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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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北洋- 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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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国的地位!
  但李鸿章对袁世凯的赏识是毋庸置疑的,他曾为袁下了十六字评语: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李鸿章对袁世凯的评价无法不让朝廷动心,于是,在李大人的荐举下,袁世凯再回朝鲜半岛,当了中央政府驻守朝鲜的最高官员——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
  但是,在狐假虎威的朝鲜亲日派的欺凌下,老袁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除了他一连娶的两房高丽姨太太尚能为之稍解忧烦外,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萎缩。后来,亲日的高丽人竟把大炮架到了袁的官署门口!可怜的老大帝国,连自己的疆土都保不全了,哪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属国?苦挨了一些日子,袁世凯终于接到了朝廷命令,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五(1894年7月17日)那天,这个已经没有任何权力的全权代表,心情无比忧愤地降下了大清国的龙旗,黯然启程返国。
  随之,日军占领了王宫,胁迫朝鲜国王发表声明:“自兹脱离中国,独立自主……”
  嗣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
  袁世凯数度驻守朝鲜凡十二年,在越来越困难的境地中,他有胆有识,有智有勇,竭力维护了大中国的利益。正是在朝鲜半岛的樽俎折冲,使这个并无科举功名的职业军人成为十八世纪黄昏中国政坛上的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世人皆谓“小站练兵”是袁氏崭露头角的舞台,殊不知,漫长的不辱使命的驻外经历才是他走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视野的根本原因。小站练兵,是袁世凯从朝鲜回来的事。
  

漳洹犹觉浅(8)
甲午战争期间,有感于军力衰败,朝廷采纳李鸿章的建议,以“西法”编练新军。广西按察使胡正奉命驻天津督粮台,便受命在距天津城外七十里的小站编练一支定武军。按察使乃文职官员,并不懂军事。所以,一年下来,精锐之师并未练成,“胡司令”又转业回“地方”,当芦津铁路督办去了。
  再说袁世凯。这位郁闷的少壮派军官回到国内后,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朝廷将其外放到了浙江温州,委他为“温处道”的道员,亦即俗称的“道台大人”。道员为正四品,而袁在朝鲜时就已经是三品高干了,虽说让袁去东海沿海重镇的地方官衙当一把手,有巩固海防上的考虑,但对正急于起用军事强人来一振国运的清廷来说,这样的人事安排显然失当。
  一边是小站练兵的成果并不理想,一边是有“知兵”之誉的袁某将被闲置在瓯江边上。几位重量级的封疆大吏,便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盯向了年富力强的袁世凯身上。
  且读两江总督刘坤一在给朝廷密上的荐贤书中的一段话:际此时局艰危,知兵文臣甚少,如袁世凯者,伏愿皇上擢以不次,俾展所长,及其年力正强,得以功名自奋,庶立尺寸之效。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荐举理由更是直截了当:(袁世凯)志气英锐,任事果敢,于兵事最为相宜。若使该员专意兵事,他日有所成就,必能裨益时局!朝廷终于收回成命,令袁世凯留在京城的督办军务处听差。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光绪皇帝还召见了这个声誉鹊起的少壮派军官,并命督办军务处的五位大臣安排袁起草一份新建陆军的详尽方案。好一个袁世凯,深思熟虑
  后,将一整套全新的建军思想和可行性报告呈送五大臣。其方案马上得到了荣禄领衔的军务处的赞同,五大臣随后上疏光绪:查有军务处差委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戎机,前驻朝鲜颇有声望。因令详拟改练洋队办法,旋据拟呈聘请洋员合同及新建陆军营制饷章,臣等复加详核,甚属周妥。相应请旨饬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救亡心切的光绪皇帝登时降旨批准。
  从此,小站成了袁世凯大展身手的舞台。他接管了胡某留下的四千七百多人,又新募得二千五百余人,改“定武军”为“新建陆军”,请德国军事顾问按全套德式建制与装备训练起了这支国内最现代化的军队。后又以“新建陆军”为基础,创建了“北洋常备军”,人称“北洋军”。练兵数载,终使一支国内最具战斗力的现代化军队卓然出世,“北洋”这个后来独霸中央政权十余载的政治军事集团也就此走上历史舞台,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张勋……那些并无显赫出身的北洋军人们相继成了袁氏的骨干,后来,竟成为呼风唤雨的军政巨头。
  小站练兵时的袁世凯不仅狠抓军事训练,而且也做“思想政治工作”,他把宣讲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的任务交给了仁兄徐世昌,自己则编写通俗易懂的《劝兵歌》,让士兵们边唱边领悟“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歌曰:谕尔兵,仔细听:
  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
  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
  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
  军装是尔护身物,时常擦洗要干净。二要打仗真奋勇,命该不死自然生;
  如果退缩干军令,一刀两断落劣名。三要好心待百姓,粮饷全靠他们耕;
  只要兵民成一家,百姓相助功自成。四莫奸淫人妇女,哪个不是父母生?
