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关于知识分子的知识，毛泽东还说过些更坦白的话，例如：“知识分子的知识还不如狗屎。狗屎还可以肥田，知识分子的知识有什么用？”按《毛泽东谋略》的说法，贬低知识，其实也是一种“政治谋略”。既然我既不能剥夺也不能赎买知识分子的知识，那我就将你的知识“就地正法”，即宣布你的知识毫无用处，不但毫无用处，甚至有害无利。这一招，毛泽东不但用于治党治军治国平天下，也用于“治家”。《毛泽东遗物事典》里有这样一个细节：“有段时间，毛泽东特爱吃一种霉豆腐。这种豆腐的作法是：买回鲜豆腐，撒上一些花椒粉，将豆腐放在较潮、阴的地方发霉，然后用菜叶子包上放进缸里腌，几天后取出煎食。不久，保健医生发现毛泽东多痰。经化验是食这种豆腐所致，因此不同意再吃。毛泽东不高兴。接见尼克松后他请医务人员吃饭，第一个菜就叫上这种豆腐，医务人员无可奈何。”（第303页）医务人员要用自己的“知识”剥夺毛泽东的味觉享受，毛泽东就要你“亲口”否定自己的“知识”。
2007年2月17日
革命与流氓——读书札记
一
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大家小书”中，有一本萨孟武的《水浒传与中国社会》（2005年4月）。萨孟武，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所长为政治学与社会学。《水浒传与中国社会》最初出版于抗战之前。20世纪60年代，作者在台湾做了较大的增删。北京出版社所印的，应该是增删后的版本。
萨孟武将宋江们所盘踞的梁山泊，视作一流氓社会；将梁山泊“好汉”们的打家劫舍、杀人越货，视作流氓革命。“梁山泊所代表的是什么？不消说，它的构成分子，以流氓为主，最初投到梁山泊的是晁盖等七人，晁盖虽是山东济州郓城县的富户，但他不喜欢结交文人，‘专爱结识天下好汉’（第十三回），其下有吴用为不第秀才，公孙胜为云游道人，刘唐飘泊江湖，没有一定职业，三阮打渔为生，并做私商勾当，白胜为闲汉。梁山泊的好汉大率出身于流氓，没有正当的职业，或在山林‘剪径’，或在江湖‘揩油’，我们虽然佩服他们的义气，而对于他们‘迫上梁山’的环境，也该予以相当的同情，但不宜因佩服与同情，而讳言他们的出身。”（第6—7页）
其实不仅仅梁山泊的革命，是一种流氓革命。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略有声色的革命，都与流氓有密切关系。在打家劫舍、杀人越货中，在攻城略地、逐鹿中原时，没有大量流氓发扬那种流氓精神，还真不行。中国有古语云：“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仅有“秀才”的革命，那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但是，要革命，要造反，完全没有“秀才”行不行呢？也不行。在中国历史上，略有声色的革命、造反，大抵是“秀才”与流氓共同完成的。不过，这革命和造反中的“秀才”，却必须是流氓化了的“秀才”，或是甘愿与流氓为伍、认同了流氓的价值观念的“秀才”。在“秀才”与流氓共同进行的革命、造反活动中，“秀才”与流氓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秀才”发动、领导流氓革命、造反。梁山泊就属这种形式。宋江本是刀笔吏，“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浔阳楼的“反诗”虽然写得不怎么样，但毕竟是会做诗的人。总之，宋江好歹也算个读书人。梁山泊如果没有李逵、刘唐、白胜、三阮这些流氓，固然不成；但如果没有宋江、吴用这样的读书人，也决不能那样轰轰烈烈。“秀才”发动和领导流氓革命、造反的例子，历史上很多。所谓“太平天国”的革命和造反，也是一例。洪秀全、冯云山，都是多次考秀才而不售。虽然未售，但毕竟有考秀才的资格、毕竟多次进入考秀才的考场，勉强也算得个准秀才。没有杨秀清一类流氓，这场革命和造反，固然闹腾不起来；但如果没有洪秀全、冯云山一类人的筹谋、没有他们弄出一种邪教作为意识形态，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成就”。
“秀才”与流氓的另一种关系，是流氓借助、利用“秀才”而发动和领导革命、造反。当然，更准确的说法，是一个（或一群）大流氓，发动和领导许多小流氓革命和造反，而在这过程中，却注意借助和利用“秀才”：刘邦和朱元璋是两个很典型的例子。
不过，“秀才”发动和领导流氓革命、造反也好，“秀才”被发动和领导革命、造反的大流氓所借助和利用也好，作为“秀才”，都要在自身完成一场“转变立场”的革命，都要在“身份认同”上完成一次造反。必须放弃读书人的价值观念、必须改变读书人的思想情感甚至生活方式，而向革命和造反队伍中的流氓看齐。革命和造反之所以需要“秀才”，是需要“秀才”的知识、眼光，而并不需要“秀才”原本可能有的属于读书人的价值观念、思想情感。换句话说，革命和造反，只需要“秀才”的技能，而并不需要那种“知识分子精神”。在革命和造反中，无论是作为发动和领导者的“秀才”，还是作为被借助和被利用者的“秀才”，都必须在保留“秀才”的技能的同时，在精神上最大限度地流氓化，最大限度地与李逵、刘唐、白胜、三阮们“打成一片”。
