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1989年的经济困难最终使戈尔巴乔夫认为进行另一轮经济改革是必要的，1990年3月他宣布，现在“改革应该激进一点”，经济改革也应该进展得更快。他让副总理阿尔巴金负责这项工作，并配备一个由60名经济学家和律师组成的小组，要求他们制定出一个新的经济计划。他们提出了一个加快向市场经济转换的建议。他们的计划包括：大部分价格的日渐放开，小企业的非国有化，大型企业转变为联合股份公司，失业补偿制度代替就业保证制度。然而，一些关键的部门，包括燃料、金属、运输部门，仍然归国家所有，其产品由国家控制价格。虽然阿尔巴金在1989年反对轻率地接受市场，但他于1990年3月的建议却朝这个方向前进了一大步。
戈尔巴乔夫在位期间立场的突然转变已为人们广泛注意。尽管他在1990年3月对激进改革发出过呼吁，但同年4月中旬，他对阿尔巴金小组的建议还是犹豫不决的。戈尔巴乔夫抱怨道：
他们想孤注一掷，让所有的一切都向明天放开，把市场引进到一切地方，让我们搞自由企业，给所有的所有制形式、私人所有制开绿灯……我不能支持这种观点。
相反，同年5月，政府通过了一个渐进的、五年转换到“控制的市场经济”的计划，由雷日科夫负责实施，在转换期间仍由中央对经济加以集中控制。
在当时一个对戈尔巴乔夫采纳激进经济改革措施犹豫不决的预见性评论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学家根季纳·佐特耶夫说：“也许我们需要一个非共产党的政府。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劝说国家付出引进一个真正市场的代价。”
1990年夏，戈尔巴乔夫似乎在向经济学家建议的方向前进。在同年7月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他拒绝“一种所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的垄断”，认为各种各样的所有制形式应该有“经济和政治的平等权利”。“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把国有企业转变成联合股份公司”，也“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为了促进购买和销售，把股票、股份和其他同等物提升为生产手段的一个部分”。
同年8月，戈尔巴乔夫和俄罗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鲍里斯·叶利钦，联合命令一个经济学家小组提出一项新的经济改革计划。这一小组由戈尔巴乔夫的顾问沙塔林领导负责，叶利钦的顾问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也是领导成员之一。9月上旬，这个小组递交了著名的“500天计划”报告，这一报告要求苏联经济在500天约17个月内实行剧烈的改革。虽然这一计划从来就没有贯彻下去，但是它在从改革的社会主义阶段到社会主义制度解体的转变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个计划的特点从下面这段介绍就可看出：
这看起来似乎自相矛盾，1985年至1990年对社会认清现存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毫无希望、从而勾画出向一个不同发展模式的转变工程是客观需要的。
这个所谓的不同的“发展模式”是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模式：“市场特有的自我调整和自我调节机制使所有的经济主体的活动、劳动使用的理性化、物力和财力资源达到可能最佳的协调，并使国民经济处于平衡。”他们认为，政府干预市场的目的只是为了改善宏观经济稳定性，避免收入的过度不平等，促进不同地区更加均衡地发展。他们呼吁在500天内，至少70％的工业企业要实现非国有化和私有化，转变为联合股份公司，同时，鼓励大规模的外国投资。最后，他们要求在私人商业银行和市场保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金融体制。
这显然是一个如我们在西方所看到的迅速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的蓝图。这一蓝图要求对许多价格迅速放开，削减企业津贴，允许大量的企业破产，鼓励廉价进口以降低成本，鼓吹紧缩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当总理雷日科夫反对500天计划并制定了更缓和的计划时，戈尔巴乔夫开始对此计划似乎很赞同。戈尔巴乔夫抱怨一些反对者声称500天计划是“一项通向资本主义的计划。很显然，这样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他坚持这种计划和他的观点——“个人所有制只是在某些领域起重要作用，但在整个社会中其作用是相当有限的”——是一致的。他坚持认为这项计划符合社会主义，强调国有企业、合作企业和其他集体企业将继续起作用。他评论道：“本质上，我们正回归到‘把工厂归还工人，把土地归还农民’的口号上来。”
争论的激进化（4）
很显然，戈尔巴乔夫处于矛盾之中，一边是他的一贯的社会主义信仰，另一边是抛弃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发展资本主义。后者明显地是500天计划的目标，任何看了这一计划的人都能轻易地看出这点。
