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人在美国与东南亚的漫长历史相比，在近代世界，西班牙与中国的联系并非密切。不过发生在17世纪初的马尼拉的一场西班牙统治者针对华人的屠杀，的确导致了明代中国的白银量锐减，导致了剧烈的通货膨胀，这是摧毁明朝政权的因素之一。而在过去几年中，则是西班牙东部小城埃尔切的一场针对中国人的鞋城的焚烧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廉价的温州鞋是中国在世界的形象中重要一部分。
不过，对于中国而言，现代西班牙对于中国有着更为重要的借鉴意义。1975年11月才离世的佛朗哥是统治了西班牙将近40年的独裁者，在漫长的时间里，西班牙一直处于自我封闭之中，社会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政治与知识空气。但之后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它却完成了20世纪最富戏剧性的历史转变，它不仅平稳地过渡到一个民主的政府，而且以巴塞罗纳、比尔堡为代表的城市则成为21世纪新型的国家竞争力的象征——一个由建筑、设计、理念、创意、环境为推动力的新型社会，比尔堡的古根海姆博物院、Zara连锁店与阿尔莫多瓦的电影，代表了我们时代最Cool的精神……
停止自我原谅（2）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段行程中，我没看到中国的中产阶级代表们对此表现出任何智力上的好奇心，而他们经常被视作一个必将推动中国变革的新阶层。我知道这样说充满了“政治上的不正确”，就像我总被人批评成“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总是“将一小部分人的行为放大，而忽略了整体情况”。但事实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看到“那一小部分”，或者说，是因为我们总不愿承认这一小部分其实是一大部分，而且我也无法容忍这样的看法：“我们必将成熟与强大，而过程中的代价是必然要付出的”。
这些说法中都充满了过多的自我原谅，人们担心承认这些现实，并总将所犯的错误归咎于一个更大的历史过程，并希望它自然地溶解。一些对中国最为尖锐批评家总是在说，中国目前的发展方式终究要付出它的代价。但我却越来越感到，一个社会的美好与否并非是它的整体规模有多么庞大，而是生活在其中的人是否拥有独立的头脑、丰富的内心和具有自我控制的能力……在这种意义上，中国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已经过份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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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之后（1）
北京的机场高速公路两旁，长颈鹿、狮子、河马依旧憨厚地站在巨型的画板上。我隐隐担心，从非洲草原到来的它们，能够抵御北京冬日的严寒和空气里高密度的粉尘吗？它们随着非洲48个国家的领导人而来，却没有和他们一起离去。
在2006年11月5日前后的一周里，北京的空气到处都是非洲的气息，电视画面上，报纸的版面，马路的广告牌，甚至我们家楼下的一家洗浴中心的门前都立着“热烈欢迎中非论坛北京峰会”的灯箱。这气氛让我想起了冷战年代，那个时刻，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即使我的父母一代中的很多人仍饿着肚子，粮食还是源源不断地被运到了非洲与阿尔巴尼亚，周恩来则仍带感激地说：“是非洲兄弟将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除去为了重温与非洲的友谊，确保在能源与国际事务上的合作，3个月前的那次峰会也被视作2008年的奥运会的一次预演。对于一个像北京这样的一场暴雨都会陷入瘫痪的脆弱城市，它能够承担一场如此大规模的运动会吗？
在过去的3年中和正在展开的一年中，“2008年奥运会”成了北京的情结，一切似乎都与它有关，它催生了所有的欲望与想像力。人们拼命买房子，因为2008年之前，房价不会跌；人们对于股市充满热忱，至少在2008年前，它是不会崩盘的；台湾问题也不要在2008年之前忧虑，北京会对台北的举动保持尽量的克制；买一种品牌的牛奶是为了强壮中国人与奥运精神，出租车司机学英语是为了奥运会做贡献，电视广告里闪现着不同肤色的男人与女人，他们都在说“北京，真好”；一场场关于不插队、不吐痰这样最基本的礼仪规范的活动开始展开，那种宣讲的口气仿佛听众是一群幼儿园的小朋友；我知道肯定无数不知道的摊贩肯定会在即将拆迁的店铺前贴上这样的广告：迎接奥运，清仓大甩卖……
