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的。早期中共人士，后来成为铁杆“托派”的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说：“在那时，无论国际或中共，甚至江西的毛泽东，都不曾想到把工作中心由城市搬向乡村，也没有谁敢主张将党的基础从工人转移到农民身上。既然坚持城市第一与工人领导的路线，那当然要把党的中心工作放在上海。党几乎是集中了最大力量，要建立和扩大上海工人区中的组织。”＇3＇而最终决定把工作中心从城市移往乡村、把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往瑞金，并非是理念有了转变，并非是思想上、原则上向毛泽东屈服，而实在是迫不得己。
到了1932年的时候，中共中央便决定迁往江西，这是因为在上海实在无法立足了，中共在城市的工作也实在难以开展了。而这与顾顺章的叛变有极大的关系。国民党有了顾顺章来对付上海的中共地下党，中共地下党就真正遇上了克星。顾顺章叛变后，首先那些与顾顺章极为熟稔的人，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例如周恩来，长期直接指挥顾顺章。聪明过人的顾顺章，对周恩来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活动规律、伪装技巧等都了如指掌。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亲自带人对其家人采取了措施，也使得顾顺章对周恩来切齿痛恨，必欲捕周而后快。周恩来地下工作的经验再丰富，在上海滩上再怎样长袖善舞，再怎样适合在城市工作，也不能不离开了。在整个中央机关决定迁往江西前，周恩来便于1931年底来到了江西。周恩来可谓是中共在上海的灵魂。在上海，没有了周恩来的中共中央，也实在难有作为。向忠发被捕杀后，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领军人物王明（陈绍禹）成为中共总书记。这本来是他梦寐以求的。王明1925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即攀附在共产国际内分管中国的米夫，一心要登上中共最高领袖的宝座。米夫与王明朋比为奸，对瞿秋白进行了不择手段的打击迫害。但王明其人，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废物，是那种秀而不实的东西。他虽然做梦都想执掌中共最高权力，但他做梦都没有想到是在如此险恶的情势下得到这权力的。不断有人被捕杀，使王明心惊胆战，不多久，便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于1931年10月跑到苏联去了。
中共中央迁往江西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共中央上海局，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李竹声任书记。1934年6月，李竹声被捕后叛变。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盛岳（盛忠亮）接任李竹声成为上海局书记。1934年10月，盛岳被捕后亦叛变，成为国民党中统特务，后移居美国。盛岳是王明的亲信，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更是王明的打手。盛岳在美国写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其中这样说到顾顺章被捕后的王明：“当时中共内部的形势如下：首先，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形势恶化。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中共情报网的头头顾顺章在武汉三镇被捕。……上海的中共秘密机关的接连遭到破坏，使得中共高级成员惊魂不定，垂头丧气。陈绍禹被仓促选为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以填补向忠发的空缺。……陈绍禹最初谋求江苏省委领导权，是因为当时担任这一工作还不冒太大危险；但到他真的把这一职务搞到手时，它已成为最危险的工作。所以他完全可以说是生活在经常的恐怖之中。他的突然提升虽然减轻一些他的危险，却绝没有稍减他的恐惧。他就像惊弓之鸟，很少在中央的会议上露面，不敢住旅馆、公寓甚至单独的私人房屋。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搬到上海郊区的一座疗养院去住。他委派康生为他安排此事。另一位中央委员陈云也担任他的副官，因为在顾顺章于一九三一年四月在汉口被捕后，陈云就被任命为中共的情报部长。陈云的职务，使他不得不服从陈绍禹的命令。陈绍禹和他漂亮的妻子孟庆树不久就搬进了疗养院。为了安全，陈绍禹要租下整个一层楼。他们要康生、陈云去同疗养院院方商谈此事。康、陈二人力劝，这样做反而只会引起怀疑和危害他们的安全，但陈绍禹不听，坚持按他的话去做。康、陈没法，只好租了一整层楼。中共中央为此支付了一笔可观的租金。陈氏夫妇搬进疗养院后，足不出户，实际上成了隐士。陈绍禹事无大小，全都交给康生、陈云去办。由于缺少得力领导，中共的工作实际上陷于停顿。陈绍禹夫妇的隐居生活一直延续到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间。七月间，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机关及一个秘密印刷所被破获，包括罗绮园、杨匏安在内的二十三名宣传部重要人员被捕。陈害怕再留在上海，在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间辞去了中央总书记。他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回到了莫斯科，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去延安。”＇4＇
