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尽了脸的事情蒙混过去。
洪钟华开始采取行动掌握会场的主动权：“刚才人大李主任和单书记都说了，虽然话不一样，意思却一样，都是要求我们正确处理这件事情，不要在这件事情上纠缠不休，尽快把注意力转移到更加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上去，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市长万鲁生顺势应变，及时修正了立场：“这件事情其实最终也只能这么办，不理他，查什么？查明白了能怎么样？最多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理一下，人家要是闹起来，影响更大。我敢断定，如果人家闹起来，老百姓肯定都会向着他，算了，不理他就完了。我同意李主任和单书记的意见。”
主要领导都表态了，其他人也纷纷跟进。洪钟华说：“看来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原则办，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再追查了。如果今后有人按照正常程序提出‘三顺滩’的命名问题，可以经由市人大通过相关的法律程序办理，市委、市政府不再参与此事。”
市人大主任心里暗骂：真是一条老狐狸，自己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一转手把烫手的山芋扔给了市人大。市人大能怎么样？难道真的启动程序重新把范家滩再改回来吗？大家都知道“三顺滩”的名字就是冲着省委张书记那幅对联不像对联、诗歌不像诗歌，甚至连顺口溜都够不上的题词去的，现在市人大给改回来，那不是让市人大唱黑脸吗？其实他骂洪钟华是老狐狸有点冤枉洪钟华，洪钟华之所以要这么说，根本原因还是认识到自己在“三顺滩”的命名问题上确实有长官意志、一言堂的问题，按照党纪国法哪一条衡量，“三顺滩”的命名也轮不着他市委书记操心，现在想到自己当时拍省委张书记马屁的心态，洪钟华的老脸就发热发涨，所以他再也不想听到更不想提及“三顺滩”这件事情，其心理就像尿炕的孩子最不愿意晾被子。
洪钟华倒没去琢磨市人大主任怎么想，他的思路已经转到了下一个议题上，那就是关于“三顺滩”拆迁户的补偿金问题。他的确非常恼火，当初政府跟人家白纸黑字签好了的合同，规定的拆迁补偿金会落空，而且一拖就是几年，缺口数额又是那么大。这件事情无论拿到哪里都说不过去，这件事情的责任也很明确，就是市政府的问题。
洪钟华开始讨伐市政府：“下面我们讨论一下关于‘三顺滩’拆迁户的补偿金问题。这一次省委张书记到我们铜州市来视察，‘三顺滩’的拆迁户追到了铜州宾馆上访告状，搞得我们非常被动，张书记虽然没有明确批评我们，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上级领导对我们的工作非常不满。这件事情造成的政治影响非常恶劣，严重损害了我们市委市政府的形象。我们现在应该三思的是，这起恶劣的政治事件是谁造成的，是谁在损害我们市委市政府的形象？也许有人会说是那些上访的人民群众，我却要说，这些上访的人民群众有理有据，人家就是让我们政府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没有什么错。真正造成这起政治事件，损害市委、市政府声誉的不是群众，而是我们自己，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作风。我今天只想请教财政局一个问题：当初签订合同的时候，合同内容、补偿数额你们知道不知道？”
财政局局长是一个瘦高挑，戴了一副老式黑框眼镜，看长相一点也不像财政局长，倒像一名收入低吃不饱的山区民办教师。洪钟华的质问让他惶惶不安，本能地起立，活像一名士兵听到了口令：“洪书记，这件事情我们有责任，我们推脱不了。”
洪钟华心里明白这位财政局长是个老实厚道之人，不但长得像民办教师，行为处事也像一个民办教师，看到他让自己搞得战战兢兢，也有些不忍，便和颜悦色地对他说：“你坐下说，我们今天是要解决问题，不是追究哪个部门或者个人的责任。到底是怎么回事？拆迁补偿金为什么财政上不安排？”
财政局长坐了下来，满脸苦相地说：“财政如果有钱，怎么会不安排？这件事情万市长也多次催促过，可是我们市的财政状况不行啊。”
洪钟华惊讶地问：“我前几天还在报纸上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市财政收入增长了二十五倍，二十五倍啊，不是个小数目，怎么会没有钱呢？今天上夜景工程、明天给公务员涨工资、后天又搞招商节庆活动，成百万上千万地花，不是很有钱吗？就算是财政紧张一点，安排计划也应该有个轻重缓急嘛。”
