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呢？在17世纪，如果你提出这种问题，你很有可能引起英国和殖民地陪审团对你的极大愤怒，会指责你对上帝的不忠，或被认为是异端邪说。他们可以随意因为你有自己的信仰而将你折磨至死。但到了18世纪，他们却不敢这样做。
罗赛特又写道（摘自《共和国的萌芽时期》1953）：
在美国社会环境压力下，基督教变得更加仁慈和温柔，对宗派间的争斗也更宽容，对乐观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发展也给予更多自由，对科学的兴起给予了更多的实验机会，对民主的到来持更为放任的态度。同样重要的是，正如大量传教士所高声哀叹的那样，越来越多的殖民主义者放弃了世俗的观念，开始对各种事物充满好奇心，逐渐开始用怀疑主义的眼光审视事物。
《人权法案》将宗教与政府分离开来，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因为许多宗教已经成为一种极端主义的思维方式，各个宗教视其自身为真理的化身，并急切地希望将这个真理强加于其他人。极端主义宗教的领导者和实行者通常不知道真理和谬误之间的差异，也没有意识到真理可能就是从表面上看起来完全相反的观点中产生出来的。
《人权法案》的制定者参照了英国的先例，那时的英国，基督教的叛教罪和世俗的叛国罪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许多早期的移民是为了逃离宗教迫害而来到美国的，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非常乐于因为别人与他们自己的信仰不同而去迫害别人。我们国家的创始者认识到了政府与各个争吵不休的宗教之间的密切关系对自由将招成致命的威胁，对宗教自身也同样有害。法官布莱克在1962年恩格尔诉维塔尔一案的最高法院判决中对第一修正案的政府条款进行了这样的描述：
它的首要和最直接的目的是基于这样的观点而确立的，即，政府和宗教的联合将导致政府的毁灭和宗教的堕落。
而且，《人权法案》对权力的分离也具有制约力量。沃尔特·萨维奇·兰多曾经说过，每个教派和宗派都对其他教派是一种道德检验：“竞争在宗教中的作用就如同在商业中一样有益。”但是代价是高昂的：对于宗教团体来说，竞争对采取一致行动获得其共同利益是一个障碍。
罗赛特总结道：
教会与政府分离以及个人意识自由这对双胞胎是我们民主制度的精髓，这实际上是美国对于西方人获得自由的最伟大贡献。
现在，当人们获得了这些权利，却并不使用它，这可是件糟糕的事情——有言论自由权，但没有人提出与政府相反的意见；有新闻自由，却没有人愿意提出尖锐的问题；有集会的自由却无人举行抗议游行示威；有了普遍的选举权，参加投票选举的人却不够半数；有了教会与政府相分离的法案，却无人监督其分离的有效性和长期性。由于公众没有有效地使用他们的权力，因此，他们变成了还愿的供品和口头爱国者。权利与自由：要么使用它们，要么失去它们。
多谢《人权法案》制定者们的高瞻远瞩，更要感谢那些甘冒个人风险的人坚持施行这些权利。由于他们的努力，现在要压制言论自由是很困难的。学校图书馆委员会、移民局、警察局和联邦调查局以及那些寻求廉价选票的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可能会不时地尝试着去压制言论自由，但这种压制迟早会引起爆炸。尽管《联邦宪法》是这个国家的法律，公共官员都发誓要坚定不移地执行这部大法，但是，仍有一些活动家和法院偶尔也会以身试法。
然而，如果降低教育标准、放松知识竞争、削弱对重要问题的争论的热情，以及制定限制怀疑精神发展的社会约束法令，那么我们的自由的根基会慢慢地销蚀，我们的权利会被取消。宪法的创立者们深刻地理了解这一点：“我们的统治者变得诚实可信，我们团结坚如磐石之时，即是在法律的基础上每一个基本权利确立之日。”托马斯·杰斐逊这样说：
从这次（革命）战争结束时起，我们就在走下坡路。从那时起，每时每刻都寻求人们的支持没有必要。因此，人们会被遗忘，他们的权利也会被漠视。除了挣钱的唯一本能，人们忘记了他们自己所有的一切，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团结一致，给予自己的权利以应有的重视。因此，在战争结束时仍未摆脱的锁链仍将长久地束缚着我们，而且将越来越紧，直至我们重新获得权利或在抽搐中死去。