“俄罗斯人不喜欢吃海参，法国人不喜欢吃内脏，而美国人性格比较豪爽，吃饭没有太多的禁忌，他们大都比较喜欢吃中国的宫爆鸡丁。西方人不喜欢13这个数字，因此吃饭时不要安排13个人一桌，活动日期尽量不要安排在13日和星期五重叠的日子。还有日本人不喜欢绿色、荷花、狐狸等，韩国人不喜欢白色……”这是在北京一所高校一场普通的讲座的部分内容，它也是为迎接奥运会而设立，大学生们热烈的掌声，说明在接受了超过十年的教育之后，他们对于世界其实还是一无所知，并且仍旧热衷于这种肤浅与简单。
北京四处弥漫着奥运气息，从政治人物、运动员、演艺明星到环卫工人，都向奥运会展示着热情与决心，它寄托了今日中国人对自我形象的新期待——在自觉落后于西方多年后，我们将重新成为世界的中心，赢得举世的尊敬。为了这个目的，一切都理应被动员起来，一切不安的因素都应被及时克制，一切不同的声音都应该被屏蔽，人人理应喜气洋洋、干劲冲天……
这些场景总是唤醒我的中学与小学的记忆。印象中，几乎每过一段时间，班主任就会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讲道，明天会有人来学校参观，这些人可能是教育考察团，也可能兄弟学校的老师，他们的观察要么将决定我们是否会评选上模范学校，要么会对学校的形象有影响。而对我和同学们来说，它总是意味着一场烦人的大扫除。将平日谁都不会注意的“卫生死角”清除后的第二天，我们等待着别人的考察与观赏。这一天，我们会表现得格外安静，课上更专心地听讲，回答起问题来都更一板一眼，因为不知道是否有人会从教室后门偷偷看过来。有时候，为了迎接一场盛大的检查，我们会忙上一个礼拜，班里的大部分同学，都被一种集体荣誉的情绪感染着，我们要比三条街以外的那个小学更优秀。在那些时刻，做了错事所得到的批评也更严厉，教导主任经常会在大会上以这种方式开头“在文明学校评比前夕，XX同学还出现旷课”。但是，每当这场检阅结束后，我们就被一种无所事事的失落感包围着，教室恢复了杂乱，卫生死角仍旧是死角，上课说话的同学继续交头接耳，那种短暂集体的荣誉感，就像一阵轻微的感冒，不留痕迹地消失了……
2008年之后（2）
我的成长是由一次次这样的记忆构成的，以至于在长大之后，对这些形式主义充满了本能性的反感。像任何一个中国人一样，我渴望国家与民族给我带来认同感，沉浸在集体情绪的人们往往是最幸福的，否则你就无法理解群众运动的魅力。每个人也都是一个更广阔群体的一部分，承担其责任、分享其荣耀，一个19世纪末的英国人无比幸福，因为他可能仅仅凭借一张伦敦的名片，就可能在世界大部分地区畅通无阻。饱尝因国家屈辱而带来个人辛酸记忆的中国人，是多么渴望获得国家的强大与繁荣，从而也给他们的个人生活带来新的光彩……
或许是年龄渐增、日益保守，我越来越难以相信，事物的发展可以凭借一次行动，而突然进入新阶段；我也越来越认定，个人价值的实现应该依靠你自己的努力与认同，而非仅仅加入一场大合唱——那样获得的自信是如此脆弱，它一阵风一样到来之后，又一阵风似的离去。
对于正在与奥运会陷入热恋的北京，我的提醒充满善意。生活在这里超过1500万的居民，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节奏、不同的追求与各异的生活挫折，他们或许会在短短几年内目睹道路变宽了，很多巨型的建筑出现了，很多广告与标语环绕着他们生活的范围，但很有可能，这场盛会与他们真实生活并没有发生直接联系，他们的生活节奏经常因此而打乱，甚至生活质量也没有提高，他们太渴望被外来者的标准承认，而忘记了自己生活标准是什么；对于整个中国来说，人们太想当然地将2008年的北京比作1964年的东京、1988年的汉城，认定这会是一次浩大的展示，它将改变中国在世界的形象，甚至可能催生新的社会变革……
我毫不担心2008年的奥运会将会取得巨大的成功，甚至在金牌数量上，中国也将创造新的纪录。因为今天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政府这样有如此巨大的动员力量、可支配财富、并决心将一次体育赛事变成一项重大的国家工程，也很少有国家仍保持着体育制度上的“举国体制”……
但是，这样一次成功的体育赛事，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中国？我们谈论了太多2008年的北京，但请别忘了，2008年之后，生活仍在继续。少年时的经历总是提醒我，生活需要依靠持续不断的努力，没有一个单一因素会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我们也不应该仅仅依靠别人的眼光来调整自己的生活，我们希望将城市建设得更漂亮，我们的公民更有素养，不是因为别人的到来，而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期望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不管有没有奥运会，它都理应是我们努力的一部分……
