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周修文所持户口册上姚蓬子的身份乃上海师院代课教师，即打电话给上海师院〃革委会〃。师院答复说，姚蓬子确系叛徒。按照〃文革〃中的〃规定〃，凡牛鬼蛇神的存款一律冻结。叛徒当在牛鬼蛇神之列，姚蓬子的存款被冻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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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5节：押上历史审判台（28）
姚蓬子急了，让妻子到上海师院交涉。师院总算开了证明，准许姚蓬子每月领取三十元存款。
三十元怎够一家子的生活开销？何况，姚蓬子正生病。这事情闹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家办公室〃。市里倒好说话，因为姚文元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一副主任〃。看在姚文元的面上，市里下达了姚蓬子存款解冻的〃指示〃，于是姚蓬子一家总算有了生活来源。
姚蓬子死后，这笔存款便供周修文维持生活。
周修文提出要继承的姚蓬子遗产，则是另一笔款子。姚蓬子的〃作家书屋〃在接受〃资本主义改造〃之后，姚蓬子作为资本家，每年领取定息。但是，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至1966年9月，他没有领取。在去世前，姚蓬子曾对家人说过，这笔定息上交国家。
姚蓬子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并未办理过正式上交手续。根据现行政策，原工商业者本人死亡，倘若家属要求领取定息，可予发还。于是，周修文提出了继承遗产的要求。
根据继承法规，除周修文及女儿姚文华之外，姚文元也是姚蓬子遗产的法定继承人。
在秦城监狱，姚文元谈了关于姚蓬子遗产的三点意见：
一、在〃文革〃的历史条件下，父亲上交定息是对的。现在母亲和妹妹对父亲的遗产提出继承要求，请依照继承法给予满足；
二、我个人对父亲遗产没有想过继承问题。对于母亲，我长期未尽赡养义务；
三、我接受父亲遗产中属于我的部分。在我服刑期间，我应继承的份额由妻子代管，作为家属去探望的费用、妻子治病和子女学习的费用。
上海的司法部门，现在已经按照继承法，把姚蓬子遗产交由周修文及其子女姚文元、姚文华继承。这，原本是身处囹圄的姚文元，连做梦也想不到的。
姚文元如今仍在服刑之中。在监狱里，他每天都仔仔细细看报纸，从头版看到副刊，只是再也用不着拿起铅笔写〃批示〃了。他也爱看电视，尤其是每晚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他是必看的。据告知，他在狱中完成了论文《论自然科学与哲学》。
姚文元曾〃评〃过这，〃评〃过那。如今，如果要评一下姚文元，最妥切的，莫过于他自己在评论中写过的一句话：
〃野心会随得志的程度而膨胀，正同资产阶级的贪欲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发展一样，永不会有止境……〃 （注：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版，第14页。）
姚文元的结局，如同他在1976年2月1日所写的〃精辟之言〃：
我手无寸铁，就一支笔，且是铅笔，〃打倒〃除杀头坐牢之外，就是把我这支笔剥夺掉。
时光如逝水。转眼之间，到了1996年10月6日。这是逮捕〃四人帮〃二十周年的纪念日。
已经沉默多年的姚文元，一下子就成了海外传媒所关注的新闻人物……因为姚文元被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正好这天刑满。
由于我写过《姚文元传》，于是，许多记者便打电话向我询问有关情况。
先是在5日傍晚，香港《明报》记者徐景辉打来长途电话，采访了一个多小时。他详细询问了姚文元的经历。我逐一作了答复。
《明报》在6日报道了我的谈话。
接着，6日傍晚，日本《读卖新闻》记者中津先生从北京打来电话，也是采访关于姚文元问题，问了一些类似的问题。
7日下午三时许，接到法国新闻社驻上海记者刘秀英小姐的电话，很急，要求马上赶到我家采访姚文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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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6节：押上历史审判台（29）
她留着长长的披发，小个子，讲一口不很流利的普通话。我的谈话，她用英文作记录。我拿出《姚文元传》给她看，她说她看不懂中文。
翌日……10月8日早上，她又来，作一次补充采访。
记者们的采访，主要是询问姚文元的生平、经历，也问及他的近况。我只能尽我所知，作了答复。
问：〃姚文元在10月6日会获释吗？〃
答：〃理所当然。〃
又问：〃会回上海吗？〃
答：〃有可能。〃
还问：〃他会完全自由吗？〃