王明辞职后，中央政治局委员卢福坦短暂地代理过总书记。1931年9月，也是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秦邦宪（博古）被推到了中共最高领袖的位置上，从此开始了三年零三个月的秦邦宪统治时期。秦邦宪1907年生，1926年冬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成为王明的干将。1930年5月回国。1931年1月，在由米夫操纵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秦邦宪一跃而成为中央委员。1931年底，周恩来去了江西“苏区”，留下24岁、实际工作经验少得可怜的秦邦宪在上海支撑危局。不用说，这是支撑不久的。1933年1月，秦邦宪与陈云一起，到了江西“中央苏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心脏移植到了乡村，意味着中共从此把工作重心放到了农村。这不但导致了1949年以前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更导致了1949年后以农村改造城市的政略。所以，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是中共党史上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其影响或许大于“八七会议”、“遵义会议”等任何一次会议。对此，铁杆“托派”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里评说道：“中共组织之遭大破坏以致最后撤退，一半是由于领导上的盲动与无原则的派系斗争，另一半则因为国民党政府之进一步的相对稳定，同时采用了新的特务制度。因此可以说，这是斯大林（经过王明）与蒋介石的合作，使原应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终于完全遗弃了工人阶级。从此中国共产党在异阶级的环境中存在和壮大，直到它胜利之后，以征服者的资格再来与城市的工人阶级相见。一个自命为工人阶级代表的政党，与该阶级根本脱离，靠其他阶级的滋养而成长起来，且终于获得胜利，是否仍旧是无产阶级的政党？”＇5＇我们当然没有必要认同“托派”的理论。我本人也一点都不喜欢“托派”的理论。我以为他们的的确确是那种有着花岗岩般脑袋的“教条主义者”。但是，“以征服者的资格再来与城市的工人阶级相见”这句话，还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这里的实质不是一个阶级以征服者的资格与另一个阶级相见，而是“农村”以征服者的资格与“城市”相见。
在中国，“托派”的死敌是王明一派。王明一派的盛岳则从权力斗争的角度“反思”了中共中央的从上海到江西：“中共中央迁往江西，是它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标志着毛泽东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间权力斗争新阶段的开始。从一个角度上看，中共中央迁往瑞金多少削弱了毛在中央苏区的领导地位，使他暂时处于不利地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共中央从中国最大的城市迁往中国内地的偏僻地区意味着不能在工人运动中扎根，因而不得不依靠毛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支持。一般说，武装力量是建立或者推翻一个政权必不可少的主要工具。不直接掌握武装力量，秦邦宪及其派系就无力反对毛泽东日益增长的权力，毛最后打败了他们。”＇6＇中央机关迁往瑞金，是中共党史上的大事，更是毛泽东个人政治生涯中的大事。当初，毛泽东的心情应该是很复杂的。可以想见，最初得知这一消息时，本来就善于失眠的毛泽东，一定连续几夜未能成眠。自从开始致力于农民运动，自从开始拉起一支农民武装，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就与中央不大和谐。以王明为首的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踌躇满志地杀回来、执掌了中央大权后，毛泽东与中央的关系就更紧张了。以王明为首的“莫斯科派”，与以毛泽东为首的“井冈山派”，是互相看不起的。王明们认为毛泽东们根本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毛泽东认为王明们不过是乳臭未干的“教条主义者”，根本不懂中国的实际，也毫无实际经验。