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在心，在美国，奴隶制曾经是长年的合法制度，而且直到今天，我们在这方面的表现还不是很完美。我常常这么说，因为我相信，任何人都不能自称住在一个凡事十全十美的国家。为了创造并享受更好的生活，我们必须不断向理想迈进。因此，我大致上同意你的论点。
现在，容我举出两个例子。在美国，基于种族差异而产生的歧视案例仍时有所闻，无论是居住、就业或其他方面均是如此，所幸我们已建立了一套应付这种现象的制度，只不过我们迄今仍未消除这种歧视现象。去年，我曾经针对这个问题和美国人民对话，并设法了解政府应该采取哪些措施，一般民众可以透过地方政府或其他民间团体采取哪些配合的行动，以及应该如何才能改变美国人民的心态等等。这是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是，当我在1992年初竞选美国总统时，有一天我在纽约市一家饭店逗留，当时一位希腊裔移民跑来跟我说，他儿子已经十岁，曾经在学校讨论大选的问题，表示应该投我一票。不过他又说，如果他投我一票，希望我能设法让他的儿子获得自由，因为他的儿子并未享有真正的自由。我接着问他，这番话的真正用意何在？他回答，他居住的社区犯罪事件层出不穷，帮派和枪械随处可见，以至他不能放心让他的儿子每天自己步行上学，或者过马路前往公园博戏。他说，如果他投我一票，希望我能让他的儿子获得真正的自由。
我认为这点很重要。因为在美国，我们通常会把自由视为摆脱了政府滥权或控制的自由。这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开国先贤当年为了逃避英国的君主政体而抵达美国。但是有时候，所谓自由的先决条件之一是，政府必须采取主动，让每一位国民享有接受教育和最起码的安全生活的公平机会，同时维持法制的环境。因此，我一直努力设法降低美国社会的犯罪率。目前的犯罪率已经比过去25年来任何时候都低，这意味着，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的美国下一代已经更多。尽管如此，美国社会的犯罪率仍然很高，暴力事件还是屡见不鲜。
因此，美国人不但必须主动保卫自己珍视的自由，更应该创造一种人人都可以真正享有安适及自由生活的环境。
这个问题很好。
问：总统阁下，我们竭诚欢迎您访问北大。你曾经引用前福建巡抚徐继畲说过的一句话。不过，本校前任校长蔡元培曾经说，当伟大的道德精神实际运用时，它们不会相互抵触。而且，我也不认为个人自由会与集体自由抵触。不过，以中国为例，它的蓬勃发展实际上确是我国人民自由选择与集体努力下的成果。因此，我认为，所谓真正的自由，应该是指人民有权自行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和发展方式。我还认为，只有能够真正尊重他人自由的人，才能了解自由的真谛。不知道阁下是否同意我的看法？
克林顿：首先，如果你相信自由的价值的话，你必须尊重他人选择自由的权利，即使是对个人自由有激进定义的其他社会，也会有个人自由侵害到他人的权利时，对个人自由有所限制。
举个例子说，一个非常著名的美国法庭判例就明确指出，我们的确拥有言论自由，但任何人都无权在全场客满的戏院中，以开玩笑的心态大喊失火，进而导致现场民众因为恐慌而相互推挤践踏。另外一个有名的法庭判决指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攻击他人的身体。
因此，我同意你的论点。每个人都拥有选择的自由，他人不能侵害这种自由。再者，他人也有权作出和你不同的决定。我们的制度、文化、选择永远不可能完全一致。这是生命让人兴味盎然的原因之一。
问：总统阁下，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美国经济已经连续增长18个月，因此我要问，除了你个人的贡献之外，你认为造成美国经济持续繁荣的重要因素还有哪些？它们或许可供中国参考。
第二个问题是，当江泽民主席去年访问哈佛大学时，一些学生曾经在活动中心外进行示威。如果总统阁下在访问北大时，碰上有一些学生在校外进行示威，你的感受如何？
克林顿：先谈美国经济。我认为，自从本人担任美国总统之后，美国政府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是：第一，设法控制庞大的预算赤字，我们最后终于达成这个目标。我们即将达成30年来第一次平衡预算。这个局面使得利率不致出现大的波动，相对地又产生出大量的财富，投入民间企业，进而创造了就业机会；第二，我们扩大贸易，今天的出口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第三，设法在美国人民的身上投下更多资金，其中包括研究、开发、科技以及教育等。
除此之外，许多功劳其实必须归于美国人民。美国的商业非常发达，美国人不断地将资金投入开发新科技、新市场、以及人力资源训练等领域。在美国，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开展事业，这可能是对中国最有借鉴价值的地方。