答：〃我只能以我所了解的陈伯达获释的情况，告诉你：陈伯达刑满的当天，由公安部一位副部长主持，举行了一个小小的获释仪式。当时，陈伯达住院，仪式就在医院里举行。副部长讲了话，陈伯达也讲了话，还有接收单位负责人讲了话。所谓接收单位，也就是陈伯达出狱后分配工作的单位……此后由那个单位发给工资。这仪式不公开报道，但是有人摄影，有人摄像、录音。陈伯达获释后，在家安度晚年。不过，他毕竟是曾任要职，曾是中共第四号人物，所以他家的〃邻居〃便是一位公安人员，以保证他的安全。没有得到允许，不许外人接触他。我得到允许，在陈伯达晚年，多次采访了他。我想，姚文元这次获释，大体上会跟陈伯达差不多。〃
再问：〃你如何评价姚文元获释？〃
我答：〃姚文元是〃四人帮〃之中，唯一一个活着走出监狱的人。王洪文、江青已经先后死于狱中。张春桥虽然仍活着，但是他不可能像姚文元那样获释。张春桥最初判的是死刑，改判缓期二年执行。两年后又改判为无期徒刑。既然是无期徒刑，那也就没有刑满之日。姚文元本是〃秀才〃，他在狱中仍坚持写日记。他出狱后，会写作回忆录。尽管他仍处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状态，在被剥夺政治权利期间，不能出版，但是他会坚持写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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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因癌症病故
张春桥终于走到了他的人生终点。
2005年5月10日，新华社北京电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张春桥病亡》，全文如下：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张春桥因患癌症，于2005年4月21日病亡。张春桥，88岁，于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
新华社的这一消息，是在张春桥死后十九天才发表的，而且中国大陆各报都在很不醒目的地位刊登这一简短的新闻。
此前，据各种海外消息，张春桥曾经〃死〃过几次：
最早是1984年，日本《朝日新闻》宣称，〃据说张春桥死了〃。
过了十年，一位当年参加过审判张春桥的人士称，〃张春桥于1994年病死，死因系胃癌，终年七十七岁〃。这消息曾经广为传播，以至某些介绍张春桥的条目写成〃张春桥（1917~1994）〃。作为《张春桥传》的作者，我不断接到方方面面的媒体的询问：〃张春桥死了吗？〃我的答复一直是否定的，因为我从公安部获悉，张春桥仍健在。
在〃四人帮〃之中，张春桥算是最长寿的了。张春桥能够长寿，从某种角度来看，得益于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审判〃四人帮〃的时候，可以清楚看出〃四人帮〃四种不同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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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7节：押上历史审判台（30）
江青显得浮躁，坐立不安，她是那么的沉不住气，一触即跳，不时在法庭上尖叫以至破口大骂。她后来以自杀身亡，正是她的这种焦躁性格的必然结局；
王洪文则资历太浅，经受不住沉重的一击。他是〃四人帮〃中认罪态度最好的一个。然而，他也是〃四人帮〃中心理承受能力最差的一个。过度的郁闷，导致他壮年而逝；
姚文元在法庭上承认一部分的罪行，但总是力图大事化小，为自己开脱。他不会像江青那样去寻短见，也不会像王洪文那样想不开；
张春桥是最特殊的一个，他城府很深。他居然从头到尾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一副藐视法庭的神态，显示了他的超乎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正因为他丝毫不在乎，所以他能够在多年的铁窗生涯之中活得好好的。
纵观张春桥的发迹史，他能够从一介书生平步青云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靠的是三把梯子：
第一把梯子是柯庆施。
靠着柯庆施的提拔，张春桥成为中共中央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
第二把梯子是江青。
江青为了抓〃样板戏〃，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派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协助，于是江青与张春桥开始共同工作。
为了批判《海瑞罢官》，江青要在上海寻找〃笔杆子〃，张春桥推荐了姚文元，于是江、张、姚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开始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后，江、张、姚都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任第一副组长，张春桥为副组长，姚文元为组员。
第三把梯子是毛泽东。
