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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局面，崇祯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又开始用了他最擅长的手段——以“滥杀”来弥补自己的挫败感。他逮捕了三边总督杨鹤，再次动了杀机。从此，和缓政策不敢有人再提了。逮捕杨鹤，这是崇祯在继和皇太极的“无间道”（协助皇太极杀袁崇焕）后，与流民（不仅仅是李自成）势力又开始玩这个游戏的信号。
既然官匪难以合作，矛盾只能再次升级。不过，崇祯本人无能，手底下却从来不乏高人。杨鹤下台后，继任三边总督的是陕西布政使司洪承畴，这位洪承畴是明廷自袁崇焕后又一干才。他在接任总督之前，在陕西已经几次与流民作战取得胜利，他手下还有一个极得力的猛将——曹文诏，后来独当一面，成为流民军队的克星。这位曹文诏，先后跟随过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马世龙等名将，深得用兵之道，他以一人之力，竟然平定了流民起事最凶的陕甘两省，将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等强劲对手都赶走了，后来又转战山西，一连打了六个月，肃清山西流寇。
可惜的是，这位勇将的命不太好，可能是脾气太刚勇的缘故，得罪了朝中的文官御史刘令誉，暗中参了他一本，崇祯不分青红皂白，在一片形势大好之时，把他调去大同当总兵，他的职责原来是“节制山西诸将”，这下有功反而给降了一级，成为地方总兵官。曹文诏在大同遇上了皇太极，这人的水平就不是高迎祥、罗汝才、张献忠他们能比的了，居然给他乘虚而入，绕道进入长城，丢了胜堡、灵邱等地。崇祯不念他征战几省有功，当即免职，充军。后来山西流民乘曹文诏走了又起事，势力愈来愈大，崇祯听从山西巡抚建议，命曹文诏前往山西，戴罪立功，走到一半，文官又来了暗箭，兵部尚书张凤翼素来不喜曹文诏为人，又命他改道河南，在兵力、粮食均都不足的情况下，命他限期剿灭河南流民义军。曹文诏一走，山西义军拍手称快，而这位戴罪立功的勇将也终于再难有所作为，后来在与高迎祥、张献忠的战斗中，因为兵少无援，战败自杀。
崇祯七年，在没有了曹文诏的压力下，高迎祥李自成势力渐大，突破黄河防线，到达河南以西。这时，崇祯手下大学士出身的陈奇瑜总督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广等地，与李自成军队正面作战。这位陈大学士是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标准文官，当时位在洪承畴之下，但也真是个干才，他与另一位干才卢象升配合，不出数月，竟然屡战屡胜，一连斩杀一百七十七名流民首领，更以车厢峡一战大败义军，险些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一干农民军队困死。这场困战持续了两个多月，义军死了近一半人，迫于无奈，李自成等人投降。这位陈大学士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忘记了杨鹤的命运，竟然接受李自成等人投降。受降的义军这时只剩下了三万六千人，这里面还有后来名声大震的李自成和张献忠。陈奇瑜好事做到底，还派了五十几位安抚官将义军遣送回籍，结果，刚出来车厢峡栈道，三万多人一起动手，杀了几十名安抚官，又反了。李自成与张献忠这时侥幸逃脱，为以后东山再起积蓄了力量。
为逃避责任，陈奇瑜牺牲了几位下属的生命，将责任推到了他们的身上。但他在朝中的政敌获悉此事，又岂能放过他？给事中顾国宝、御史傅永淳参本，历数陈奇瑜罪行。崇祯除了自己，哪能容许手下人犯一次错误？于是，陈奇瑜比曹文诏还惨，一夜之间从功臣变成了罪人，下狱、大刑伺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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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间道（2）
农民军在崇祯“相助下”，去了劲敌，势力愈大。崇祯九年，比陈奇瑜更有才华的洪承畴进入正面战场，连败义军。义军不得不在荥阳开会，十三家首领商议结成联盟，共对明军，在这次大会上，李自成脱颖而出，提出化整为零的战术，要十三家头领分头行事，“打下来的城池村庄，劫来的男女财产，一概十三家均分。”这个提议被大家认可，李自成虽然此时还是依附高迎祥，但在义军之中，已经是非常有名气有地位的人物了。
