；令王明“右”，王明决不会偏“左”毫厘。所以，应该把王明“态度”的转变，完全视作对共产国际政策的响应。
1933年1月1日，日军进犯山海关，中国守军何柱国部奋起抵抗，安德馨营三百人壮烈牺牲，长城抗战由此拉开序幕。1月3日，山海关沦陷。1月17日，王明起草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简称“一·一七宣言”），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布。该《宣言》写道：“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中国民众面前宣言：在下列条件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2）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