然而，一个月后，戈尔巴乔夫从500天计划中退了回来，虽然叶利钦在俄罗斯共和国议会上通过了这一计划。1990年10月，戈尔巴乔夫提交了一个折中的计划，称之为“总统计划”，保留了500天计划的目标和主要特征，如大多数价格摆脱控制后的最终定位，工业的私有化，创造一个市场型的金融体制。它废除了500天的时间表，提出一个更渐进的改革方案。面对苏联国会，戈尔巴乔夫坚持这项计划“同我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选择并不抵触”。但是，他指出这项计划将使“日用品生产者自由地创造他们的财富”，这项计划还要求“政府除国防、卫生、教育、科学和文化外，不要参与经济活动”。
到1990年底，苏联经济已经开始剧烈地变化。1987年《国有企业法》逐步减少了产品的中央分配。1990年，这一进程加快了，由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分配的产品，其数量已降到1987年的1/14。于是，中央对经济的控制被取消了。
1991年6月，亚夫林斯基组织一批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提出了加速向自由市场和私营企业转换的另一项计划。这项计划被媒体戏称为“大宗交易”，因为如果这项计划被采纳的话，它要求西方向苏联提供1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在1990年11月雷日科夫心脏病发作住院后继位的瓦连京·帕夫洛夫总理，提出了与雷日科夫不同的更谨慎的计划。于是，戈尔巴乔夫把这两个计划合并为一个折中的计划，带到了即将召开的七国集团会议上。
1991年7月1日，当苏联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物资供应委员会被解散时，解体计划经济的进程达到了高潮。苏联计划委员会负责经济的全面协调，而苏联国家物资供应委员会负责协调企业的产品供应关系。政治的压力取消了旧的苏联经济协调机制，然而，并没有有效的新机制取而代之。随后，苏联申请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个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支柱，此举震惊了世界。到这时，戈尔巴乔夫使苏联经济和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的意图已昭然若揭了。
在本章开头，我们就曾断言在1990年至1991年间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原有目标让步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行径。现在，我们可以看出事情果然如此。虽然1987年《国有企业法》寻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一种平衡，允许市场力量存在于国家经济的计划框架内，但到了1990年至1991年，经济的计划性实际上被取消了。苏联的国家银行系统，以前曾经是国家经济的计划性控制的一部分，现在变成了私人的商业银行和交易保障系统。1990年底，一个证券交易所在莫斯科开张。
早期的改革仅仅主张小型的私人企业和合作企业可以和占统治地位的国有企业并存，可是，自1990年秋季后，私有化已经成了官方政策。尽管在1991年底之前，大型企业合法的私有化现象是寥寥无几的，此后，私有化的到来就是十分明显的了。企业的主管现在都知道他们的企业将很快成为私人的财产，但人们想知道的是，谁将成为企业的新的所有者？
尽管高层领导继续公开声称信仰社会主义，但经济的快速变化已经改变了这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声音日益高涨，使得勉为其难的领导层不得不接受这些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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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紧缩
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经济的计划编制和生产方式的全民所有制——一个已经被废除，另一个已贴上了废除的标记。然而，并没有新的经济制度来取代它们的位置。于是，经济混乱是不可避免的。
1990年至1991年，苏联的经济从形势严峻发展到经济危机，因为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经济紧缩。它的GNP在1990年下降了，在1991年则下降了13％左右（见表5—1）。固定资产净投资在1990年急剧下降了21％，在1991年估计下降了25％。人民的货币收入持续上升，预算赤字也持续上升，使本来已经灾难深重的消费市场雪上加霜。
在从持续的经济增长到经济破坏最后演变为经济紧缩的过程中，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要对之承担主要责任。然而，引发1990年至1991年经济危机的，还有两个因素也很重要：1989年至1990年东欧剧变，苏联各共和国、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崩溃。
