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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宝”合体
朱厚照怎么死的？说起来也让人哭笑不得，他的死，起因于嬉水。
从南京返程途中，九月初九，朱厚照一行抵达苏北清江浦。这位贪玩的皇帝，“自泛小舟，渔【钓鱼】于积水池。舟覆焉，左右大恐，争入水中，掖【架着胳膊】之而出”。就是说，落水之前，小舟上只有他自己，而他显然是只旱鸭子，不谙水性，否则一片叫做“积水池”的小水不至于应付不了，还需要别人下水抢救。正因此，他所受惊吓应该不小。同时，这年有闰八月，九月实为平时的农历十月，而农历十月换算成公历应该已是十一月份，虽然并非北国，十一月的苏北却也寒意初上了。冷水一激，加上极度惊吓，身心内外交逼，长期酒色无度以及旅途劳顿等诸多因素，也一道发生作用，“自是，遂不豫【生病】”｛151｝。
事情怎么看都有些滑稽。这个三十岁的大男人，很适合给自己买一份“儿童意外伤害”保险。
病情的发展，没有记录。唯一涉及具体病症的一笔，是北京献俘礼后第三天，朱厚照在天坛主持天地大祀，举行第一遍献礼时，“上拜，呕血于地”｛152｝。“仆【倒伏】于地，斋宫礼不克终【没能完成】。”｛153｝既然吐血，大约属于肺疾。
此后便在苟延残喘中，挺过了十二月和正德十六年的一月、二月。
三月十四日，“上崩于豹房”。《武宗实录》对全部过程的记述如下：
先一夕【三月十三日晚间】，上大渐【病情加剧】。惟太监陈敬、苏进二人左右。乃谓之曰：“朕疾殆不可为矣。尔等与张锐【东厂提督太监，口碑最坏同时也是朱厚照最信任的宦官之一】，可召司礼监官来，以朕意达皇太后【母后张氏】———天下事重，其与内阁辅臣议处。之前事，皆由朕而误，非汝众人【指众近幸】所能兴也。”尔俄，上崩。敬、进奔告慈寿皇太后，乃移殡于大内。｛154｝
这番临终遗言，看上去可疑，每一句都不大像朱厚照可能说的话———比如说，没心没肺之如他，居然对自己的一生流露出了忏悔之心。尤其是这些话尽出仅有的两个在场太监之口，全然是不可考辨的孤证。玩其语意，无非两点：一是授权张氏与内阁大臣决定一切大事；二是为阉宦之流开脱，而将错误统统揽于自身。这两层意思，受益人是谁，一目了然，令人极疑其为太后张氏与大太监们据各自利益达成某种妥协的结果。
疑点还在于，朱厚照是从十三日晚间病情加重的，死亡时间大约在次日凌晨（这一点记载不详，更见可疑），其间应该尚有二三个时辰，完全来得及召见重臣或通知张氏等到场，但事实却是“敬、进奔告慈寿皇太后”———亦即一直等到朱厚照已死，才由陈敬、苏进两个太监跑去通知张氏。这个明显存在漏洞的情节，背后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有人压下朱厚照病危的情况不报———比如张锐和司礼监首脑，但绝不会是陈、苏这两个级别较低的太监———以便独掌朱厚照最后时刻的秘密。第二种可能：并不是等朱厚照死后，才由陈、苏将消息通报外界；相反，朱厚照死前有人来过，与太监们就若干事宜有所谋议。第三种可能：朱厚照一命亡归之际，身边确实只有陈、苏两人（或者加上张锐、司礼监首脑等其他太监），没有亲人，没有大臣———原因仅仅是，朱厚照早有吩咐，根本不想见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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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43）
有关第三种可能，我们发现两个月前刑科给事中顾济曾上书朱厚照，隐然指责他疏隔骨肉母子之情：
圣体愆【失，丧失】和，中外忧惧。且人情之至亲而可恃者，宜【应该】莫如子母室家。今孤寄于外，两宫隔绝，至情日疎【疏】。陛下所恃以为安者，复何人哉！｛155｝
从这奏章来看，不但朱厚照死时张氏可能不在场，就是他罹病并走向死亡的整个期间，母子都不曾相见。这确实超出人之常情以外，非极深的隔阂不足以解释。在此，我们的思绪不能不又回到故事开始时的“生母之谜”。这件事，虽为历史悬案，但在朱厚照生命之最后时刻，他的作为却仿佛在专门向我们揭示谜底。而逆向推论，正因为如此，从张后这方面说，她必须未雨绸缪，牢牢抓住时机，在朱厚照将死未死之际，控制局势，搞定皇位继承人（朱厚照膝下从无一儿半女），阻止可能的不利情形发生，以保全自己。她不会傻乎乎地呆在慈宁宫，对这个并非亲生的皇帝儿子掉以轻心；她或许的确从未亲自前去探视过朱厚照，但并不意味着她不可以暗中派人随时了解豹房的动静，在第一时间取得情报。事实上，她早已就指定皇位继承人事宜做出布置，并在朱厚照死亡当天即予宣布。她一手炮制了大行皇帝的所谓“遗诏”：