  尔家也有妻与女,受人羞辱怎能行?五莫见财生歹念,强盗终久有报应;
  纵得多少金银宝,拿住杀了一场空。六要敬重朝廷官,越份违令罪不轻;
  要紧不要说谎话,老实做事必然成。七戒赌博吃大烟,官长查出当重刑;
  安分守己把钱剩,养活家口多光荣。你若常记此等语,必然就把头目升;
  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容情。
  你瞧,袁世凯早年写诗的爱好还真派上了用场!
  唱着他的歌儿的那些北洋官兵们,走出了小站,走出了津门,走出了直隶,成为国内最有实力的武装力量,也因而成为袁氏的绝对资本。三十多岁的袁世凯就是凭着这支军队,由北洋军首领而山东巡抚,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练兵处大臣,而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权倾一时,位极人臣。
  小站成了袁世凯走向权力中心的一个大站。
  人们总说袁氏靠出卖、靠投机、靠行贿而飞黄腾达,恐有失公允。“乱世之奸雄”和“治世之能臣”往往是同一个人。史学家笔下的曹操是这样的人,近代的袁世凯难道不也算是一个吗?我曾分别去过朝鲜半岛上的那两个国家。
  因历史原因,那两个同民族的国家一直同我中华有着割不断的关系,在朝鲜和韩国的纪念馆里,我都从二战前后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大片汉字。“汉城”之名想必也与我们有关吧?前些年,我所供职的《青岛晚报》体育部张仁荣主任去汉城采访,途中因搭错车而与团队失散。他处变不惊,用汉字写明要去的地方在车厢里四处展示。果然有位年长的韩人识得汉字,遂帮忙联系了有关方面,顺利地将我同事送回组织的怀抱。就在我敲着这些文字的时候,韩国总统金泳三号召国人学汉语的新闻正在电视上播出。金总统倡导学汉语,是因为中国的国力越来越强大,他的高丽同胞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多。在汉城和济州岛,好多餐馆的玻璃窗上贴着的不再只是韩文、日文和英文,横平竖直的“欢迎光临”、“生猛海鲜”等方块字也扬眉吐气地标在了那儿。异乡频繁遭遇汉字是中国走向繁荣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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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洹犹觉浅(9)
最大的汉字,是在汉城游览的最后一站见到的,“景福宫”三个大大的汉字就高悬在重檐之下、宫门之上。
  景福宫是李氏朝鲜的王宫,也是韩国之游的重要驿站。此宫是中国式宫殿的“缩号版”,无论从占地规模还是从建造工艺,都远不会让我等中华儿女景仰。中
  晚清政坛上的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袁世凯
  国人曾经沧海难为水,看罢长安北京不说宫,所以我对女导游呶呶而谈的景福宫兴趣不大,倒是老在四处打量,这儿是不是当年袁世凯攻打过的那座王宫?这些显得挺粗糙的朱门、红墙上,是否还有清军与日军激战时的弹洞?从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老袁在这里耗了偌长的时光,这对他性格的形成究竟有多重要?倘若当年他在此街头战死或遭日本人的处决,我们会不会在读伤心百年史的文字里,发现一个叫袁世凯的民族英雄?即使他侥幸不死而身陷敌狱多少年,我们会不会以“近代苏武”或“清代文天祥”一类的桂冠来追念他?周公惶恐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一想到这些深不可测的话题,我便记起那首唐诗。
  是啊,假若袁世凯在称帝之前身亡,今人对其究竟如何评价,真的很难说哩!法华寺这些年,每去北京时,我总想去抽空找找法华寺,也就是谭嗣同深夜来找袁世凯密谈的那座古庙。
  袁世凯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剧中的大白脸,这座京城名刹应该算是他的第一个舞台。
  从被指责出卖了光绪皇帝与维新变法志士,到弹压“义和拳”、“红灯照”等民间排外运动;从恃武力逼清帝退位,到施诡计使自己留在北京当国家元首;从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到悍然宣布取消共和国体恢复帝制,近代中国的几乎每一件大事都与袁世凯有关。这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当属戊戌年的背叛行径——人们说,不是他在“变法”关键时刻的卑鄙出卖,中国近代的第一次全面政治改革就会一举成功,年轻有为的光绪皇帝就不会遭黜反倒会在康有为等维###人的辅佐下力挽汪澜,让中国走进新时代。果若如此,中华民族与现代世界的差距也就不会拉得太大。
  这桩历史公案太刺激!
