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建明
前言
从某种意义而言，21世纪国际竞争既不是企业也不是国家，而是各具特色的城市圈。
没有城市圈的形成和崛起，没有发达的大城市做后盾，没有人口和产业聚集以及城市的高度文明，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很难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力的国家。
只有高度现代化的大城市才具备与世界进行分工交流所需要的完善的基础设施；只有高度现代化的大城市才能有足够的产业集聚和经济规模参与全球性竞争。
《炫风：中国明星城市发展史》讲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兴城市的成长故事，延伸了我们关于城市问题的深刻思考——
如何建设低成本高效率的城市？
如何更多地吸纳已经进入工业生产和服务业的农村人口？
那些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如何实现这场产业调整和社会人口调整？
在现代化大城市崛起过程中为什么离不开精英们的特殊作用？
中国一波又一波的造城运动意味着什么？
作者用“国家叙述”方式描写了苏州、重庆、昆山、三亚、东莞、常熟、中山、义乌、张家港九个中国发展速度最快的明星城市的变迁史。
第一篇 苏州：“苏南模式”的摇篮
引子
三年前，父亲在离别这个世界的前五天，他突然对我说：“趁你在家，我想到园区看看，听说那里现在很好看……”父亲说的园区就是我故乡的苏州工业园区。那个时候的父亲已经连翻个身子都要几个人帮忙，他的生命之灯已经剩下最后一丝丝光亮。
“行。明天就去吧。”我说完这话就感到后悔，他能支撑得了吗？最后与姐姐、妹妹商量结果，还是决定带他去。第二天，我们父子俩坐车出苏州老城后便向坐落在城东边的园区驶去。“洋气！真是洋气啊！”一路上，父亲像个初出家门的孩童，不停地轻轻欢呼着，并且不时给我讲“过去”的这里是个什么样。每当看到那些古色古香的新的小桥流水景色时，他竟然手舞足蹈起来，简直不像一个重病之人。
日落之前，我们到了工业园区的金鸡湖畔。我看到残阳下的父亲两眼放光：这里太美了，什么时候建得这么好啊？他不时地问我。原本无心观赏的我，竟然也被父亲的情绪所感染，忍不住跟着他的目光一起观赏起周围的一切来——可不，金鸡湖畔的新苏州，如同一个绝美的天堂：那水，是蔚蓝蓝的，成群结队的水鸟嬉戏地掠过我们的头顶，仿佛想跟我们逗趣；湖岸边有高高的现代化摩天大楼，但你不感觉那是嘈杂的城市，因为在摩天大楼的四周，是宽阔无边的绿地和花园，还有众多叫不上名的树木。平坦的道路，找不到一片纸屑与废弃之物。湖边，有如梦如幻的几条长堤，从那里传出的悠扬的轻歌曼舞声，令人心醉……
“天堂。真是天堂呵……”那一天，父亲的嘴里不知说了多少遍这句话。在我返回北京时，父亲又一次突然拉着我的手，喃喃道：“你写了那么多书，为什么没写苏州的园区啊？都说苏州是人间天堂，我看苏州工业园区是中国的天堂，你不写它，枉作一个作家呵！”
不知咋的，我的泪水一下涌出眼眶……“一定写。”我对父亲说。
从那天起，我一直期待有时间把苏州的园区介绍给我的祖国人民，因为它是中国未来走向世界强国的发展蓝本，也如父亲所说的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式人间天堂。现在总算是可以给九泉之下的父亲交卷了——
第01章 园区革命
●浦东开发的冲击波
1990年4月，父亲打电话告诉我：浦东要大开发了，我们苏州会更了不得的。
浦东？浦东开发跟我家乡苏州有什么关系？
我们离上海那么近，浦东要变成深圳，我们不是跟着一起发财了！我当时感觉远离政治中心的父亲，其意识里就是离不开“乡下人”的本质。但这回我小看了父亲，更小看了苏州老乡们对浦东的认识。
在少年时代，我就认识了浦东，但它对我而言，是个恐怖的地方，我曾在它的怀抱里丧胆失志过……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冬日，上中学时的我，在寒假里为挣生产队的工分，跟成人们再次划船到上海运输氨水。三吨小木船要过黄浦江一段江面，那是我第一次见如此急流的黄浦江面，出了外白渡桥后，站在后船板上的双脚就是站不稳，更不可能去帮着大人们摇橹——其实在黄浦江里行船，只能随流而进。我们的小船在江里像一叶飘荡的竹片，每逢后来的汽轮经过时，我们的小船整个儿失去自控力，顺其颠簸坠落。“进水了！进水了，快逃命——”突然，当船老大的民兵连长一声尖叫，揪着我的后衣领，一起跳进江里……魂散胆碎之际，我下意识地张开双手在刺骨的江面上划动着，后来隐约看到有一条救生汽艇朝我开来……等我醒来时，我发现我被扔在一片泥滩上。我不知是什么地方，只见江的对面是那座我见过的哥特式的海关钟楼。大人们后来告诉我：我活命的那片泥滩就是浦东的陆家嘴，现在那个地方是国际会议中心。离它不远的地方是今天的“东方明珠”和高入云霄、晶莹剔透的森茂大厦。
