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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周代的士，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他们地位不高不低，人数不多不少，能量不大不小，最适合培养为“中产阶级”。苟如此，就能形成巩固各级政权、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然而周人最大的失误，就在这里。
从西周大封建开始，真正得到实权和实惠的，是诸侯和大夫。最后养肥的，也是这些“中上层贵族”。这对“中央”其实是不利的。因为诸侯和大夫越强大，天子就越虚弱。强枝弱干的结果，是周王室成为“皮包公司”，周天子成为“光杆司令”，最后连“橡皮图章”都当不成。
一并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有“封建秩序”。因为诸侯可能强于天子，大夫也可能强于诸侯。子公司超过总公司，岂能不乱？只不过，春秋是诸侯架空天子，比如“五侯争霸”；战国则是大夫灭了诸侯，比如“三家分晋”。但无论哪一种，士都是帮凶。
但同时，挺身而出希望救世的，也是士。这就是“先秦诸子”。其中，儒家代表文士，墨家代表武士，道家代表隐士，法家代表谋士，都是士的代表。只不过，他们的方案各不相同，甚至认为那世界无药可救。
同样是士，为什么有的“助纣为虐”，有的“救苦救难”，如此不同呢？
因为有“君子”，有“小人”。
君子与小人
君子与小人，也来自宗法和封建。
依照宗法制，贵族的次子和庶子，也可以“开宗立派”，只不过嫡长子立的叫“大宗”，次子和庶子的叫“小宗”。但依照封建制，天子的小宗却是诸侯，那可是国族的大宗。同理，大夫是国族的小宗，同时是氏族的大宗；士是氏族的小宗，同时是宗族的大宗。所以士可以“一妻一妾”。甚至士人的族如果庞大，他的次子和庶子，还能成为家族的族长。
但只要算一笔账，谁都清楚这世界上是大宗多还是小宗多。而且，只要贵族们的世代足够长久，族就会裂变，小宗的人数也会越来越多。这就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特殊阶层——小人。
小人，就是“小宗之人”。
相反，嫡长子则总是贵族。诸侯的嫡长子是国君，大夫的嫡长子是家君。那好，周王的儿子是“王子”，公侯的儿子是“公子”，家君的儿子就是“君子”。这，倒是不论嫡庶的。甚至宗族的族长，由于“俨然君主”，他的儿子也可以叫“君子”，至少嫡长子可以。
君子，就是“君主之子”。（参见此图表）
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本义——大宗之子和小宗之人。这时，作为贵族，小宗之人也是“人”，地位至少比“民”高。民，是平民和奴隶。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天长日久，子子孙孙，贵族们那些庶子的庶子的庶子，就不但只能是小宗的小宗的小宗，甚至不再是“人”。低级贵族之小宗，更是如此。
这就产生了第二种含义：君子是贵族，小人是平民。
贵族与平民，是“阶级”，也是“等级”。由于是等级，后来又指“品级”，也就是君子高贵、高尚、高雅，小人粗俗、低俗、庸俗。原因也很简单：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不一样。君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当然“三高”；小人甚至无法接受正规教育，当然“三俗”。
再后来，阶级的意义没有了，品级的意义也淡化了，变成了“品类”：君子是好人，小人是坏人。或者说，君子道德高尚，小人品质恶劣。阶级讲身份，等级讲地位，品级讲品位，品类讲品质，都是君子高，小人低。
这是君子和小人的第三种含义。
毫无疑问，这里面有歧视，却不等于没意义。意义是对士的。因为王之子是王子，公之子是公子。所谓“君子”，主要指大夫的儿子，即“家君之子”，也就是“士”。士，可是在贵族和平民之间荡秋千的。你自强不息，就仍是君子；你自甘堕落，就沦为小人。因此，必须树立君子之德，弘扬君子之风。尽管那最后的结果，不过是成为“精神贵族”。
然而这很重要。
事实上，有“精神贵族”，才有“贵族精神”。贵族精神不是摆谱、撒娇、端架子，而是高贵、自律、守底线，独立、自由、有尊严。为此，他们倒驴不倒架，可杀不可辱，宁肯杀身成仁，不肯苟且偷生。