张春桥的看家本事是揣测毛泽东的思想动向。自从成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之后，张春桥从柯庆施那里得知毛泽东在思考什么。1985年9月15日张春桥在上海《解放》半月刊所发表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正是张春桥得知毛泽东几度在会议中谈及这一话题而写成，当然深得毛泽东的欣赏，嘱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亲自写了编者按。从此张春桥引起毛泽东注意。张春桥曾说，他一生的最大愿望是写一本《毛泽东传》，足以看出他对于毛泽东的研究非同一般。
先是依靠柯庆施，接着依靠第一夫人，最后博得毛泽东的信任，张春桥终于在中国政坛显山露水。
张春桥去世之际，我应香港《凤凰周刊》之约，发表了《〃四人帮〃的灵魂……张春桥》一文，内中写及：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张春桥早就意识到自己的覆灭，反复吟诵《红楼梦》中诗句。正因为这样，1976年10月6日他沦为阶下囚，没有像毛远新那样打算拔出手枪，也没有像王洪文那样进行挣扎，而是束手就擒。
对张春桥进行预审时，预审组的组长是王芳。王芳后来担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我采访了王芳。据王芳说，原本是要他担任江青组组长，他推辞了，因为他跟江青太熟。他曾多年担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毛泽东三十多次来到杭州，江青常常随行，由他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来往颇多。他主动要求改任张春桥预审组组长。
在预审过程中，王芳提审张春桥十一次。王芳说，张春桥与众不同，采取〃三不主义〃，即不说话，不看文件，不签字。在当时，并未从法律上认识张春桥的〃三缄其口〃叫做〃沉默权〃。在西方，早在古罗马的司法原则中，就已经有了〃沉默权〃。在十七世纪之后，西方的法律规定被告人有阐述己见的权利，也有保持沉默的自由。后者就是被告人所拥有的〃沉默权〃。张春桥在特别法庭上〃零口供〃，其实就是使用他的〃沉默权〃。如今，中国法律界许多学者也建议应该确认被告人的〃沉默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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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8节：押上历史审判台（31）
虽然张春桥在法庭上保持沉默，但是据王芳回忆，在1980年6月2日他提审张春桥时，张春桥还是开过口。当时，王芳向张春桥宣布，根据中央决定，他的案件由公安部依法受理，同时向他宣读《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规定，指出被告人〃可以陈述有罪的情节或作无罪的辩解〃。这时，张春桥说话了！张春桥说：〃我不是反革命，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这是张春桥在预审中难得的一次开口。
在此之前，1977年3月1日，张春桥写给中央的信中申明：〃未经我签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认对处理我被审查的案件有效性。〃这就是后来张春桥在特别法庭审查时拒绝在任何文件上签字的理由。
据王芳的助手告诉笔者，张春桥虽说坚持〃三不〃，在接到起诉书时连看也不看，也不签收，但是回到监房之后，还是悄悄地翻看了一下。
在当时接受审判的林彪、江青集团十名主犯之中，张春桥是惟一保持沉默的人。
张春桥走了。〃四人帮〃这四颗灾星，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永远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训，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张春桥之死，在中国大陆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经历过〃文革〃的中老年人得知这一消息，只是说：〃哦，张春桥死了！〃年轻人则不知道张春桥是谁，他们甚至弄不清楚〃四人帮〃是哪四个人。
对于张春桥的死，徐景贤则发出感叹说﹕〃张春桥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录或任何回忆文字。〃在徐景贤看来，张春桥作为〃笔杆子〃，没有留下回忆录是一件遗憾之事。
《荀子·大略》云：〃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纵观张春桥浮沉的历史，借用〃国妖〃两字为张春桥勾画形象，倒是颇为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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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的离去
在〃四人帮〃之中，最后一个离开人世的是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