我知道，我的妻子在世界各地的农村做了很多事，不断设法让乡村民众取得信贷，以便开发自己的事业，发挥他们拥有的某些技术。我们亲眼看到这套做法逐渐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奏效。在这些地区，机会已经萌芽抽枝。
我们不断让美国人民更容易开展或扩大事业。我们也非常努力地把新机会带进一些以往不曾拥有这些机会的领域。我要将其中大部分的功劳归于美国人民。毕竟，以我的立场来说，我们按理应该规划正确的政策，借以创造一种可以让美国人民创建未来的环境。我想，这种理想基本上已经实现。
你还提到另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老实说，在美国，我也曾经碰到多次针对我自己的示威活动。我曾经向江泽民主席说，我感到欣慰的一点是，当他访问哈佛大学时，有人针对他进行示威，我就不会觉得形单影只了。
我要给你严肃的回答。如果许多人在场外针对我进行示威的话，我们不妨假设他们是为了一位先生提出的问题而表达不满。如果他们说，噢，克林顿总统企图干预中国和台湾的和平统一，绝对不应该向台湾出售武器。如果是这样，我一定会设法了解他们示威的诉求，并问问接待我的主要官员，我是否可以过去和他们说说话，或者让一两位示威者过来和我见个面，当面向我吐露他们的心声，以便我当场回答。
请记住，我曾经说过的有关富兰克林说过的一段话：批评者是我们的益友，因为，他们指出我们的缺点，各位今天提的一些问题含有批评的成分，这些都是好问题。它们让我受益良多。它们让我了解到，别人究竟如何看待我的观点，不仅是在中国，而且是在全世界。它们让我更加明白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更称职的美国总统。
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里进行的这番交流非常难得。我认为，这些问题比我的演说重要得多。每当我在讲话时，我从未学到其他东西，只有在洗耳恭听的时候才能学习。
谢谢各位，谢谢。（掌声）
哈佛大学校长在北大的演讲
劳伦斯？萨默斯
在哈佛大学，无论是马萨诸塞州的州长还是美国总统都根本没有权力决定谁应该被任命为经济学教授、工程学教授或医学教授，他们根本没有权力为他们的朋友或自己的目的在哈佛大学指手划脚。
劳伦斯？萨默斯，1954年生于美国纽黑文，其父母均为经济学家，1975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获学士学位，1982年28岁时，在哈佛获哲学博士学位。1987年到1993年，萨默斯先生在哈佛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在专业经济期刊上发表过100多篇论文。1984年至1990年期间，一直是经济学季刊的编辑。1991年到1993年，萨默斯先生受聘于世界银行，在世界银行的贷款委员会担任首席经济学家，1999年在克林顿政府任财政部第72届部长，2001年3月11日当选为哈佛大学第27任校长，8月1日正式上任。
闵校长、许校长，感谢你们热情洋溢的讲话，感谢你们对我所表示的热情友好，也感谢你们对哈佛大学代表团表示出的热情友好。
我相信，哈佛大学代表团这次北京之行是有史以来我们访问中国最大的代表团。我认为，这表明了中国在21世纪的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这也表明了我们共同的努力：追求知识，教书育人。能来到中国和全世界最好的大学之一访问，我感到万分激动。更令我高兴的是我能有机会与这么多的学子谈谈他们将要继承的这个世界。
如果你们认真思考我们在大学所做的一切，如果你们能认真思考全球化这一现象，我想我们今天的特殊地位和全球化现象已清楚地表明全世界正在进行一种深刻的转变。这就是：与以前相比，知识对人类活动的每一方面来说都变得越来越重要。想想我们周围的一些例子。我坚信，两个世纪以后，当今天所发生的一切被载入史册的时候，柏林墙的倒塌和冷战的结束只能在历史书中被放在第二位。被放在第一位的应该是20世纪后五十年中，十几亿或者是近二十亿人迈入了现代化的社会；是十年之内人们的生活水平双倍的增长，而且又是在十年之内亿万人们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增长。我相信，在人类历史的第二个千年，这一事件足以与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相媲美。
这些增长的中心是什么？这个中心是中国。中国在近两个世纪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中心也是知识，是知识的传播和扩散，因为在欧洲和北美洲根本找不到一个国家能象中国一样在上一个十年之中以及上上一个十年中有如此快的增长速度。