苏联的主要贸易伙伴一直是东欧经互会的成员国。其中六个国家——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1988年占苏联进口的，出口的。然而到1989年至1990年，除苏联以外，整个东欧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共产党都丢掉了政权。这对苏联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原因有二：第一，因为东欧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破坏，导致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活动大量下降，从而减少了它们同苏联进行贸易往来的能力；第二，新的亲西方的东欧领导集团把其贸易重心转向西方。
结果到1990年至1991年，苏联突然发现自己正在失去主要的贸易伙伴。这种打击在1991年尤其严重，这年苏联进口产值，以卢布的官方汇率计算，下跌了，这主要是由于从东欧进口的下降。工业进口和消费品的主要源泉的突然消失，和苏联商品主要的外国市场的突然消失一样，沉重地打击了苏联经济。此外，这种打击的严重性是不应该低估的。虽然由于苏联经济多样，尤其是其广阔的领土上有丰富的重要的自然资源，因此它并不是一个贸易依赖性很严重的国家，但这种打击还是很严重的。在80年代后期，苏联的总进口只相当于其GNP的7％～8％。这样，当1991年对外贸易下跌近50％时，苏联经济大受损伤。不过，这并不就意味着苏联整个的经济活动就瘫痪了。
对苏联经济损伤更大的是1990年至1991年间的苏联各共和国的自治。在第8章，我们将考察1988年至1989年一些苏联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的运动。到1990年夏天，几乎所有的共和国，包括俄罗斯共和国，都已经宣布自己是有着领土的自然资源的主权国家。自从苏联国家社会主义建成以来，经济已经高度一体化了。许多产品，包括重要的工业物资，都仅仅是由一个或者两个企业为苏联整个市场而生产。深水抽水机的唯一制造厂在巴库，所有空调的生产由一个集团负责。估计有80％的苏联机器工业产品都是由单一的厂家供应。现在，这种高度一体化经济的许多联系都开始崩溃了，这就像位于不同共和国的传统的企业间的供应关系被新的过分自信的共和国追求自治所中断了一样。在一些地方，企业的货物交换不得不穿过国界才得以进行。这种状况是1990年至1991年经济紧缩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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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企业的出现（1）
我们已经看到了，经济改革导致了经济混乱，而经济混乱又反过来破坏了社会主义的改革事业。而且，与所有制关系有关的经济改革进一步削弱了社会主义的改革力量。禁止私人经济活动的法令日益松动，这为亲资本主义的联合力量培养了新的支持者，也给社会主义的改革者们提出了一个难题。
早在1985年，新的领导层就开始采取有限的措施允许苏联市民以个人劳动或者协作劳动的形式进行私人商业活动。随着1986年11月的《私人劳动法》和1988年5月的《合作法》的通过，私人商业活动扩大了。这些措施意在允许和鼓励两种类型的私人商业活动：一是个人手工业或者服务业，二是合作企业。在合作企业中，工人可以集中他们的人力和财力生产货物和提供服务，直接销售给公众。合作企业可以经营饭店、修理业、零售商店、批发贸易公司、小型产品制造业。除了国有企业和其他合作企业外，合作企业的成员不得从事商业活动，其资金不能从外面筹集。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合作企业的目标是允许“独立的日用品生产”，单个个人或小团体生产某些东西用以销售，生产者既是所有者，也是劳动者。这种形式和资本主义公司是迥然不同的，在后者中，资本所有者和雇佣劳动者是分离的。
允许这样的小型私人商业存在，其实是等于承认国营经济在提供服务和小型产品上的特别贫乏。小商业是西方国家颇具特色的补充行业。但是希望通过这些新法律引起真正的合作，作为反对资本主义企业的力量，则显然是错误的。合作企业得到迅速增长，到1989年估计有290万人在万家此类工厂中工作。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公司从事资本主义的商业活动，由一个或者一些所有者运转企业、雇用工人。这些公司主要从事贸易和金融业，它们利用苏联体制的僵化和价格优势捞到了一大笔钱。贸易公司购买紧缺的物资，再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去。
1988年12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称为《关于国有、合作和其他企业对外贸易活动的决议》，该决议极大地改善了私营商业捞取大钱的机会。在这以前，所有的对外贸易都由国家垄断。这个决议允许国家和私人公司可以直接和外国公司进行贸易往来。不过，对外贸易的约束依然存在，其中之一是许多产品的进出口许可证必须由对外经济关系部签发。
1988年的这项对外贸易决议打开了通向富裕的重要大门。苏联对价格的松散控制使得很多苏联产品，尤其是石油、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