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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定国教授在《国学纵横》中指出【长期以来几成定论的所谓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依据的是《举贤良对策》之第三策中的下一段话：“《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我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其中“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盖是所谓“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之由来。若然，这种推断并不不符合这句话的原意。为了说明问题，让我们干脆把这段话都译成白话看看：《春秋》重视一统。这是天地间不变的原则。古今共通的道理。如今老师们所讲的道理彼此不同。人们的议论也彼此不同，百家提供的方案悬殊，目的也不同。所以上面难于掌握统一的准则；法制数次改变，在下的不知道应当遵从什么好。臣我以为，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和孔子的学术的，都一律禁止，不许它们齐头并进。邪僻的学说灭息了，然后统一的准则就可以建立而法度也就可以彰明，人民就知道所应遵从什么了。”这段话立论的根据是“如今老师们所讲的道理彼此不同，人们的议论也彼此不同，百家之说提供的方案悬殊，目的也不同，所以上面难于掌握统一的标准；法制数次改变，在下的不知道应当遵从什么好。”而立论的目的则是“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和孔子的学术的，都一律禁止，不许它们齐头并进。邪僻的学说灭息了，然后统一的标准就可以建立而法度也就可以彰明，人民就知道所应遵从什么了。”
简单地概括起来，这里讲的就是关于“统一言论，统一法度，统一行动”的道理。这道理从维护统一的国家的角度讲，即使现在看来，也是说得通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句话。其中“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即“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和孔子的学术的”这个词组，本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六艺之科”，一是“孔子之术”。可是人们似乎要么是忽略了前者，要么是把前者归结为“孔子之术”，进而把“孔子之术”又归结为“儒术”！这是个传承已久的天大的误解！而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正与此有关。由于对这个词组的错误认识，才导致了对“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句话的整个认识的错误。我认为，“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并非一回事。《六艺》就是班固在《武帝纪赞》中说的《六经》。“六艺之科”即“《六经》所涉及的科目”，其所涵盖的范围广泛。而儒家所谓的《六经》（即《六艺》），系作为迄今所知中国学术文化之源的典籍，而决不止是“儒家经典”。把《六经》当成“儒家经典”，不仅有违史实，而且无形之中，把中国学术产生的历史人为地大大往后推了。因为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产生于战国时期，而中国学术的萌发和成熟，要比这早得多。人们一谈论中国学术，总是从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谈起，而忽略“诸子百家”所赖以产生的活水源头。这样，实际上就把诸子百家当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迄今所见，流传到孔子时代的古典文献，主要就是《六经》。所以，《六经》就是当列为中国学术源头的主要典籍。按照成书的年代先后，其排列顺序应是《易》、《书》、《诗》、《礼》、《乐》和《春秋》。以前按《诗》、《书》、《礼》、《乐》、《易》、《春秋》排列，是儒家把它们当作儒家典籍所为；因为儒家作《十翼》即《易传》而加以揆发、阐释，所以《易》被放在了孔子重点修订的《春秋》之前。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可以说没有一家与《六经》即《六艺》无关。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诸子百家都可以归属于“六艺之科”。而《三策》中所说的“百家”，显然主要不是指先秦传习下来的“诸子百家”。至于“孔子之术”，自然可以理解为“儒术”，但严格说来，“孔子之术”与“儒术”，也是不能划等号的。况且，“三策”中并未用“儒术”这样的字眼。所以。《三策》中所说的“百家”，指的主要是那些不属于“六艺之科”和“孔子之术”范围的各种“邪辟之说”。
凡是熟悉古代中国学术文化史的人都知道，因汉初的统治者推崇“黄老之学”，颁布搜集各种藏书和整理民间传说的律令等，使秦代所造成的文化禁锢局面一下解冻，在推动学术文化趋向复兴和繁荣的同时，各种邪辟之说也鱼目混珠地竞相出笼。《三策》中所谓“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不过是对包括各种邪辟之说在内的诸多学说的泛称而已。遗憾的是，《三策》中这段话的原意却长期受到误读、曲解。而被揆度、敷衍和概括成子虚乌有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当然。要是把“孔子之术”等同于“儒术”的 ；话，把这段话揆度成“罢黜百家首尊儒术”，或“罢黜百家尊崇儒术”（杨荣国等就持这一观点），还勉强说得过去。因为“首尊”和“尊崇”与“独尊”具有质的差别。但毕竟又丢掉了原话中的“六艺之科”之所指。终不能算得上严谨。据我所查阅的史料，没有发现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此建议的文字，因而迄今不认为“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成立。从迄今所见各种文献看。在汉武帝时代，纵然存在“罢黜百家”之说，但并不存“罢黜百家”之实，至于“独尊儒术”，则既无说也无实。汉武帝用人、施政从不专尊儒学一家。如果说前期是受窦太后的牵制的话，那么在窦太后死后，情况依然仍未只用习儒之人。相反，那些治刑名、黄老等学的人依旧被重用，比如张汤、主父偃和东方朔等。即使对于并不尊儒，甚至颇有讥评者，如“是非颇谬于圣人”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不但不加罪（司马迁后来获罪是由于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还照样重用，使其父子相继为太史令。而董仲舒的始终未被汉武帝重用，则更是顶好的证明。今天的学者们多都认可这个史实，却还仍然保留和侈谈“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至于到底“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始自何时、何人？从相关资料上看，多认为发生在汉武帝时代，但从董仲舒《春秋繁露》尚未把《六艺》称为《六经》看，显然有两个问题明摆着：一是董仲舒健在时，有了《六经》或《五经》的说法，但他却不认同、未采纳；一是董仲舒健在时还没有《六经》或《五经》的说法。此两者无论何者属实，都意味着对“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的否定。从道理上来推断，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肯定与把《六艺》视为“儒家经典”有关；因为把《六艺》视为“儒家经典”，则“六艺之科、孔子之术”便可顺理成章地被归结为“儒术”了，于是也就可以把“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敷衍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然而，班固在《汉书》中虽有“罢黜百家”、“抑黜百家”之说，但并没有“独尊儒术”之论；虽有“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汉书？儒林传》）和“表章《六经》”、“隆儒”和“推明孔氏”之言，却并无“独尊儒术”之语。所以，从班固那儿，我们也无法找到答案。所以，愚以为：假若董仲舒的《三策》属实的话，是班固第一个把董仲舒关于“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中的“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片面地误解、归结成为“孔子之术”，进而把“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片面地误解、归结成为“罢黜百家”、“推明孔氏”，而后人则根据班固的这个说法，又把它误解、敷衍成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但是，这一说法究竟始自何人、何时呢？经查阅，清末民初的著名思想家易白沙（1886…1921年），1916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孔子平议》，提到：自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思想，使其失去自由”。“中国二千年尊孔之大秘密”，就在于历代统治阶级“利用孔子为傀俑，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庞朴、马勇、刘贻群：《先秦儒家研究？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湖北敎育出版社 ；2003年版）。这是我所见到的最早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字。与他同时的梁启超并未使用过这一说法，但是以后这一说法却广泛流行开来。至于术数之类的学术文化，在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的影响下，则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据《史记？日者列传》，当时的术数学界有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丛辰家、历家、天人家、太乙家和形法家（看相术士）等。足见汉代术数学范围较大。总之，在汉武帝及其以后的汉代三百多年间，无论是包括神仙方术在内的异端邪说，还是重在实用的各种学术，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且在很多领域，成就都领先于当时的世界。这一史实表明，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整个汉代根本就不存在。从学术文化的发展形势看，汉代相对比较宽松，既没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没有后代联绵不断充满血腥的“文字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