二
萨孟武的《水浒传与中国社会》，以这样的话开头：“在中国历史上有争夺帝位的野心者不外两种人，一是豪族，如杨坚、李世民等是。二是流氓，如刘邦、朱元璋等是。此盖豪族有所凭借，便于取得权力，流氓无所顾忌，勇于冒险。”（第1页）萨孟武指出：
贫穷的普遍化就是暗示中国社会快要发生大乱。……此种历史都可以证明：因贫穷而作乱的，多由流氓发动。他们没有‘身家性命’，而生活又不安定，生的快乐既未尝过，死的苦痛也不恐怖。他们最肯冒险，由九死一生之中，突然地置身于云霄之上。他们个人虽然没有势力，而成群结队之后，就可以横行江湖。绅士们怕他们捣乱，农民怕他们鱼肉，他们在中国社会上，乃是化外之民，隐然成为一个势力。
流氓在中国历史上曾演过重要的角色……（第5—6页）
社会动乱的年代盛产流氓。在这样的年代，要进行革命和造反，也不可能拒绝流氓，不可能不广泛地依赖流氓。1925至1926年间，毛泽东写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章以这样的话开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句话后来成了毛式名言之一。我们今天读到的这篇文章，临近结尾，有这样一段话：
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这里说的，其实就是萨孟武所谓的流氓。萨孟武对中国流氓的看法是：“中国的流氓不曾劳动，也不想劳动，社会并不依靠他们而存在，他们却要依靠社会讨生活。他们完全是一种过剩人口，纵令他们全部灭亡，也不妨害社会的存在，反而他们的灭亡却可使社会的秩序因之稳定。”（第4页）而毛泽东在这里，虽然也指出了他们“有破坏性”，但对他们的同情、肯定，欣赏却表现得很分明。说这些大家熟知的江湖帮会，都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工人组成，显然不合实情。在分析“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时，毛泽东强调了“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强调了他们“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也就在强调：这一批人应是“我们的朋友”而不应是“我们的敌人”。
伦敦大学的美籍教授斯图尔特·施拉姆是国际上研究毛泽东的著名专家，有一系列关于毛泽东的著作问世。其中，政治传记《毛泽东》影响尤其大。施拉姆对毛泽东是很有好感的，对毛泽东颇多积极的评价。他的《毛泽东》一书的中文译本，早由红旗出版社出版。在谈到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时，施拉姆写道：毛的部队中有经过教育而得到一定改造的非无产阶级分子，这不仅反映了他难以招到阶级出身好的官兵（毛自然是这样向上级党报告的），但这也与他自己气质和理想的基本倾向一致。他自幼就崇拜中国通俗小说中的草莽英雄，虽然他的世界观并不仅仅处在农民起义的水平，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没有否定他少年时代的热情。他在1926年写的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文章就是明证。他在文章中对五种游民——士兵、土匪、强盗、乞丐和妓女——都有生动的描述，并称赞他们有资格成为革命战士。在此文中并没有现在官方版本里加进去的批评的语言。他在谈到“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的秘密组织时也是充满同情的。无疑，他在井冈山时期肯定一直是持这种态度的。对土匪和其他社会渣滓，他不是勉强而是很愿意收容的……①
施拉姆的叙述也提醒我们，我们现在从《毛泽东选集》中读到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并不是最初的版本。最初的版本中，并没有“但有破坏性”这样的评价。
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与其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之间很不和谐，这是中小学生学习中国现代史时都要学到的。其时的中共中央，对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所作所为，是很不赞同的，是忧心忡忡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收录了1928年6月4日《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的信》，信中说：“你们必须依照中央最近的军事工作决议案改造你们的军队……在成份上尽可能的增加工农和贫民的成份，减少流氓的成份。”
三
