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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18）
召对不欢而散。朱厚照扔下一句：“此事务要全行。”刘健等叩头退下，深感绝望。作为正统的儒家官僚，在这种局面之下，他们只剩下最后表达自身职责与操守的选择，就是引咎辞职。达成一致后，翌日，三人即递交一本：
自古帝王到从谏为圣，拒谏为失。国家治乱，常必由【因】之。顾【向来】顺旨之言易入，逆耳之言难受【采纳】。故治日【政治稳定的时候】常少，乱日常多。臣等每以此说进于陛下，诚欲陛下为圣德之君，天下成至治之世也。今文武公卿台谏，合词伏阙，皆谓盐法不可坏，而圣意坚执排群议而行之……臣等岂不知顺旨者有宠、逆耳者获罪，若贪位恋禄、殃民误国，则不独为陛下之罪人，抑亦为天下之罪人、万世之罪人矣。区区犬马之诚，犹望陛下廓【开拓，扩大】天地之量，开日月之明，俯纳群言，仍从初议，以光圣德，天下幸甚。若以臣等迂愚不能仰承上意，则乞别选贤能以充任使，将臣等放归田里，以免旷职之愆【过失】。｛56｝
辞呈中三人虽然自斥无能，但字里行间分明说，唯有皇帝应对此事负责。
也许，朱厚照唯一未尝料到的，便是内阁居然全体请辞。他毕竟年龄尚轻，登基方才年余，政治上毫无经验不说，连在朝臣中物色、培养“自己人”也根本来不及，一旦三老撂挑子，千头万绪自己如何应付得了，更何况以三老的影响，此事的后果将绝不仅仅是他们的离去……我们虽无从知道接到辞呈后正德的内心世界，但想必他经受了一场羞怒交加的感情风暴———因为最终在三辅臣辞职的压力下，他被迫宣布：接受户部方案，半与价银，半与盐引。
危机虽得暂渡，却可以想象正德与他的文官系统从此势不两立，结了极深的梁子。大臣们的做法固然有例可循，正德却不免感到被要挟的滋味，毕竟他乃新君，立足未稳，在此之际，竟遭内阁以集体辞职逼己就范，也确有身陷绝境之痛。
俗话说“君无戏言”。朱厚照头天还那么强硬地甩下“此事务要全行”的话，第二天便在内阁辞职的威胁下改弦易辙，虽然事后朝臣给他戴上“从谏如流”的高帽子，来帮他遮羞，但他内心恐怕只会想到“奇耻大辱”四个字。仅隔一个月，当那场大政变爆发的时候，我们尤其感到，正是崔杲奏讨盐引事件把正德君臣矛盾推向极致，从而点燃了导火索。
在朝臣一方，也许解读有误，以为正德真的“从谏如流”，也许是想趁热打铁，抓住有利时机重创皇帝身边群小，也许两者兼而有之———总之，在赢得盐引这一回合的胜利之后，他们“把斗争引向深入”，矛头所向由事到人，从低级别太监转向正德最倚信的几个核心太监，即有名的“八党”———明代“八人帮”。
所谓“八党”，指环绕在正德身边的八位高级宦官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和罗祥，此八人自正德登极以来不单诱其堕落，实际上也渐渐控制了他。朝臣普遍认为，新君即位以来“圣学久旷、正人不亲、直言不闻、下情不达”以及“朝令夕改”“政出多门”｛57｝诸状，根子就在这八人身上。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应该乘盐引事件之东风，解决“八党”问题，斩草除根。
于是，“健等遂谋去‘八党’，连章请诛之。言官亦交论群阉罪状”｛58｝。盐引事件结束之后的一个月内，斗争达到白热化。以三辅臣为首，群臣奏章雪片似的飞来，攻势甚猛。一时间，朱厚照颇难招架。为缓兵计，他派朝臣并不反感的司礼监太监李荣、陈宽、王岳等，前往内阁说情、讨价还价，先说“朕将改过矣，其为朕曲赦若曹”，遭到拒绝后，朱厚照索性祭出“鸵鸟###”，对大臣奏折“留中不出”。然而，当户部尚书韩文挑头递上由各部大臣签名的奏疏时，朱厚照再也坐不住了。