  北洋军首领袁世凯奉令晋京,破格受到光绪皇上的两次召见并被加授兵部侍郎衔(约等同于从一个精锐师师长一跃升为国防部副部长!)。回到旅居的法华寺里后,浩荡皇恩正灌得他深更半夜畅想之际,忽有不速之客登门造访,且不待门人通知,就闯进内宅!看名片方知,此人乃军机处的章京(秘书)谭嗣同。
  然后,两人闭门密谈。一个是不顾一切要拯救被困于深宫中的明君、并决心以暴力强行推进改良大业的热血党人,一个是手握精兵、且身为维新圈儿里的“强学会”会员的壮年将领;两人一文一武,均是受“圣上”信任的汉人精英,岁数相差也不大(时谭三十二岁,袁三十九岁),故应能谈得来。
  不期,古庙夜谈之后仅两天,慈禧太后即从颐和园返回宫中宣布亲政,而主持新政仅百天的光绪皇帝却戚然被囚——“戊戌变法”惨败。
  两位夤夜密谈者,一个和其他五位维新同志头滚菜市口刑场,成了千古凛然的烈士;一个则在民间的骂声中不断被拔擢,直至位极人臣的第一汉官。两位密谈者的结局真是相去天渊!我尽管自忖对北京有些熟了,但对谭袁密晤过的法华寺究竟在何处却一无所知。读到的相关书中,说起发生在那座古寺中的密谈,已十分翔实,但说起其具体方位,均语焉不详。
  某次去潘家园“淘”旧书,满载而归途中,车经天坛路,蓦然见到路牌上有“法华寺”的地名。但箭头指处,是一座大棚化的农贸市场。
  停车暂借问,或恐有遗存?一位老人遥指楼群里,慨叹:有座古庙来着,早没啦!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我遂对法华寺不存念想,只道是该寺已在火柴盒式的居民楼群中与世长辞矣。
  然而,就在全然无意间,我结识了北京市东城区文物管理所的所长李志诚先
  生,他的一番话让我顿感柳暗花明。老李点拨道:你要看的法华寺不在南边,就在我们东城,可能老北京的法华寺不止一处。
  他不光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而且还马上安排属下李继宝专程陪我前往其“势力范围”内的法华寺旧址探看。于是,原以为早已辞世了的古刹,瞬间复活了。
  对了,不能不交代的是,这一次,老天爷还是没忘朝我头上洒点阴雨,而且,这回已经是酸雨了——滴在身上和车窗玻璃上的,都是泥黄色的点子。大自然虽宽大无边,但偶尔也会朝无休止地折腾他老人家的某个地区的人类来点小惩戒什么的。
  文管所的司机轻车熟路,一会儿就把车开到了王府井大街的北口,向东稍拐,便转到了华侨大厦的停车场。
  正疑惑,小李已领我从停车场后门出去,走进一条小巷。
  “到了,就是这个大杂院儿。”他停在了一个极不起眼的小门儿口。
  我留心了一下破门框上的小红门牌:多福巷44号中国的寺庙都是坐北朝南,法华寺应不例外。只是,眼前的一排排毫无套路的老房子挤在一块儿,分不出个东西南北来了。往院里走走,我才明白,我们是从最北边进入了原先的法华寺——我走历史的后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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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洹犹觉浅(10)
从后往前看,满目伤心景。
  早没了大雄宝殿和东西配殿,只通往东边院落的廊门上方有些失了色的画梁。一户挤一户的陋室把个京都名刹塞得满满当当。从昔日神们住的殿堂飞檐往上看,北面的华侨大厦岌岌乎压在头顶。
  小李三拐两拐就把我领到了大杂院儿的最南端:一条只容一人通行的细巷里。躲过身旁一辆辆自行车和头顶一件件晾着的衣衫的羁绊,他驻足一方巨石前,指点:这是整个庙里留下的唯一文物了。
  法华寺旧址。戊戌变法期间袁世凯在此居住,谭嗣同曾来此夜访袁世凯,上演改变历史走向的一幕。
  侧看不知何物,近前方知是碑,且是“大清乾隆四十三年仲秋吉日”所立的龙首大碑。
  碑已前倾,似有一臂之力即能推倒。石趺半埋土里,正是沦落风尘状。旁有废弃的大缸、破桶、煤池相伴。
  正辨识碑文,碑后褪了色的木门吱呀开启,一位妇人探出头来问:干吗的?小李申明:文物检查。妇人乃退回宅中。
  我长长地吁了口气:法华寺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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