接受言论自由和《人权法案》所规定的人们可以享受的其它自由的重要性的教育，了解当你丧失了这些权利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以及如何行使你的权利和维护这些权利，是成为一个美国公民的首要条件。当然，这也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所必须知道的事情，除此而外，更应该了解这些权利随时有被人侵害的可能。如果我们不能为自身利益着想，如果我们不愿意给当局提出问题，那么我们就会任由那些有权势的人摆布。但是，如果人们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并且有了自己的观点，那么这些有权势的人物将为我们工作。在每一个国家，我们都应当教育我们的孩子懂得科学的方法和设立《人权法案》的理由。与此同时，还应该教育我们的孩子要正派、谦逊并具有团队精神。在这个魔鬼出没的世界里，我们作为人而居住在这里，这可能便是我们与这个日益增长的黑暗势力之间的全部区别所在。致谢
在康奈尔大学给一个高级研讨班讲授批判性思维的课程的许多年里，我一直十分愉快。我一直可以在整个大学范围内，根据能力、文化和专业各个方面挑选学生。我们强调写作水平和口头表达能力。在课程结束时，学生们选择一些他们非常感兴趣的广泛争论的社会问题，两个为一组练习期末口头争论的整个过程。但是，在开始争论之前的几周中，我们告诉他们每个人的任务是以使对方满意的方式给对方提出观点。这样，对方会说：“对，那是对我的观点的很好的表达。”在编组的书面讨论中，他们探讨各自的不同观点，这种争论的过程已对他们更好地理解相反的观点有帮助作用。这本书中的一部分题目最初是给这些学生争论时使用的。我从他们接受或批评我的观点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在此我想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我还要感谢康奈尔大学天文系及其系主任耶温特·特兹安，感谢他们允许我教授这门课程，尽管它以天文学490命名，但实际内容只有很少一点天文学知识。
本书的部分内容已在《展示》杂志中刊出，这份杂志是全北美星期天报纸的一种补遗，读者达到每周8300万。读者给我的热情洋溢的反馈信息使我大大提高了对本书中讨论的问题的认识，也了解了公众的各种不同的看法。我在书中的一些地方摘录了部分《展示》读者给我的来信摘录，这些来信使我感觉到了美国公众的内心世界。《展示》的主编沃尔特·安德森和高级编辑戴维·柯里以及这份引人注目的杂志的编辑和研究人员在许多地方极大地改进了我的观念的表述方式。同时他们也允许我表达那些可能不会在大众出版物上发表的观点，因为这些大众刊物较少谈论《美国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书中的部分内容首先刊登在《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上。最后一章的部分内容是根据一次演讲写成的。那次演讲是1992年4月，在蒙特塞罗的东门廊——即“五分镍币的背面图案”——我有幸在有来自31个其他国家的人的美国公民宣誓仪式上作了演讲。
我的关于民主制度、科学方法和公共教育的观点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受到许多人的影响，在本书的正文中，我提到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但是在这儿我想指出给我带来启示的人是：马丁·加德纳、伊萨克·阿西莫夫、菲利普·莫里逊和亨利·斯蒂尔·康马杰。限于篇幅，其他许多给我提供了便于理解和清晰的事例的人、帮我改正由于疏忽所造成的错误的人，在这儿不一一列出了。但在此我要告诉他们，我十分感激他们。同时我必须明确地感谢下列朋友和同事，他们十分认真地审阅了本书最初草稿的全部内容或部分内容。他们是：比尔·奥尔里奇、苏姗·布莱克默、威廉·克罗默、弗雷德·弗兰克、肯德里克·弗兰泽、马丁·加德纳、艾拉·格拉则、弗雷德·戈尔登、库尔特·高特弗里德、莱斯特·格林斯波、菲利普·克拉斯、保罗·库尔茨、伊丽莎白·洛夫图斯、戴维·莫里林、理查德·奥弗舍、杰伊·奥雷亚、阿尔伯特·佩尼贝克、弗兰克·普雷斯、詹姆斯·兰迪、西奥多·罗扎克、多丽尔·萨根、戴维·萨皮斯坦、罗伯特·塞普、史蒂文·索特、杰里米·斯通、彼得·斯特罗克和耶文特·特泽。
我同样也感谢我的著作代理人莫顿·詹克罗和他的全体工作人员，他们给了我很明智的建议。安·戈多弗以及其他兰登书屋在出版过程中做出贡献的人——恩里卡·加得勒、J·K·兰伯特和罗森布卢姆；威廉·巴尼特审阅了手稿全文；出版过程也得到了安德烈·巴尼特、劳雷尔·帕克、凯伦·戈布莱希特、辛迪·维塔·沃格尔、吉尼·赖安和克里斯托弗·拉塞的帮助。还应该感谢的有康奈尔图书馆系统，包括神权和迷信稀有版本书籍收藏部门的人，这些书的收藏最初是由该大学第一任校长安德鲁·迪克逊·怀特进行的。