这个韩文，前面我们已经认识他。在盐引事件里，他领导的户部首当其冲，站在与皇帝和太监斗争的第一线。可能因为他是管钱的，对于那些内幸如何靡费、贪污和侵损国家财政，了解更加深切，感受更加强烈；据说他每每奏完事从朝中退下，对僚属们谈及这些事，“辄泣下”｛59｝。他手下有一个人叫李梦阳，时任户部郎中。说起李梦阳，那可不是等闲之辈，虽然他居官不高，却乃当朝有名的大才子，以他为首的“前七子”是明代文学最重要的流派之一，所有搞文学的人耳熟能详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便是他所提出的文学主张。此人做官也是一个“刺儿头”，骨头相当硬。早在弘治年间，即曾因弹劾张后兄弟、“势若翼虎”的张鹤龄而坐牢。当日，三阁老并言官等交相上书猛攻“八党”之际，韩文在户部与一班下属亦倍加关注，日日谈论，说至慷慨激昂处，韩文免不了又是涕泗横流———这时，李梦阳在旁冷冷开了腔：“公大臣，义共国休戚，徒泣何为？谏官疏劾诸奄，执政持甚力。公诚及此时率大臣固争，去‘八虎’易易耳。”一语甫出，激得韩文气血上涌，“捋须昂肩，毅然改容”，赞道：说得好！“纵事勿济，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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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19）
一个重大的行动当即酝酿成型：第一步，由韩文领衔、李梦阳执笔、经众同僚讨论修改，草成一疏，在朝中广泛征集签名之后，上奏皇上；第二步，上疏后的次日早朝，将由韩文领头，偕九卿、阁员等重臣及百官，伏阙请愿，直至皇上下旨拿办“八党”为止。
想那李梦阳何等人也，由他担纲草疏，分量力度岂是泛泛可比？在《明史》里我们可以读到这件直接导致明代一场大政变的著名奏章，其云：
人主辨奸为明，人臣犯颜为忠。况群小作【为】朋，逼近君侧，安危治乱胥【都；皆】此焉关。
臣等伏睹近岁朝政日非，号令失当。自入秋来，视朝渐晚。仰窥圣容，日渐清削。皆言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丘聚、刘瑾、高凤等，造作巧伪，淫荡上【指朱厚照】心。击球走马，放鹰逐犬；俳优杂剧，错陈于前。至导万乘【君上】与外人交易，狎昵媟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气靡宁。雷异星变，桃李秋华。考厥【突发状，指上述“异象”】占候【自然气候】，咸非吉兆。
此辈细人，惟知蛊惑君上以便己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业，在陛下一身。今大婚虽毕，储嗣【皇位继承人】未建。万一游宴损神，起居失节，虽齑粉若辈【指群小】，何补于事。高皇帝【朱元璋】艰难百战，取有四海。列圣【指过往明朝历代皇帝】继承，以至陛下。先帝临崩顾命之语，陛下所闻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以累圣德？
窃观前古奄宦误国，为祸尤烈，汉十常侍、唐甘露之变，其明验也。今永成等罪恶既著，若纵不治，将来益无忌惮，必患在社稷。伏望陛下奋乾刚【刚健的天道】，割私爱，上告两宫【父皇、母后】，下谕百僚，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变，泄神人之愤，潜削祸乱之阶，永保灵长之业。
确实是大手笔，奏章写得气势很盛，不容辩驳。开篇即以君臣大义立足，正气凛然；随之迅即一一点出“八党”之名，以一连串精炼有力的“四字句”，述尽他们的胡作非为；进而转入对朱厚照的“劝谏”，指出无论从自爱还是仰体祖宗创业之艰、先帝顾命之嘱的角度，“姑息群小，置之左右”都是有违做皇帝的责任和道德的；最后，则鉴之以史，用历史事实说明“奄宦误国，为祸尤烈”，“若纵不治”“必患在社稷”。通观全文，天理、人伦、历史全站在作者一边，正德里外不是人，简直一无是处。但更要命的是，奏章摆出了“清君侧”的架势，正德虽不喜读书，历史上一些“清君侧”典故还是知道的，而且他的直系祖宗朱棣当年就是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把建文帝赶下台，眼下，掂量掂量韩文本章里的用词，年少无助的他难免心惊肉跳。而比写在纸上的言语更令他惊惶的是，满朝官员这次采取了联合行动，伏在宫外请愿，志在必得，一定要将“八党”“明正典刑”。