这样的精神，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因此，正如不能没有中产阶级，一个社会也不能没有精神贵族。然而纵观中国历史，从先秦到唐宋，虽无中产阶级，却有精神贵族。但到明清以后，专制日盛，斯文扫地，精神贵族和贵族精神都日见稀缺，甚至被赶尽杀绝。中华文明的精神，可谓命悬一线！
但这是后话，现在还看西周。
◎周朝的宗法传承
算盘未必总如意
说起来，周天下其实算得上树大根深。
周的根，在农村。
这并不奇怪。周，原本就是农业民族。何况在邦国制度的框架下，诸侯的国，大夫的家，都是自主经营。大夫的财政收入当然来自采邑。诸侯的则不但来自全国，自己也会有一块自留地，就像天子拥有天下之外，还有一个周王国。周王国是实体。它是周天下的“中央政府”，同时也是“独立王国”。后来周天子被架空和颠覆，就因为他的王国每下愈况，综合国力不但不如诸侯的封国，甚至不如大夫的采邑。
采邑是周的“基层政权组织”，地位相当于后来的县，规模相当于现在的乡。采邑中有村社，大一点的或者还有庄园、牧场和森林。城堡之外的郊野，则是八户或十户农民编组耕种的井田。管理采邑事物的，是大夫的“家臣”。
家臣都是士。职位高的叫“宰”，是大夫的“大管家”。孔子的学生子路和冉有，便做过鲁国大夫季孙氏的宰。但这已经是春秋了。西周时期，家臣应该都是不能袭爵的“家君之子”。他们既然不能像嫡长子那样接班做“家君”，也就只好去做“家臣”，帮助父兄“齐家”。
这是合理安排，也是如意算盘。
我们知道，周天下其实很大。不要说远在天边的周王，就连大国的诸侯和大邑的大夫，距离子民也很远。真正在第一线接触民众的，就是家臣。所以家臣至关重要，然而君主们却大可放心。因为家臣是大夫的子弟，大夫又是诸侯的子弟，诸侯则是天子的叔伯、舅舅、兄弟、子侄、女婿、连襟、妹夫、丈人。这样的江山，岂非铁打铜铸；这样的政权，岂非稳如泰山？
至少，那根子也扎得够深的了。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天算是什么呢？是日子久了，血缘就淡薄，关系就递减。这是自然规律。所以，用血缘和婚姻来维系政治联盟，可以奏效但不能持久。再大再和谐的族群也要分家，四世同堂就到了顶，接下来便是五世而斩。
何况周天下这个总公司原本就是虚的，实体是诸侯的国，后来还有大夫的家。实际上，从西周到东周，发展的趋势就是强枝弱干。不但诸侯变得尾大不掉，就连大夫也后来居上，请问那还能维持吗？
没错，凡事有利就有弊，算盘未必总如意。刀切豆腐两面光的事，是没有的。但始料不及的，是问题会出在家臣。
家臣有什么问题？
忠心耿耿。
奇怪！忠心耿耿不好吗？好。但家臣不是忠于国君，更不是忠于天子，而是忠于大夫。因为大夫是“家君”，他们是“家臣”。所以他们公开宣布“只知有家，不知有国”。最搞笑的是公元前530年，鲁国大夫季孙氏的一个家臣在宫廷斗争中站在国君一边，结果成了过街的老鼠。乡亲们讥讽地说：我有一块菜地，长的却是草皮。身为家臣而心系国君，太有才了你！＇2＇
这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是啊！原本希望“家国一体”，结果变成“家国对立”；原本用于维稳的手段，却变成最不稳定的因素，岂非莫大的讽刺？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家臣的理论。周公他们不是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吗？家臣的说法，却是“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何非君臣”。＇3＇封略，就是大夫的采邑；君，则是家君，也就是大夫，没诸侯什么事，更没天子什么事。这简直就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
哈！原来他们心目中的君臣关系，只存在于采邑之中。什么镇守边疆，捍卫王室，不过一句空话，甚至根本就是扯淡！
周公，你想得到吗？＇4＇
周公和孔子都不变态，
他们为青年男女的性爱留下了自由的空间。
三月三的中国情人节，演出了东周版的《花儿与少年》。
第五章
两个基本点
爱国贼
鲁国那个跟家君唱反调的家臣，叫南蒯（kuǎi）。
南蒯是季孙氏封地费邑的宰。照规矩，季孙氏把费邑承包给南蒯后，自己就不怎么管事，所以南蒯在那里当了三年老大。但，当南蒯决定背叛季孙大夫、支持鲁国国君时，费邑人却不干了。他们把南蒯抓起来，对他说：过去我等听命于先生，是因为忠诚于主上。现在先生有了那种想法，我辈却没有这等狠心。那就请先生另谋高就吧！您老人家的理想抱负，上哪儿不能实现啊！
众叛亲离的南蒯只好抱头鼠窜逃到了齐国，齐国倒也收留了他。
有一天，南蒯伺候齐景公吃饭。