财政局长倒是业务精熟，马上回答：“财政增长了二十五倍是不假，如果按照不变价格统计，还不止二十五倍呢，可是，财政支出增长得更快，其中光是行政费用支出就增加了八十八倍。别的不说，仅仅公车费用支出就增长了一百一十五倍，人员工资增长了三十五倍，接待费用增长得就更多了，改革开放之初，接待费用根本就没有财政项目列支，现在每年没有两三千万就下不来。这还仅仅是市政系统的数据，如果再把公营企事业单位的加上去，每年得五千多万。现在的财政基本上就成了吃饭财政，如果再把钱往别的方面安排，吃饭都有问题。”
这些数据把洪钟华说愣了，他不敢相信，与会人员也都有些惊讶，议论纷纷，不知道谁冒了一句：“这哪里是吃饭财政，是高消费财政嘛。”
洪钟华抓住了这句话：“说得好，高消费财政，确切，准确。”
受到鼓舞，刚才冒泡的人又加了一句：“维持公务人员的温饱叫吃饭财政，供养公务人员吃喝玩乐、公车私用、工资狂涨还能叫吃饭财政吗？”
这一回洪钟华和与会人员都看清楚了，说话的是市委调研室主任华三八，他爸爸三十八岁才有了他这个儿子，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三八。这人原来是市政法委书记，清明节坐着专车给他爸爸上坟，把一家三口上坟的市民撞成两死一伤，受到了降职处分，到市委调研室当了正处级主任，心里一直愤愤不平，现在是找到了说话的机会。洪钟华却不管他说这话出于什么目的，借力使力地说：“华主任说得很有道理，欠着人家‘三顺滩’拆迁户的补偿金不给，我们的钱都花到哪去了？我提请大家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大家看看我们那些宾馆酒店、高消费场所门口停的公车，再看看上下班时间马路上成群结队跑的公车，一辆比一辆高级，谁还能相信我们铜州市财政居然窘困到政府签的合同都不得不赖账的地步？纳税人缴纳税款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些人享受高消费的生活吗？今天会上我希望得出一个结论，‘三顺滩’的群众拆迁补偿金什么时候给人家。”
大家都沉默，财政局长更是低了脑袋好像正在接受批斗。
洪钟华又追问了一句：“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解决？难道继续拖下去？政府耍赖？这件事情现在已经不单单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如果不能尽快解决，我没办法向省委交代，也没办法向‘三顺滩’的群众交代。”
洪钟华一再提到政府两个字，万鲁生实在坐不住了，开始逼财政局长：“你们财政局还有没有办法？”
财政局长埋了头死不吭声，谁也说不清楚他保持这种姿势是表示低头谢罪，还是要用沉默来对抗领导。万鲁生说了硬话：“洪书记说得没错，这件事情瞒也瞒不住，老百姓已经当着我们的面捅给了省委张书记，现在省委没有催促我们，那是在对我们听其言观其行呢，我今天表个态，尽快处理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了，我辞职。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在我辞职之前，先要撤了你这个财政局长。”
财政局长的脑袋突然昂了起来，活像为争夺异性打斗的公鸡，梗着脖子涨红了脸对万鲁生说：“你是市长，我是局长，财政局说透了也不过就是市长的钱包，这样吧，你说该怎么办？还有，市长、书记都在场，今年的财政预算也经过市人大审议通过了，人大李主任也在，你们说让我把皮扒了只要能解决问题我马上就扒皮。”
会场如同塞进冰箱的肉汤冷凝成了肉冻，这种场面与会者从来没有经历过，一个小小的正处级局长在会议上公然向书记、市长、人大主任叫板，这既是荒唐的，也是大逆不道的。与会的每一个人既暗暗担心，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又暗暗好奇，想知道事情会以什么结果谢幕。大家都屏息静气，谁也不敢乱说乱动，既怕惹火烧身，又怕错过些微细节。万鲁生让财政局长请示得张口结舌，因为他也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跟大多数长期担任领导职务的官员一样，已经习惯了发号施令，也已经习惯了下级按照他们的指令跑腿奔波，真正需要他们动脑筋、出主意的时候，他们并不比下级高明，自然也拿不出能让下级顺利执行的办法来。也许，这正是毛泽东同志感叹“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根本原因吧。万鲁生让财政局长反问得无可奈何，气急之下说：“我什么事情都能办，还要你这个财政局长干嘛？”