朱厚照再次派王岳等前来谈判，这次开出的条件是，且留“八党”小命，将其发往南京“闲住”。所谓“闲住”，是明宫对获罪太监的一种处置方式，相当于流放。朝臣方面坚决不同意，正德就反复派人来磨泡，据说“一日三至”。最后一次，刘健忍无可忍，掀了桌子，恸哭道：“先帝临崩，执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干】，使若辈败坏至此，臣死何面目见先帝！”｛60｝王岳见状，知群臣此番倒“八党”决心已定，乃与衔旨同来的另两个太监范亨、徐智当场表示，他们赞成阁议，将回去密奏皇上明晨逮捕“八党”。史书上称王岳等“素忠直”，未必可信，比较可能的是，王岳等作为“八党”之外的内臣，在权力争夺上与后者素有隙怨，满朝上下齐心合力欲除“八党”，本亦正中下怀，刘健的坚定不移，更让他们打消疑虑，乃欲与朝臣里应外合，扳倒“八党”。刘健等意外得此奥援，信心倍增，以为大局已定。
古往今来，历史多次因某个小人而中间改道，此刻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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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20）
却说当时在场有一人，姓焦，单讳一个芳字。此人乃一地道小人，《明史》给他如下评语：“粗陋无学识，性阴狠。”｛61｝正德改元，他靠谄媚做了吏部尚书，犹嫌不足，冀更上爬，加之跟刘健、谢迁不合，久有龃龉，所以虽然迫于时势而在朝臣倒“八党”运动中参与其事，内心却极不愿看到此事最终告成，因为显而易见，此事一旦告成则刘谢势力必然益发强大稳固。那日，一旁听了刘健与王岳们的计议，焦芳不禁暗中转动着脑筋。他以一个小人的天性以及独到判断，认定从本质上说，世上万事应该是“正不压邪”———只要“邪恶”一方有所防备，“正义”向来输得很惨。他觉得眼下就是这样一个可以押宝的关头，他选择把宝押在“邪恶”一方。就像三百年后的晚辈袁世凯一样，焦芳用来下注的本钱也是告密。他在第一时间把王岳与刘键密谋奏请皇上逮捕“八党”的消息，捅给“八党”。王岳还没来得及去见正德，“八党”一干人早已把正德团团围住，痛哭流涕，并将王岳等如何与外臣交结、合谋剪除异己的情状诉诸正德，其间，少不了添油加醋一番，以使正德形成这样的意识：除“八党”是假，这些人真正的矛头是对着皇上，必欲将其架空，然后任意摆布。
自韩文本章呈上后，正德一直在惴惴不安中度过，对方来势汹汹也若此，年仅十五岁的他自然又惊又怕，传说被吓得啼哭起来，连饭都不吃｛62｝。此刻又听到发生内廷、外臣相勾结的事，直有末日临头之感。
王岳支持朝臣的举动，犯了大忌。明制，内官不得与外廷交结，违者死。其实王岳等人实在有些冤，因为原本是正德派他们去内阁协调此事，并非私下暗通。但经“八党”一渲染，好像就变成了王岳背着皇帝伙同刘健另有图谋。
“八党”缠了正德一夜，先是哀求，待知性命无忧后，则转守为攻———告诉正德如何反击，而这恰恰是正德的燃眉之急。其间，刘瑾表现出他在此曹中见识过人的一面，他的分析直捣要害：朝臣为什么敢这么肆无忌惮地哗闹？根本原因是“无人”，是皇上没有在关键位置上安排自己的人！“有则惟上所欲为，谁敢言者！”｛63｝的确，“八党”虽受宠信，但其职守皆非要害，比如刘瑾，只是钟鼓司掌印太监———除了掌管每日上朝的钟鼓（说得不好听，就是敲钟的），再就是负责调教乐工、搬演杂戏。
刘瑾一点拨，正德豁然开朗。是啊，一旦在重要位子上都安排自己人，今后哪还会担惊害怕、受制于人？瞬间，他心头阴云一扫而空。正德立即颁旨，拘捕王岳、范亨、徐智，由刘瑾取代王岳入掌司礼监｛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