本书有四章中的某些是部分由我的妻子及长期合作者安·德鲁彦写的，她还是美国科学联合会的秘书。这个组织于1945年由曼哈顿计划最初的几位科学家创立，目的是检验科学和高技术在使用中的伦理问题。她还为我在过去10年中每个阶段的写作、本书的内容和风格提出了极富建设性的指导意见、建议和批评。我从她那儿学到的东西一言难尽。我知道，我能够找到一个既能给我提出建议，又能进行评论，既富幽默感又能给与鼓舞力量的人而感到十分荣幸。我对她身上所具备的这些特点深感钦佩。她还是我生活中最理想的爱人。
致谢
在康奈尔大学给一个高级研讨班讲授批判性思维的课程的许多年里，我一直十分愉快。我一直可以在整个大学范围内，根据能力、文化和专业各个方面挑选学生。我们强调写作水平和口头表达能力。在课程结束时，学生们选择一些他们非常感兴趣的广泛争论的社会问题，两个为一组练习期末口头争论的整个过程。但是，在开始争论之前的几周中，我们告诉他们每个人的任务是以使对方满意的方式给对方提出观点。这样，对方会说：“对，那是对我的观点的很好的表达。”在编组的书面讨论中，他们探讨各自的不同观点，这种争论的过程已对他们更好地理解相反的观点有帮助作用。这本书中的一部分题目最初是给这些学生争论时使用的。我从他们接受或批评我的观点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在此我想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我还要感谢康奈尔大学天文系及其系主任耶温特·特兹安，感谢他们允许我教授这门课程，尽管它以天文学490命名，但实际内容只有很少一点天文学知识。
本书的部分内容已在《展示》杂志中刊出，这份杂志是全北美星期天报纸的一种补遗，读者达到每周8300万。读者给我的热情洋溢的反馈信息使我大大提高了对本书中讨论的问题的认识，也了解了公众的各种不同的看法。我在书中的一些地方摘录了部分《展示》读者给我的来信摘录，这些来信使我感觉到了美国公众的内心世界。《展示》的主编沃尔特·安德森和高级编辑戴维·柯里以及这份引人注目的杂志的编辑和研究人员在许多地方极大地改进了我的观念的表述方式。同时他们也允许我表达那些可能不会在大众出版物上发表的观点，因为这些大众刊物较少谈论《美国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书中的部分内容首先刊登在《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上。最后一章的部分内容是根据一次演讲写成的。那次演讲是1992年4月，在蒙特塞罗的东门廊——即“五分镍币的背面图案”——我有幸在有来自31个其他国家的人的美国公民宣誓仪式上作了演讲。
我的关于民主制度、科学方法和公共教育的观点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受到许多人的影响，在本书的正文中，我提到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但是在这儿我想指出给我带来启示的人是：马丁·加德纳、伊萨克·阿西莫夫、菲利普·莫里逊和亨利·斯蒂尔·康马杰。限于篇幅，其他许多给我提供了便于理解和清晰的事例的人、帮我改正由于疏忽所造成的错误的人，在这儿不一一列出了。但在此我要告诉他们，我十分感激他们。同时我必须明确地感谢下列朋友和同事，他们十分认真地审阅了本书最初草稿的全部内容或部分内容。他们是：比尔·奥尔里奇、苏姗·布莱克默、威廉·克罗默、弗雷德·弗兰克、肯德里克·弗兰泽、马丁·加德纳、艾拉·格拉则、弗雷德·戈尔登、库尔特·高特弗里德、莱斯特·格林斯波、菲利普·克拉斯、保罗·库尔茨、伊丽莎白·洛夫图斯、戴维·莫里林、理查德·奥弗舍、杰伊·奥雷亚、阿尔伯特·佩尼贝克、弗兰克·普雷斯、詹姆斯·兰迪、西奥多·罗扎克、多丽尔·萨根、戴维·萨皮斯坦、罗伯特·塞普、史蒂文·索特、杰里米·斯通、彼得·斯特罗克和耶文特·特泽。
我同样也感谢我的著作代理人莫顿·詹克罗和他的全体工作人员，他们给了我很明智的建议。安·戈多弗以及其他兰登书屋在出版过程中做出贡献的人——恩里卡·加得勒、J·K·兰伯特和罗森布卢姆；威廉·巴尼特审阅了手稿全文；出版过程也得到了安德烈·巴尼特、劳雷尔·帕克、凯伦·戈布莱希特、辛迪·维塔·沃格尔、吉尼·赖安和克里斯托弗·拉塞的帮助。还应该感谢的有康奈尔图书馆系统，包括神权和迷信稀有版本书籍收藏部门的人，这些书的收藏最初是由该大学第一任校长安德鲁·迪克逊·怀特进行的。
本书有四章中的某些是部分由我的妻子及长期合作者安·德鲁彦写的，她还是美国科学联合会的秘书。这个组织于1945年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