而在那时候，王明们可以毫不掩饰对毛泽东们的鄙夷、蔑视，而毛泽东们却不得不把对王明们的厌恶和轻蔑藏在心里。因为王明们背后站着米夫、站着共产国际、站着斯大林，还因为王明们代表着中央。当王明、秦邦宪们在上海时，毕竟还天高皇帝远，在江西“苏区”，总还由毛泽东说了算。来自上海的指示，远在江西的毛泽东，是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装聋作哑的。例如，1928年，上海的中央指示毛泽东们要“减少流氓的成份”，就丝毫不起作用。当中央隐蔽在十里洋场时，毛泽东对中央采取的策略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但现在不行了。现在人家放弃了上海，放弃了城市，到“苏区”来当家作主了。这意味着在自己亲手开创的“苏区”里，自己要靠边站了，要把辛辛苦苦打下来的这点儿“江山”拱手让给那些无尺寸之功的黄口小儿了，毛泽东岂能甘心。1933年1月，秦邦宪以中共最高领袖的身份到达“中央苏区”时，是26岁，而毛泽东已40岁。秦邦宪的全部资本，是在莫斯科吃过几年面包，而毛泽东则在中国的城市与乡村摸爬滚打了十几年。饶是如此，还是秦邦宪们一来，就把毛泽东边缘化，毛泽东心里有着怎样的委屈，那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中央机关迁到“苏区”，又未必没有令毛泽东高兴之处。毫无疑问，毛泽东也是认为中共的最高权力应该掌握在自己手里。在此之前，他不屑于在亭子间里与人争夺最高权力，并不意味着他对最高权力不感兴趣，只不过他清楚地看到，亭子间里的最高权力，最终不过是无本之木，是沙上的建筑。当一个顾顺章的叛变就导致中央机关的崩溃时，就让毛泽东更清楚地看到了亭子间里的内哄有多么可笑。毛泽东觉得自己应该掌握最高权力，但又不愿意在亭子间里夺取这最高权力，而在远离中枢的偏僻乡村，也无由取得这最高权力。对于毛泽东来说，这一直是一个难题。现在，最高权力从亭子间移到了自己的地盘上。虽然这最高权力暂时还不属于自己，虽然这最高权力一时间还要成为压迫自己的力量，但它毕竟“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了。它虽然并非唾手可得，但毕竟伸手可及了。这使得毛泽东可以把夺取最高权力的想望付诸实践了。秦邦宪们来到江西，本来就有两种意味。它既是来主宰毛泽东们，又是来投靠毛泽东们；他既是来剥夺和削弱毛泽东的权力，又是将最高权力“送货上门”。——果然，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宣告了秦邦宪统治时期的结束，也宣告了“莫斯科派”的永久失势。尽管要到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才意味着毛泽东彻底击溃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但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就基本掌握了最高权力。
让我们回到顾顺章。丁玲在《魍魅世界》中回忆说，1933年她在上海被捕后到了南京，与顾顺章住得很近，顾顺章曾以“王先生”的名义与其有接触。顾顺章先是托看守给丁玲送礼物，后又屡次登门拜访。“时间过得真快，我度日如年，一天一天捱着，不觉暑热已退，到了九月上旬。记不清是哪一天，大约就在我起床不久的时候，……一会，看守领进来一个人。这人五短身材、身板结实、动作伶俐，两个圆圆眼睛，很有点神采。他没有架子，非常随便的，好像常来常往的熟人那样说道：‘许久以来都想来看看你们，直到今天才有空。啊！真住了不短时间了。我想你们一定觉得太闷。’他看见我不知如何回话的样子，便自我介绍道：‘我现在的处境同你差不多，表面上我能去街上走走，实际也是不自由的。今天我来看你，别无他意。只是想来为你解解闷，你放心好了。’……后来还是看守告诉我们，我怎能不为之大吃一惊呢？原来他就是顾顺章。”顾顺章来看丁玲，无疑是受命而为，目的是劝降。而顾顺章说他的处境也不自由，却又并非假话。顾顺章投身“中统”后，一定也是在严密监控下为“党国”效命的。像他这样一个经历如此复杂、身手如此不凡、在中共党内曾如此受重用的人物，国民党方面当然不会对他真正信任，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徐恩曾们的掌握之中。丁玲说：“顾顺章果然接着又来了，他对我的冷淡，好像毫无感觉似的，好像他只是来这里找一个老朋友聊天，讲他过去开古玩店做生意的事，讲他带魔术团四处跑码头表演的事。开古玩店的确是一个比较容易隐蔽的行业，谁会料到那些来买卖字画陶罐的人竟是共产党员呢？玩魔术也是一样。玩魔术、变戏法在旧社会，一般都认为是走江湖混饭吃的，那里会联想到革命和共产党呢？顾顺章又来过，每次都摆出同我们是老邻居，像串门的样子，在我面前玩魔术，拿几个乒乓球玩，一个变两个、变三个、变四个、变五个……又拿几块红绿绸子，红变绿、绿变红、有变无、无变有。也玩香烟，点燃的香烟可以吞下去，也可以再吐出来。他常来，不管你理不理他，不管你的态度多么冷淡，他好像不懂这些，不在乎这些；他来了就讲一点社会新闻，他对社会人情讲得头头是道。他讲生意，讲买卖，显得精明；他玩魔术，手法干净。他也讲他的历史，掩饰自己，说他并没有出卖共产党。说党对他发生了一场无可挽回的误会。他装出一种不怨天，不尤人的样子。他还讲他的将来，说将来要退出政治舞台，到农村去，兴办农场、讲求实业，可以由小到大。我只暗示他，我是不相信他的。我看得出来，他也在观察我。有一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