美国学者R·特里尔，也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世界级权威。他的在世界上影响巨大的《毛泽东传》，由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出版了中译本。特里尔在肯定毛泽东时更有热情。中译本中《出版者的话》中说：“R·特里尔先生以其记者特有的敏锐和评论家特有的深度对毛泽东的一生作了追述。他的观点基本上与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相一致。”特里尔写到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时，有这样的表述：
毛采取了灵活机智的策略，他隐藏着的“猴精”又开始出笼了。中共的合法“妻子”无产阶级远在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土匪就成了毛的政治“情妇”。
毛结识了两个臭名昭著的土匪首领，他们给毛六百人和一百二十支步枪。他把许多游民和懒汉都补充到他的队伍里。两年中，红军扩充的大多数都是一些游民。而这些人是工人和农民所鄙视的。
毛之所以招募这些无业游民是因为他无其它路可选择。然而，毛并不把游民看成是社会渣滓。“他们也都是人，”他谈及游民时曾说，“他们也有五官和四肢。”游民也属无产者，毛坚信自己可以改造他们。（第110—111页）
按照特里尔的理解，只是因为远离城市，才不得不大量吸纳流氓，——这说法肯定是片面的。乡村有乡村的流氓，而城市也有城市的流氓。要在城市从事革命和造反活动，就免不了也要吸纳城市流氓。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告诫在井冈山的毛泽东要“减少流氓的成份”，但当他们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时，也难免要发挥流氓的作用。——顾顺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顾顺章，上海吴淞人，本是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也是“青帮”的活跃分子。“五卅运动”时便是工人领袖。1927年上海工人三次暴动，他都任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周恩来曾经是他的副队长。中共六大后，顾顺章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负责特科工作。1931年4月，顾顺章从上海护送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在武汉送走张国焘后，被叛徒认出并被捕，被捕后立即叛变。由于他所知事情太多，他的叛变令周恩来和整个中共中央极其狼狈，也给中共带来惨重损失。顾顺章在中共党内，曾是传奇式人物，黑道白道都玩得转，神通之广大超出常人想象。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到这次由顾顺章护送赴鄂豫皖时，对他仍有这样的描述：“顾顺章一直主持中共中央的特务部，归周恩来指挥，是周的得力助手，这时，顾顺章又实际主管中共中央通往各地和各苏区的交通网。……我还是在五卅运动时与顾顺章认识的，那时我就欣赏他的能干，这次重逢，已相隔五年多了，他的才华更是令人佩服。不过他的仪表谈吐，多少有些海派气味；也许这点是他为人美中不足之处。”（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三册第2—3页）
其实，顾顺章是上海滩上一个地地道道的流氓。他的才华，他的神通，都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流氓所具有的才华和神通。在当时的上海，顾顺章的才华和神通，对革命是非常有用的。正因为如此，他在革命阵营内被极度重用。
早期共产党人，后来成为铁杆托派的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对顾顺章事件有这样的“反思”：“顾顺章给我们讲秘密工作，他那时主持着中央的特务。这个人流氓气重极，思想谈不到，虽然工人出身，为人机警异常；但领导革命特工终究不能靠这种人，他后来的叛变与作恶，我认为赏识他与提拔他的人也不能没有责任的。任何革命中不能没有此种人参加，拒绝流氓无产阶级的归附便不能做成群众性的起义，但如何分别他们的正反面作用（认清他们那种远远超过正作用的反作用），马克思和列宁都已经充分教育过我们了。中共的领袖们不接受这个教训，以致在长年的革命工作中，吃过流氓们无数次的亏，顾顺章不过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罢了。”（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09—110页）
早被清除出局的王凡西，是作为中共的局外人对“革命与流氓”这一问题进行“反思”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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