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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钻说：
“老丁同志，喝干这三杯呀！”
旁边人说：“这是规矩，您沾了呀。”
还说：“喝了不疼洒了疼，浪费是最大的犯罪。”
丁钩儿只好把这三杯酒喝干了。
金刚钻说：“多谢多谢！该我喝了！”
他端起一杯酒，轻轻地喝了，不滋不咂不洒不剩，酒风淳朴而优雅，显示出良好的酒场风度。然后他越喝越快，但动作准确、干净，有节奏有韵律。最后一杯酒，他缓缓地端起来，在胸前画一个优美的弧线，好像小提琴的弓子在琴上运行，优美低沉的琴声在餐厅里回荡，在丁钩儿血液里流淌。他的警惕性渐渐瓦解，对金刚钻的好感像春天坚冰初融的小溪边的草芽，缓慢地生长起来。他看到金刚钻把最后一杯酒送到唇边时，明亮的黑眼睛里闪烁着忧郁的光彩，这个人变得善良宽厚，散发着淡淡的感伤气息，既抒情又美好。琴声悠扬，轻凉的秋风吹拂着金黄色的落叶，墓碑前开着白色的小花朵，丁钩儿双眼湿润，似乎看到了那杯酒像一股涓涓的石上清泉，流进了碧绿的深潭。他开始爱这个人。
党委书记和矿长拍着巴掌喝彩；丁钩儿沉浸在富有诗意的感情里，一声不响。竟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静场。红色服务小姐四人，都立着不动，像四株姿态各异、仿佛在谛听、沉思的美人蕉。空调机在墙角上发出了一声怪叫，把静默打破。党委书记和矿长嚷嚷着要金部长再干三十杯，金摇摇头，说：
“不干了，干了也是浪费。但初次与老丁同志见面，应该敬上三乘三杯。”
丁钩儿入迷地望着这位连干三十杯酒面不改色的人，沉醉在他的风度里，沉醉在他嗓音的韵味里，沉浸在他那颗铜牙或是金牙的柔和光芒里，一时竟悟不出三乘三等于九的道理。
丁钩儿面前摆着九杯酒。金刚钻面前也摆着九杯酒。丁钩儿无法抵御这个人的魅力，他的意识和肉体背道而驰，意识高叫：不准喝！手却把酒倒进嘴里。
九杯酒落肚，丁钩儿眼睛里流出了泪水。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流泪，尤其是在宴席上流泪。谁也没打你，谁也没骂你，你为什么哭泣？我没哭泣，难道流泪就是哭泣吗？他的眼泪越来越多，一张脸如一片雨后的荷叶。他听到金刚钻说：
“上饭吧，让丁同志吃过去休息。”
“还有一道大菜呢！”
“嗅，”金刚钻想了想，说，“那就快上吧！”
一位红色服务小姐搬走了餐桌上那盘仙人掌。两位红色小姐抬来一只镀金的大圆盘，盘里端坐着一个金黄色的遍体流油、异香扑鼻的男孩。
二
敬爱的莫言老师：
您的来信收到了。感谢您能亲笔给我回信，并且那么快地把我的小说推荐给了《国民文学》。不是我酒后狂妄——这样也许很不好——我自觉这篇小说富有创新精神，洋溢着酒神精神，焕发着革命精神，《国民文学》要是不发表，才算是他们瞎了眼。
您推荐给我的李七先生的狗屎小说《千万别把我当狗》，我看了。说实话我感到十分愤怒。李七把崇高、神圣的文学糟蹋得不像样子，是可忍，孰不可忍！有朝一日我碰上他，一定要和他展开一场血腥大辩论，我要驳得他哑口无言、噤若寒蝉，然后还要揍他一顿，让这个小子七窍流血鼻青脸肿魂飞魄散一佛出世二佛涅槃。
诚如老师您所言，我如果潜心研究专业，在酒国确会有光明前程，吃也不会缺，穿也不会缺，房子会有的，地位会有的，金钱会有的，美女也会有的。但我是有志青年，不甘心一辈子浸泡在酒里。我立志要像当年的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一样弃酒从文，用文学来改造社会，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为了这崇高的目标，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头颅尚不惜，何况那些身外之物呢？
莫言老师，我搞文学的决心已定，十匹膘肥体壮的大马也难把我拉回转。我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您不必再劝我了。如果您胆敢再劝我，我就要恨您。文学是人民的文学，难道只许你搞就不许我搞了吗？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艺术劳动化劳动艺术化，到了共产主义人人都是小说家。当然我们现在是“初级阶段”，但“初级阶段”的法律也没规定说酒博士不许写小说呀？老师，您千万不要学那些混账王八羔子，自己成了名，就妄想独占文坛，看到别人写作他们就生气。俗话说得好：“长江后浪推前浪，流水前波让后波，芳林新叶催陈叶，青年终究胜老年。”任何想压制新生力量的反动分子，都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老师，我们研究室有一位女资料员。