大计商定，但大家不久就发现洪承畴更非等闲之辈，只要碰上他，义军就极难有胜算。被洪承畴打得四分五散后，高迎祥与张献忠东下，侵入凤阳，烧了朱元璋祖陵。在这里，李自成与张献忠第一次翻脸，他们翻脸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张献忠劫获了几个守陵的小太监，因为他们会吹打，张献忠留在军中做娱乐之用。李自成根据“男女财物十三家均分”的原则索要，张献忠不给，两人竟然就此翻脸了，李自成率先破坏盟约，鼓动高迎祥散伙，转战陕西，与罗汝才会合去。为了这么点小事，两大农民军领袖就此结了仇，而且终其一生无法化解，今人看来，简直有如儿戏。
农民军并不团结，荥阳大会后，基本上无人遵守“财物均分”的原则，反而多有争斗。也由此说明，义军直到时，仍然是流民习性，没有纲领，没有道德约束，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战略思想，仍然处在一盘散沙的状态下。在这个形势下，明军各大员纷纷出手，捷报频传。与洪承畴齐名的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庭在陕西汉中将高迎祥困死，最后竟然将其捉拿砍头，取得了具有决定性的胜利。高迎祥死后，义军势力大大受挫，由此分为两支，一支由张献忠率领，转战湖北、安徽、河南，一支由新闯王李自成带领，辗转于陕西、甘肃、宁夏。
两支义军步履艰难，因为与义军相比，明朝的大将太会打仗了。此时，在接连杀、撤了几个不太成功的兵部尚书后，崇祯终于找到了感觉，重用了一向以权谋著称的杨嗣昌为兵部尚书。这位杨嗣昌是当年那位倒霉蛋杨鹤的儿子，接受乃父教训，做官和做人都很小心，因为擅权谋，在崇祯那里非常得宠。在对付义军一事上，他提出的是“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四正”是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四个地区为主战场，六隅是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六个地区为辅助战场，形成一个“十面之网”，主战场以总督洪承畴和陕西巡抚孙传庭对付李自成，辅助战场由总理六省军务的熊文灿对付张献忠，洪承畴、孙传庭还有一个熊文灿，全是难得的干才，他们把李自成、张献忠打得无处可逃，李自成逃到了商洛山中，张献忠投了降。其他的义军在滁州碰上的是曾与曹文诏联手过的卢象升，他手下有大将左良玉、高杰、贺人龙、祖宽，更是打得义军无还手之力。熊文灿、卢象升再加上先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洪承畴、孙传庭，合这几人之力，眼看义军败局已定。
可是，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王牌大卧底”崇祯出手了。
原来，因为义军势大，满清趁机出兵，明朝此时需要左右应付。于是崇祯采用了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建议，极不理智地将剿匪任务最巨的洪承畴、孙传庭撤回，拱卫京师。杨嗣昌此举，多有私心在里面，因为他与洪、孙之间一直是貌合神离，防止两人功大盖过自己的私心也在里面，所以趁机把他们从最重要的战场调回。对此，老练的洪承畴表面上并无异议，心里其实不满，耿直的孙传庭却不能接受如此轻易的放弃剿匪的大好局面，几番上书无效，于是一怒之下称病辞官。
事情发展到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个规律：明朝的阁臣内斗，真是无处不在。每到关键时刻，阁臣中间就会发现内讧，无论是在关外对付后金还是关里对付流民，其结果都是一样。杨嗣昌的这个暗算，令明廷极其关键的大好局面难以维持。
对于文官内斗（洪承畴孙传庭虽然带兵打战多年，但和辽东三帅一样，也是进士出身，都是文官），崇祯的内心是非常厌恶的，可是他找不出一个良好的解决方案，如同墙头草，今天听他说有理，就办，明天醒悟过来了又整那个曾经影响他的人，这次也一样。崇祯信了杨嗣昌，于是不管孙传庭有多大功劳，有一次忤逆都不行。好，你不是不服吗？捉！国家功臣孙传庭也下了狱，洪承畴心里不服，可再也不敢说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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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间道（3）
洪、孙一去，义军去了两个最大的劲敌，不过，明朝还有熊文灿，熊文灿把李自成打得只剩下了十几个人，还招降了张献忠，允许他拥兵自立。可惜的是，崇祯十二年，张献忠出尔反尔，又反了，熊文灿想起杨鹤、陈奇瑜遭遇，后悔不已，急忙采取补救措施，上书朝廷申辩，甚至不惜谎报军情，反而弄巧成拙，连以前接受张献忠等人贿赂之事都被朝中政敌抖出来了。文官集团又发威了！崇祯也发了怒，下令捉熊文灿，最后等待他的结果比前几任还惨，是死刑。
熊文灿一死，义军得以喘息。形势急转直下，这时，崇祯打出最后一张王牌，兵部尚书杨嗣昌亲自督军。杨嗣昌不光擅长于搞内斗，他打仗确实有一套。再次大败张献忠、李自成，取得玛瑙山大捷，在西鱼山腹地，更将李自成困死，逼得李自成险些自杀。