景公突然端起酒杯说：你这叛徒！
南蒯不知景公是真是假，当时脸都绿了，一肚子委屈地辩解说：微臣岂敢叛乱，不过想强大公室而已。这可是爱国呀！
旁边的齐国大夫却反唇相讥：一个家臣，爱的什么国？你罪过大了去了！＇1＇
奇怪！爱国有罪？
不。爱国无罪，但要有资格。诸侯爱国就是对的，因为他是“国君”。大夫爱国也是对的，因为他是“国人”。家臣爱国，则“罪莫大焉”。
家臣爱国，何罪之有？
僭越。也就是通房大丫头把自己当成了大老婆。
前面说过，封建是一种秩序。它确定的君臣关系和效忠对象，也是有层级的。具体地说，从上到下，天子之臣是诸侯，诸侯之臣是大夫，大夫之臣是士（家臣）。从下到上，家臣忠于大夫，大夫忠于诸侯，诸侯忠于天子。因此诸侯可以“爱天下”，大夫可以“爱国”，家臣则只能“爱家”。这就叫“礼”，也才叫“忠”。越级非礼而爱国，就是“爱国贼”。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齐景公只把南蒯叫做“叛夫”，算是客气。
那么，费邑的邑人，为什么可以反对他们的总管南蒯，越级忠于季孙氏？
因为按照邦国制度，天下只有一个，封区只有两级。封到采邑，就不再分封。家臣不是“君主”，只是大夫派出的代理人。邑人也不是家臣的臣，而是大夫的臣，即“家人”。他们的道德义务，是“忠君爱家”，不是“忠君爱国”。这跟季孙大夫的是非对错没关系，跟南蒯的政治立场更没关系。
礼，只认秩序，不管是非。
后果当然很严重。依照这个“忠君原则”，诸侯如果对抗天子，大夫就应该跟着对抗；大夫如果反叛诸侯，家臣也会跟着反了。周的灭亡，就因为此。
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是非讲不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怎么操作？
讲得清并可操作的，只有秩序。
秩序贯穿着邦国制度。井田是经济秩序，宗法是社会秩序，封建是政治秩序。这就一要“明差异”，二要“定等级”。井田制区分“公私”，于是有公田、私田；宗法制区分“嫡庶”，于是有嫡子、庶子；封建制区分“君臣”，于是有人、有民。人是贵族，民是平民和奴隶。这是“阶级”，三等。天子是超级贵族，诸侯是高级贵族，大夫是中级贵族，士是低级贵族。这是“等级”，四等。此外还有公侯伯子男，是诸侯的“爵级”，五等。
由此可见，秩序即等级。它就像井田一样形成序列，叫“井然有序”；就像阡陌一样条理分明，叫“井井有条”。事实上，等级分明的周社会，就是一块“井田”；秩序井然的周制度，则是一口“井”。周公和他的继承人，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挖井不止，终于挖得深不见底，单等我们跳下去。
这口“井”，就叫“伦理治国”。
好大一张网
什么叫“伦理”？
伦，是一个很晚才有的字。甲骨文和金文都没有“伦”。它的本字，应该是“仑”（仑），金文的字形像栅栏。后来加上单人旁，变成“伦”，有类比（无与伦比）、匹敌（精彩绝伦）、条理（语无伦次）等意思。
◎金文的“仑”（剌鼎）。
其实，伦，就是秩序和类别。如果没有，就叫“不伦不类”。但最重要的秩序和类别，是人类社会的，叫“人伦”。按照后来儒家的说法，人伦包括五种人际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叫“五伦”。规范五伦的道理、法则和仪式，就叫“伦理”。
伦理的核心，是“名分”。
从字面上讲，名分就是名位和职分。说白了，则是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以及相应的权利、义务和待遇。其中地位特别高的，还有爵号和车服等等，叫“器”。名和器合起来，叫“名器”。名不同，器也不同。比如祭祀用的礼器，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都是鼎奇数，簋偶数。祭祀时的乐舞，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祭祀穿的礼服，天子十二旒，诸侯九旒，上大夫七旒，下大夫五旒。旒（读如流），是垂在冕前面的珠串。士没有冕，也就没有旒。
名分，决定着待遇、规格、谱。
所以，传统社会的中国人极其看重名分。妻们固然会严防死守，小老婆也不能“妾身未分明”。比如《红楼梦》里的花袭人，是最早跟贾宝玉上床的。但因为没有“走程序”，结果便连妾都不是。
名分，简直就是“命根子”。
没有人可以不要名分。没有名分，就没有面子。面子是名分的标志，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