财政局长这阵好像吃了大力丸，居然以豁出去了的大无畏精神又一次顶撞万鲁生：“那好办嘛，你把财政局长兼上，或者换个财政局长也行，只要能解决问题，咋办都行。”
万鲁生彻底失败了，他既不可能现在就撤了人家，他没那个权力，也不可能马上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甚至不敢再以市长的身份来训斥人家，因为，蔫叫驴踢死人，他实在把握不住这个平日里蔫头耷脑、老实巴交的财政局长真的惹急了会说出什么话、做出什么事情让自己这个堂堂市长当众下不来台。无奈之下，万鲁生起身便走。洪钟华急忙拦他：“老万，别走啊，慢慢商量嘛。”
万鲁生气哼哼地说：“我上厕所。”顺便狠狠瞪了财政局长一眼，拂袖而去。他一走，就把摊子扔给了洪钟华，洪钟华不可能让会议晾在那儿，只好接过了话头。洪钟华倒没像万鲁生那么狼狈，因为这件事情他事先经过了思考，最终的结局也已经在他心里有了一个规划：尽快筹措资金兑现，至少也要部分兑现市政府的合同承诺，这也是唯一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件事情已经闹到了省委张书记面前，靠市委市政府门前的武警和信访接待人员出面已经抵挡不了了，即便“三顺滩”的拆迁户不再到市府大楼群访，市委、市政府也得向上级有个交代。现在的问题是：钱从哪来。所以洪钟华就跟财政局长商量：“能不能从财政上临时解决一些资金，我也不要求你马上全部解决，起码解决一部分，然后我们再通盘考虑。”
万鲁生不在，财政局长的话也就说得比较敞亮：“洪书记，财政现在盘子很大，一年安排上百个亿，领导一看盘子，总觉得从哪挤出一星半点就能解决‘三顺滩’的问题。拆东墙补西墙谁不会？即便要拆，领导也得说明白到底拆哪一堵墙啊，我们总不能想拆哪里就拆哪里，想往哪里补就往哪里补吧？再说了，现在的财政缺口不光是一个‘三顺滩’的问题，很多大型项目的资金缺口也很大，过去我们常说量入为出，现在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了。很多大型项目说上就上，上马了再命令我们安排资金，比方说那个夜景工程，年初的预算根本就没有列，领导拍拍脑袋突然要上，没有资金领导就硬按着我们的脑袋要钱，下级服从上级，我们只好拆东墙补西墙……唉，难啊。”
洪钟华问他：“根据合同我们市里还欠‘三顺滩’拆迁户的补偿款到底有多少？”
财政局长说：“这是明账，根据合同金额我们欠人家拆迁补偿金两千多万，其实这件事情洪书记你掌握得还不够透彻，如果仅仅是这两千多万，一次解决不了我们分几次紧紧裤腰带矛盾也不会激化到现在这个地步。关键人家要的不仅仅是拆迁补偿金，人家要的是个住处。当初合同上规定两年后保证让人家全都住进新建的‘三顺滩’居民新区。拆迁户一共有三百多户人家，一千五百多口人，到现在还都住在临时搭盖的周转房里，所谓的‘三顺滩’居民新区到现在刚刚打了个地基，根据工程预算，全部建成要投入一个多亿，我到哪弄这一个多亿去？”
洪钟华说：“能不能想别的办法？哪怕是拆东墙补西墙也好，先给人家还上一部分拆迁补偿金，把矛盾缓解一下，明年的财政预算再想办法彻底解决居民新区的建设问题？”
财政局长说：“现在哪还有钱？这个季度的行政费用还缺一大块，如果不抓紧到时候连工资开不出来的可能都有。”
洪钟华实在难以相信财政能紧张到这个程度：“怎么会这样？现在财政收入年年两位数地增长，怎么还会这个样子？”
财政局长说：“‘十五’计划期间，政府公务员年年涨工资，光是工资这一块五年增长了两三倍，五年前公务员平均工资也不过一千多块钱，现在已经超过两千五百块。还有，接待费用每年增长也是两位数，五年前每年一千多万就能应付了，现在每年没有三千万下不来。公车费用更是连年增长，五年前每年有个两千来万也就能应付了，现在每年少了六千万下不来，这六千来万还不包括司机的工资奖金和补贴。如果算上，光是公车这一块每年怎么说也得一个亿才能保住。办公费增加更加厉害，过去一个干部平均消耗一年不过三五百块，现在每个干部办公成本一年没有三五千块下不来，现在都使用电脑，配置、更新电脑的费用和折旧费用不说，光是印刷成本的增加就让人害怕。过去印刷费用十张纸是五分钱，现在一张纸至少得一毛五，而且浪费惊人，不管谁只要写东西一律印刷、复印，机关办公印刷用纸跟流水一样。唉，作孽啊，我们的财政收入还没到可以这么豪华的程度啊。”
“就是到了这个程度也没有权利豪华奢侈，这哪里是国家干部？”这句话又是华三八插的。
洪钟华出面摆平：“好了好了，我们开会的目的是提高认识解决问题，不是显示口才的。”说到这儿想起了万鲁生，问秘书长，“万市长怎么回事，大便还是小便？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
人大主任说：“组织个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