不过，杨嗣昌最后还是功败垂成，因为杨嗣昌小看了张献忠。张献忠是兵勇出身，其人性情残暴、反复无常，为人看似粗鄙，但其实极通世态人情。他为保存性命和实力，曾几次假降明廷，一旦有机会就再反水，之所以这样做的成功率极高，是因为他深知明廷诸将面和心离、贪恋名利、人人为一己私利而不顾国家大局的弊端。他对付熊文灿，就用过这个狠招，先是以重金相贿，成功骗取其信任完成诱降后，又再度反水，还详细把熊文灿等人受贿之事实、数目刻于城墙之上，终于利用明廷阁臣之间的矛盾，不费一兵一卒就斩杀了对手。这次，虽然他打仗打不过杨嗣昌，但却找到了另一个对付他的办法。
杨嗣昌倚仗崇祯之宠，骄矜自用，他排挤洪承畴孙传庭之事在军中颇为不得人心，而这两位良才去后，他手下可供调遣的人是左良玉与贺人龙。左与贺二人曾随卢象升、熊文灿等人征战多年，始终在主战场作战，但却未能凭此升官，左良玉还受熊文灿牵连，被罪降三级，一直对明廷有所不满，亦对代表明廷出战的杨嗣昌多有不服，而杨嗣昌也对他的骄狂作风也早有不满，将帅之间，互不顺眼。当时明军的状况，用原兵部尚书、曾推举过袁崇焕的侯恂的话说，是“总督之令不能行于将帅，将帅之令不能行于士卒。”（《怀陵流寇始终录。》）很不幸，这个矛盾被与明廷诸将争战多年的张献忠洞悉，于是他使出了屡试不爽的一招——离间计，先以重金贿赂左良玉，并说：“献忠在，故公重见。公所部多杀掠而阁部猜且专。无献忠，则公灭不久矣。”（《明史·左良玉传》），这些话正说在了左良玉的心坎上，于是，左良玉开始不再为杨嗣昌出力，杨嗣昌屡次调他不成，张献忠趁机突围了。
面对左良玉的抗拒，杨嗣昌不是像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人一样，以公正、清白、严整军纪、廉洁自律来取得威信，相反暗中使了阴计。他发动兵力将张献忠逼入四川后，想利用另一军阀贺人龙取代左良玉，私下许诺贺人龙，只要取胜就将左良玉的“平逆将军”的称号转赠给他，并上报朝廷记其大功，不料左良玉竟然在玛瑙山一战中立下大功，成功地将张献忠困住。杨嗣昌无法兑现承诺，贺人龙因此对他深怀不满，索性将此事对左良玉明说，此后左、贺两人与杨嗣昌形同水火，不再听他调令。
张献忠的离间计，再加上杨嗣昌处事的不明朗和偏私心，令得将帅失和局面日益严重，左、贺不再听命，产生恶性连锁反应，许多将领与杨嗣昌离心离德，导致杨嗣昌最后几乎无人可用，朝中政敌也趁机发难。由此战争局势逆转，李自成抓住机会，与刘宗敏等仅有的十几骑人突围出来，在河南东山再起。
在杨嗣昌还为人事问题烦恼之时，义军缓过手来了。张献忠采取“以走致敌”的策略，以游击战术绕到明军后方，竟然击败左良玉，大举反击，并在后来的战斗中获得全胜，占领了四川重镇襄阳。李自成突围后转战洛阳，同样事事顺利。之后在李自成和张献忠的领导下，洛阳陷落，福王被杀、襄阳陷落，襄王被杀。其中福王朱常洵是万历与郑贵妃的儿子，当年曾掀起明朝整个文官集团参与进来的“三大案”，就是缘自于他与太子朱常洛之间的矛盾。因为其母受万历的宠爱，也连带着从小就得宠，虽然夺位没有成功，但也凭此在藩王中占的地盘最大，兼并土地最多，平时民恨极深。这次被义军捉住，剁成了肉馅，拌以鹿肉下酒，谓之“福禄酒”，成了下酒菜。当年万历为他，不惜与整个文官集团为敌，此时此人竟落得如此下场，万历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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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间道（4）
一下了死了两个姓朱的王爷，其中一个还让贱民吃了，深知崇祯个性的杨嗣昌明白自己的路也走到头了，这不是一个可以逃脱的罪行，“功虽未成，尽瘁堪忧”，（《明史·杨嗣昌传》）离成功只差一步的杨嗣昌在忧愤恐惧的心情下，自杀了。
熊文灿、杨嗣昌的死对于明廷有深刻影响，自此，能够挟制义军的将领已经全部清理了，左良玉之流的军阀有各大军区首长的前车之鉴，也未必再会尽力，相反，官兵在欠饷、文官内斗成风、主帅相继下狱的绝望情绪下，同样残暴如匪。到后来，明朝不但无一可用之将，还多了很多比匪更坏、扰民更狠的“官兵”。朝中无人，百姓离心，崇祯送了李自成一个大礼，将一个意志坚定的草根英雄送上了实现皇帝梦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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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岩来了（1）
与倒霉的崇祯相比，李自成的运气越来越好了。但这好运气来得非常艰难，在李自成的身上，不断的验证了一个道理：成功是在一万次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