女资料员姓李名艳，她自称是您的学生，当年您在保定军官初级学校担任政治教员时，她说她听过您的课。她对我讲了不少您的轶闻趣事，使我对您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她说您曾在课堂上大骂我国的著名作家王蒙，说王蒙在《中国青年报》的星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奉劝文学青年们从拥挤的文学小路上退下去。她说您在课堂上愤怒地说：“王蒙一个人能独霸文坛吗？有饭大家吃，有衣众人穿，你让我退，我偏要进！”
老师，听了您这段轶事，我一口气灌下去半升葡萄酒，激动万分，连十个指尖都哆嗦；周身热血沸腾，双耳红成了牡丹花瓣。您的话像一声嘹亮的号角、像一阵庄严的呼啸，唤起了我的蓬勃斗志。我要像当年的您一样，卧薪吃苦胆，双眼冒金星，头悬梁，锥刺骨，拿起笔，当刀枪，宁可死，不退却，不成功，便成仁。
老师，听李艳讲了您当年的轶事，再回头看您给的信，我感到又难过又失望，您在信中劝我的话和王蒙当年奉劝文学青年（包括您）的话何其相似乃尔！这令我万分痛心。老师啊老师，您可千万不要学那些无耻的小人，刚刚扔掉打狗棍，就回头痛打叫花子。想当年您瘦得像只猴，三根筋挑着一个头，老师，您也是在文学小路上艰难跋涉的苦出身，千万不要好了疮疤忘了痛，那样，您会失去我和成千上万文学青年对您的爱戴。
老师，昨天夜里，我又写了一篇题为《肉孩》的小说。在这篇小说中，我认为我比较纯熟地运用了鲁迅笔法，把手中的一支笔，变成了一柄锋利的牛耳尖刀，剥去了华丽的精神文明之皮，露出了残酷的道德野蛮内核。我这篇小说，属于“严酷现实主义”的范畴。我写这篇小说，是对当前流行于文坛的“玩文学”的“痞子运动”的一种挑战，是用文学唤起民众的一次实践。我的意在猛烈抨击我们酒国那些满腹板油的贪官污吏，这篇小说无疑是“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是一篇新时期的《狂人日记》。如果有刊物敢于发表，必将产生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效果。今随信寄上，请老师大笔斧正。“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老师不必怜香惜玉进退维谷，更不必投鼠忌器左顾右盼，有什么看法直说不要吞吞吐吐，竹筒倒豆子，是我党的光荣传统之一。
《肉孩》阅罢，如老师认为已达到发表水平，请您给找个婆家嫁出去吧。当然，我知道现在去火葬场烧死人都要靠关系，何况发表小说？所以，老师您尽管大胆去攻关，该请客就请客，该送礼就送礼，一切费用由我报销（别忘记开发票）。
老师，“肉孩”是我苦心经营之作，还是寄给《国民文学》为好。我的理白是：一，《国民文学》是中国文坛的领袖刊物，领导着文学新潮流，在该刊发一篇，胜过在省、市级发两篇。二，我想采取“猛攻一点，不及其余”的战术，迅速拿下《国民文学》这个顽固堡垒！
敬颂
大安！
您的学生：李一斗
老师：
我有一个朋友去京办事，托他带给您一箱（十二瓶）我参与研制的酒国佳酿“绿蚁重叠”，请您品尝。
李一斗又及
三
酒博士：
您好！
感谢您馈赠的“绿蚁重叠”，此酒色、香、味俱佳，只是在总体感觉上似乎有些不协调，就好像一个五官端正、不能说不美丽，但缺少那么一种难以言明的魅力的女人。我的故乡，也是酿酒业发达的地方，当然与你们酒国比较起来相差甚远。据我父亲说，解放前，我们那只有百十口人的小村里就有两家烧高粱酒的作坊，都有字号，一为“总记”，一为“聚元”，都雇了几十个工人，大骡子大马大呼隆。至于用黍子米酿黄酒的人家，几乎遍布全村，真有点家家酒香、户户醴泉的意思。我父亲的一个表叔曾对我详细地介绍过当时烧酒作坊的工艺流程及管理状况，他在我们村的“总记”酒坊里干过十几年。他的介绍，为我创作《高粱酒》提供了许多宝贵素材，那在故乡的历史里缭绕的酒气激发了我的灵感。
我对酒很感兴趣，也认真思考过酒与文化的关系。我的中篇小说《高粱酒》就或多或少地表达了我的思考成果。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酒的长篇小说，结识您这位酒博士可谓三生有幸。今后，我会有许多问题向您请教，所以，希望不要再称我为“老师”了。