这反映了现代科技为融合提供了巨大的机会。这也反映了知识的力量。有些事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人类历史阶段，科学有着能搞明白疾病产生过程的潜力。在我们在座的人能看到的日子里，科学有潜力在每一个分子的层面上搞明白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是什么让人类痛苦和死亡，并且能发现一些可操作的方式，找到治疗这些疾病的办法。在我们活着的这一时代，我们能够比其它任何人类历史上的时代更有能看到医学进步发展的潜力。
这一切还与什么有关呢？它还与知识的增加有关。我们知道知识是在不断增加，知道学术研究的过程，也知道知识在寻找其并不明显的用途的过程。我们知道善于发现新奇事物这种天赋的作用；我们也知道各种机构的作用。
让我对知识进行一个总的评论，这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说出最有用的知识是从何而来的，你无法预测它来自何处，你也无法设计一些程序来找到最有用的知识的形式是什么。
让我给大家举两个截然不同的例子。也许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们在大学教授的最抽象的科目是数学。也许在数学领域中被运用的最少的是数字理论，即对数字的研究。你们中间任何一个发过E…mail的人都会从在近二十五年中发现的数字理论中获益，因为关于素数（译者注，术语：只能被1和该数本身整除的数）的研究是编码计算程序的基础，这种计算程序是今天每一方面的电子通讯和电子交流的基础。这些，都来自于我们所拥有的最抽象的一类知识。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与此完全不同的例子。这个例子来自于局势很困难的那部分世界，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我们举这个例子似乎有些奇怪。这些年来，美国对世界和平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之一就是1978年在戴维营就中东冲突在以巴双方达成的协议。很显然，我们并不是今天中东地区和平的唯一途径，但是那是通向稳定的重要的一步，据参与过这次谈判的人说，我们的总统所具有的一种能力是他能促成以巴和平的关键。这种能力就是他能从每一个被争议地点的《圣经》名称及其在《圣经》中的作用谈起。对宗教的研究和对2000年前历史的研究，看来抽象和深奥，然而，这些知识对一个关键的、实际的成就来说是很重要的。
人们可以不停地从大学的几乎每一知识领域来谈论知识的重要性，但是，我认为有一类知识是我们很难掌握的，那就是预测哪一类型的研究、哪一类型的纯理论的探索会对未来社会做出最巨大的贡献。但是，同样地，正因为我们不能预言到哪一类型的知识会对我们的社会做出巨大贡献，我们才能有信心地预言，新知识、新观点、新方法和聪明的想法对我们的未来是很重要的。
很显然，这种对知识创新的追求不只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学里，而且出现在商业机构的运作中，这些非常实际并为利润驱动的机构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为自己做着筹划。不久以前有一次，我与美国一个名牌大学的天体物理学教授聊天，他问我，哪个机构雇用的博士毕业生最多？我认为，有可能是哈佛大学，也有可能是某个天文台。而他给我的答案是摩根？斯坦利，美国最大的投资银行。这家银行过去一直在搜寻那些极其有资质，非常有能力做数量研究的人才，因为这些人能在金融市场上发挥很大的作用。
的确，如果我们看看这些一流的商业机构，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正在不断地寻找非常有创造力、受过最好的教育、资质超群的人。的确，如果我们看看世界上一流的机构，我们就会发现他们越来越多地开始具有一流大学的一些特质。
那么，一流大学最典型的特色是什么？首先：思想的价值是通过思想者所拥有的品质来判断的，而不是通过他们的地位来判断的。哈佛大学的教授希望他们的学生能做一些创新的东西。当学生做研究验证某一教授提出的假设或理论时，这个教授当然希望这项研究结果出来后会证实他的假设而不是推翻它。教授也是人。然而，无论研究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教授会坚持认为这项研究很重要，值得一做，值得提出，也值得发表。我们哈佛大学有些教授对进化论的本质、环境问题和经济问题有他们独特的见解；但是每一个教授都坚持认为大学的职责就是雇佣一流的、最有发展前途的学者加入他们的院系，无论这些学者是否赞同他们的研究成果。
这种强调以质量来判断思想的做法正在走向全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