几年之后，我从部队第一次探亲回家路过上海时，特意到外滩，隔着黄浦江，看到江对面的陆家嘴，还是一片破落的农田和稀零的一些房子。
然而再过若干年后，当我再次站在外滩时遥望对岸的陆家嘴时，我惊骇了：那个曾经令我魂飞魄散的地方竟然成为又一个中国的“曼哈顿”！
浦东的开发史是随着两位当代巨人在上海的“一来一去”而迅速推进掀起的——来的是邓小平，去的是江泽民。
江泽民最先也是从北京来到上海的。他任上海市长时，就接过老市长汪道涵的重托，开始谋划起“浦东开发”的大略来。1987年北京又来了大员，他就是后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江泽民、朱镕基搭档的上海市委、市政府对浦东开发的推进是历史性的。
1989年中，江泽民“北上”赴任中国最高领导。浦东开发更有了巨大的推进力。然而，推进浦东开发的最重要人物还是中国现代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1990年4月18日，大上海的一则新闻对近在咫尺的苏州人震动很大：中国的又一个特区——浦东开发区正式宣告成立。
那时，全国都在羡慕南边的深圳特区，可谁也无法与之相比——那里的发展日新月异。那会儿去一次深圳还必须公安部门办“特区通行证”，跟出国一样令人兴奋。
“要是我们也能像深圳一样开放就真的是天堂啦！”凡去过深圳的苏州人，不知暗暗感叹过多少次。
现在浦东也要变成第二个“深圳”了！我们不等于真的快进天堂了啊？
苏州人羡慕深圳，但有些远不可即。现在上海的浦东要变“特区”，那是天时地利呵！苏州人的内心跟上海人一样激动地瞅着浦东开发的隆隆推土机声，胸口的心尖儿跳得像小鹿一样快。
他们激动，激动天赐的福运终于到来了。
他们盘算，盘算浦东开发给自己带来的“磁场”效应……
总之，苏州人在一旁既激动又兴奋地悄然窥测着上海浦东的每一个细微的行动，并瞅准机会，为自己所用、所利……
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跟上去啊！1991年的春节，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他当天在新锦江大酒店的41层旋转餐厅上跟朱镕基说的话，当晚就传到了苏州人的耳里。不几日，邓小平的另一段更重要的话也迅速传到了苏州人那里——
“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搞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了。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
听听，小平都着急了！浦东也要成为第二个深圳了！
我们离上海最近，浦东开发对我们苏州是个天大的机会，这回一定要抓住！
古城苏州里，干部们热烈地议论着，心潮激荡着，仿佛邓小平的话是对他们讲似的：不要动摇，抓紧发展！
浦东要成第二个深圳，我们苏州要当江苏的第一个深圳。那时深圳在内地人的心目中就是改革开放的榜样，现代化社会的样板，人民走向富裕的目标。在传统经济高度发展的苏州这样的内地经济发达区域，寻求新的发展点时，深圳无疑是最好的学习榜样。而深圳在当时传统的社会主义思维下，它是带着大半的“资本主义”色彩的。现在有邓小平的话，上海浦东也能搞深圳一样的特区了，这不等于彻底地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了！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以浦东开发为契机应当算是又风起云涌的大浪潮。不用说，浦东开发，对苏州的影响和契机都是最大的。
有必要交代一句：其实在浦东开发之前，苏州市委、市政府已经在80年代中后期就十分注重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了，并且卓有成效。昆山和张家港的崛起便是最好的说明。只是这一阶段的外向型经济处在引资和合资的初级阶段，而深圳特区型的外向经济的明显特征是将某一规模的区域整体建成一个全面的外向型经济，也就是所谓的“特区”。