您的信及大作《肉孩》均拜读，感触颇多，随便谈谈吧。先说您的信：
①我认为，狂妄与谦卑，是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两种人生态度，很难说哪种好哪种不好。事实上，看似狂妄的人实际很谦卑；看似谦年的人骨子里却很狂妄。有的人在某些方面、某些时刻极狂妄，而在某些方面、某些时刻又极谦卑。绝对的狂妄和永远的谦率大概是没有的。如阁下的“酒后狂妄”，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化学反应，似乎无可指责。所以，你酒后自我感觉良好我感觉也良好，你酒后骂几句《国民文学》的娘也触犯不了刑律，何况你还没有骂他们的娘，你仅仅说“要是不发表，才算是他们瞎了眼”哩。
②李七先生把小说写成那种模样自有他的道理在，你如果认为不好，扔到一边不看即可。假如你有朝一日碰到他，送他两瓶“绿蚁重叠”抽身就躲吧，千万不要犯革命浪漫主义的毛病去跟他进行什么“血腥大辩论”，更不要试图跟他动武，此公练过八卦拳，与黑社会联系密切，心狠手辣，啥都敢干，据传北京有个吃多了饭没事干的文学批评家写了一篇批判李七文学的文章在报上发表后，没出三天，这位批评家的老婆就被李七他们给拐卖到泰国去当了妓女。所以，我劝你趁早别多事，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是上帝都不敢惹的，李七即是一个。
③你既然已经像“三八吃秤砣一样铁了心搞文学”，我绝对不敢再劝你浪子回头，也免得你恨我。无意中招了别人嫉恨是没有办法的事，有意招人恨则是“扒着眼照镜子——自找难看”了。我本来就够难看了，何必再去扒眼睛。
你痛骂那些想“独霸文坛”的“混账王八羔子”，我感到很舒畅。假如真有那么几个混账王八羔子想独霸文坛，我会跟你一起骂。
我在保定军校教书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听过我的课的学生有好几百名，姓李名艳的女生好像有两位，一位白脸瞪眼子，一位黑脸矮胖子，不知是哪一位与你同事。
关于我在课堂上骂王蒙的事，确实记不得了。王蒙那篇劝导文学青年冷静地设计自我的文章我好像读过，审情度势，当时的我读了那篇文章感到情绪受了打击，心里不舒服是可能的，但要我在宣传共产主义的课堂上驾王蒙，绝对不可能。
实际上至今我也没扔掉要饭棍，我想，即便有朝一日我扔了要饭棍，也不会“痛打叫花子”吧？我不敢下保证，因为人的变化往往不是能由自己决定的。
再谈您的大作：
①您给自己的小说定性为“严酷现实主义”，这主义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东西，我委实搞不清楚，但大概意思是看出来了。小说中描写的情景令我不寒而栗。多亏这是一篇小说，要是您做了一篇这样内容的报告文学，那事情就麻烦透了。
②关于作品的“发表水平”，一般地认为有两个标准：一是政治标准，二是艺术标准。这两条我都拿不准。拿不准就是拿不准，并不是我有意“吞吞吐吐”。好在《国民文学》群英荟萃，您就听他们判决吧。
我已把大作寄给《国民文学》编辑部，至于请客送礼一事，学问很大，我干不了。像《国民文学》这种中央级大刊，能不能请出来送进去，也许需要你亲自去试一下。
祝你
好运气！
莫言
四
《肉孩》
秋天的后半夜，月亮已经出来，挂在西半天上，边缘模糊，好像一块融化了半边的圆冰。凉森森的光芒照耀着沉睡的酒香村，谁家的鸡在窝里叫起来，叫声闷闷的，好像从地窨子里发出来的。
这叫声虽然沉闷但还是惊动了金元宝的老婆。她围着被坐起来，在朦胧中发着怔。青白的月光从窗棂里泻进来，把黑色的被子印上惨白的格子。男人的脚在她右侧直竖着，凉冰冰的。她拉拉被角为他遮盖。小宝在她左边蜷着，呜呜地打着均匀的呼噜。更遥远更沉闷的鸣叫声传来，她打了一个哆嗦，慌忙披衣下地，走到院子里，抬头看天，见三星西斜，昴星东升，离天亮不远了。
女人推着男人的腿，说：
“起来吧，快起来吧，大昴星都出来了。”
男人停止打鼾，巴嗒了几下嘴唇，坐起来，迷迷瞪瞪地问：
“天就要亮了？”
女人说：“快了，早点去吧，别再像上次那样，白跑一趟腿。”
男人慢腾腾地披上夹祆，伸手从炕头上摸过烟笸箩，捏着烟斗，装了一锅烟，塞到嘴里叼着。又摸到火镰、火石、火绒，噼噼啪啪打起火来。几个有角的大火星子溅出，有一颗落到火绒上，他嘬着嘴吹气，火绒燃起。暗红的一点火在昏暗中闪烁。他点着烟锅，巴咂两口，正要掐灭火绒时，女人说：
“点着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