不管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城市，还是一个人，清晰的目标设定都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应该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被那个单一目标所异化，将所有的期望和赌注都压在某一项成功上，那其中蕴含了太多的投机成份。投机可能带来一次成功，却难以持续；更重要的是，这种心理将妨碍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生活，面对自己的困境。我怎么也没法忘记，那一次次为了应付考试而进行的学习，为了迎接检查而进行的卫生扫除，为了得到分数而背诵的道德操守，最终却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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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一日（1）
“我的计价器跳得比一般的车要快。”年轻的出租车司机留着短短的寸头，一脸的不屑，语调冰冷、生硬。从汕头机场到汕头大学，他的开价是120元（实际最多80元），当我提出要使用计价器时，他摆出了那副开诚布公的强盗逻辑。
刚刚一场大雨过后，炎热散去，天空阴郁而低沉。那位愿意接受80元价格的司机大约四十几岁，他的车脏且破，在人群与车流中，他太喜欢按喇叭了，以至于我坐在车里都觉得吵。一切都没有变，在过去的三年中，我来过好几次汕头，总是来去匆匆。最鲜明的感受是它的破败和潮湿空气里的那种不安。我总是透过车窗看着那一个个简陋的商铺排列在一起，每一个角落都堆满了货物，都使用蛇皮袋的包装，店铺牌色彩张扬、字体难看，处处都是一种刺眼的不协调。这一次，我还看到那家叫长江的小医药铺，挂在门外比店牌更显著的横幅上贴着几个大字：本店有售万艾可（伟哥）。
出租车总是被摩托车包围，一些时刻，汕头的街头让我想起了越南的河内与胡志明市，太多的摩托车的轰鸣声了。“这里的人不怎么讲规矩”，这位司机不是本地人，1992年时来自江西，“他们好面子，却有点心胸狭隘。”他刚到来时，汕头比现在更有活力。那时，汕头正处于它繁荣的顶峰，走私、假冒伪劣、伪造增值税发票，造就了这座城市迅速却短命的繁荣。它也像是中国早期市场改革的某种象征——生机勃勃却混乱无序，财富的创造不是来自于技术与市场上的创新，而是来自于政策的漏洞、个人行为的大胆。一位见证者将邓小平的措词篡改为“胆量才是第一生产力”。
2000年之后的国家政策的改变，对于汕头长期的“黑色经济”的容忍走到了尽头。这座城市仍未走过低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曾与深圳、珠海、厦门被并列在一起，是中国开放的象征，是未来繁荣中国的代名词。但如今，这些特区都在为各自的身份苦苦挣扎。珠海除了两年一度的国际航展，紧邻澳门的赌场，几乎被遗忘了；厦门则因为一起震惊世界的走私案而倍受损伤；深圳的表现最为出色，却仍在担心“是否被抛弃”；汕头的命运最为不济，2005年时，它的经济总量在广东已经落到了第十名，不仅被东莞、佛山、中山超过，而且也不动声色地被茂名、惠州、湛江等城市超过，如今，它仅仅相当于深圳市的八分之一了。最近进入全国视野的汕头的新闻，似乎只有汕尾那起激烈的警民冲突，汕头大学28岁的毕业生翁帆嫁给了82岁的物理学家杨振宁，还有那个堆积了来自全球电子垃圾的贵屿镇，硫酸溶液污染了河道与地下水，它是中国正面临的生态危机的例证。
下午5点，我在汕头的老城区闲逛，在一家叫肥姐海鲜的大排档喝鲍鱼汤、吃清炒空心菜。旧城与中国所有的中小城市的市场一模一样，一家接一家的衣服、皮包、盗版音像店，港台歌手的声音飘荡在潮乎乎的空气里。但是那些摊位背后的年代久远的楼房却诉说着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这些楼房建造的年代足以追溯到1930年代或更早之前的，它的风格无一不混杂着欧洲和东南亚特性。
我差点就忘记了，除去短暂的特区岁月，汕头还有着更辉煌历史。恩格斯不是在1858年就以相当肯定口吻说，汕头是中国最有价值的港口吗？那个时候，汕头不过是潮州府中的一个小渔村，而英国人则仍在试图通过武力寻觅适合于中国展开贸易的港口城市。
1861年正式开港的汕头夹在上海与香港之间，一跃成为中国繁荣的港口之一。20世纪30年代，汕头港口吞吐量曾居全国第3位，商业之盛居全国第7位，是粤东、闽西南、赣东南的交通枢纽、进出港口和商品集散地。
1841—1949年之间，中国政府与西方列强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正让中国人尝试一种新的做生意与生活的方式。在沿海或沿江的港口城市划定的租借范围内，中国人享受西方的法律与制度保护，他们会感受到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