国家对“特区”建设是有严格的规定，它实际上是一个行政区域的新划分。这得经过国务院批准。大上海有浦东那片尚未开发的隔岸“处女地”，与黄浦江一江之隔，东边又临通往五湖四海的大东海，开发空间广阔而低代价。
“吾俚苏州”咋弄法？其实在2500多年前所建的古城苏州，只是一个“周围四十里二百一十步尺，城外有六十八里六十步”的城郭，虽然在伍子胥的春秋战国时代，她是名符其实的“阖闾大城”。但对早已以现代化的大都市为中心的当今世界而言，苏州古城的面积只能算个小城，且苏州建城时便以水域网络组成的防城，她的面积和空间十分有限，这也决定了她以园林、巷子和小桥流水为主的文化特色。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改革浪潮涌动下的苏州人，眼看着南边的荒滩上建起的深圳，眼看着旁边的大上海一座座横跨路口和过江的桥梁，更不用说像北京那样四通八达的地铁与如网般的城市高速环路，就是她的“子民”——常熟、昆山、张家港等自家的“五虎崽”的蓬勃发展，古城苏州人越来越感到了压力。观前街的弄堂吆卖声和虎丘岭的旅游门票收入大自然很值得骄傲，可小桥流水毕竟没有大江大海那种汹涌澎湃的激情与气势，尤其是全球经济的浪潮，让无数过去不起眼的地区与城市，仅仅几年时间可以超越像苏州这样的几千年古城的整个发展历史。这种瞬息万变的历史潮流，让一向温情性格的苏州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苏州出路何在？
苏州是永远葆住原有的古城文化与古城经济——那种小桥流水般的自安自得，还是跟上世界的发展潮流，再造苏州新城？
这是摆在苏州人民和苏州领导面前的一个大课题。谁敢破解这个题目？谁或许是历史的功臣，同样也有可能是历史的罪人。苏州古城国务院早在80年代专门就保护苏州古城历史风貌有过专门的文件，谁在古城里做文章，不是不可以做，而是你能做得既保护了古城风貌，又可以让人放开手脚干现代化经济？这样的文章也许不是超天才的人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的。
因为——古城有限，再做道场，即使请得寒山寺等天下所有的高僧来，也只能念些旧经，无大雅之堂可供世人瞻目。深圳可以在荒地上建起世界级新都市，大上海有浦东无边广阔的空间，就是常熟、吴江、张家港、小昆山这些“子民”也比你苏州古城大几倍几十倍的空间上发展和开发呀！
苏州人的压力和恐慌缘于古城郭的束缚与限制。
必须寻找出路！必须重建一个新苏州！
这个时候，人称搞外向型经济出了名的“牛鼻子书记”的苏州市委高德正书记被江苏省委一纸任命到了苏北任职，苏州来了位风度儒雅的王敏生同志当新的市委书记。
王敏生在任苏州市委书记之前是镇江地区专员，同时他还挂着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王敏生是一位老资格的“苏州老乡”。1975年之前，无锡县还隶属苏州地区管辖，他是无锡县委书记。乡镇企业大发展时期，无锡曾经被誉为“华夏第一县”，其经济总量和综合实力在全国县级单位中名列第一。王敏生因此在仕途上曾经扶摇直上过。“文革”后第一届团中央组建时，他是排在韩英、胡启立之后的书记处书记，42岁时出任江苏省省委书记。1989年中回苏州任市委书记。那时故乡的苏州和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一样，正处在一个特殊时期，干部人心惶惶，不敢干，怕干事。“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需要的形势下，王敏生提出了苏州发展的“稳中求进”的思路，后来证明是非常英明和重要的。
2008年8月的一天，我在苏州古城的一个古色古香的小院里采访了王敏生老书记。一口吴语的他回忆当时的苏州社会情景时说：“我到招待所，却看不见人，大家很紧张，不敢接待外国人，也不敢接待来谈生意的自己人。干部们都有一个‘怕’字。怕谈生意，搞发展被认为是搞腐败、走歪道和不正之风。我要求市委号召干部们正确认识‘两院’文件（高院、高检）。又让纪委和检察院的同志出面讲话，让干部们正确认识和区分改革开放中的正常交往与走歪门邪道、搞腐败和不正之风之间的本质区别，尤其讲明什么是违法乱纪，什么是腐败之风，使广大干部重新树立起了对党和改革开放的信心。同时我们又树立了几个典型，如吴江的盛泽和张家港的杨舍镇等，坚持了发展乡镇企业的十大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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