朕疾弥留，储君未建。朕皇考【弘治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年已长成，贤明仁孝，伦序当立。已遵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奉祀宗庙，君临天下。｛156｝
“遗诏”大大地实质性地突出了皇太后的权威，暗示此事乃由她来裁定。同时，发布一道张氏本人名义的皇太后懿旨：
皇帝寝疾弥留，已迎取兴献王长子厚熜来京嗣皇帝位。一应事务俱待嗣君至日（莅抵之后）处分。｛157｝
反应如此迅速，显示择迎新君的工作早已紧锣密鼓地展开。但是“遗诏”和懿旨发布后引发的一个插曲，暴露了这一切带有密谋的性质———吏部尚书王琼听到消息，闯入左顺门，高声抗议道：“此岂小事？而我九卿顾【却，反而】不预闻耶？”｛158｝也就是说，对这件事皇太后一手遮天，主要大臣事先竟然一点风声没听到。
权力之争我们且丢下不去管它，单说那朱厚照作为一个人，想想他这辈子也够惨的，孤零零来，孤零零走，只活了区区三十一年，死时身边没有任何亲人，走就走了，在这世上再未留下什么。人，寻常时候可以借花天酒地、寻欢作乐来麻痹自己，但弥留之际，当突然意识到对这个将要离开的世界，自己竟然无可牵挂和惦念———这样的处境，总是很悲凉的吧？虽然风马牛不相及，我还是想到了《红楼梦》中黛玉死时的情景，一缕孤魂悄然寂灭……不过，似乎黛玉也还比他强一些，黛玉死于孤独，心里却仍然有所惦念，在对宝玉的思念中而死，这样的死，与夜色里在豹房深处断气的朱厚照相比，已算并不空虚了。
既然提到了《红楼梦》，这部伟大的清代小说跟朱厚照还真不是一点关系没有。在阅读有关朱厚照的史料时，我脑海里每每晃动着另一个人影，他就是贾宝玉。
曾有红学家穿凿附会说，宝玉这人物影射了清顺治帝福临。然而，如果同属胡说八道，我宁可说宝玉有朱厚照的影子。对各自的家族来说，他们都是叛逆者；对各自的社会属类来说，他们都是另类。他们对所降生之处以及因此被赋予的终身角色，均感极有乖于本人性情。他们对“祖宗之命”，均拂逆不遵。他们对外界硬塞强加的义务与责任，均敬谢不敏。把贾宝玉放到皇宫，他势必会成为朱厚照；把朱厚照放到大观园，他也势必会成为贾宝玉。他们在精神深处的某一点，完全相通，只不过身份、时间、地点不同，一个是皇帝，一个是公子哥儿；一个存在于明代，一个诞生于清代；一个是现实人物，一个是虚构人物———仅此而已。
对朱厚照，当把他放到政治、历史的概念之下，我们不会有任何的恭维以及同情。可是，如果只是把他看做千万普普通通的人中的一个，我们则宜更多注意其性格的悲剧。
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44）
作为皇帝，他无疑是一个相当糟糕的皇帝，但严格地讲，他并不属于大凶大暴、为害极大的皇帝。不是说朱厚照不可恨，但跟历史上很多后一类皇帝比，他还没有干过对民族对国家对历史太坏的事。他做的坏事，如建豹房、搞女人、在大内操兵演武、信用奸人、游猎巡幸、御驾亲征……其危害和影响尚非全局性的，性质也不是十分恶劣，不像那些大暴君，毁灭文明、穷兵黩武、虐民残民，犯下从根本上反文明、反历史的罪行。
自嬴政首创“皇帝”以来，两千年历史上出现过数以百计的皇帝。这些皇帝，有的有作为，有的贪暴，有的平庸，有的亡国……总之，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让人们记住。但朱厚照的方式最奇特，他一辈子都在设法逃离皇帝这个角色。从做太子开始，他好像就没有兴趣，假设让他在太子和街头恶少中选择，他没准会选择后者。以他的性情，其实生来就不适于呆在皇宫里，而适于在社会上甚至是下层社会厮混，偷摸抢拿，广结三教九流之辈，过一种毫无规矩的生活———可偏偏一不留神，他降生在帝王之家，命中注定将来要做什么皇帝，这对于他，是一生悲剧的开端。弘治一死，皇帝位子传给他，角色心理冲突益发激烈。我们细看他在位十六年的情形，几乎没有认真履行过皇帝的职责，无论是把国家搞好还是搞糟。“八党事变”之后，他等于取得一个“自由身”，从乾清宫搬出去实际上象征着推卸皇帝职责，尽由刘瑾等辈胡来，刘瑾倒台后，朝政则完全由内阁代理。他的原则是：只要你们不来干涉我，让我为所欲为，其他就随便了。他躲到豹房忙自己的，尽兴玩乐，“皇帝”两字于他纯粹只是一个名义。后来，连这名义也不想要了，执意替自己改名、授职授勋，从皇帝自“贬”为大将军、国公、总兵官，臣子以君相待，他还不允许。
历史上有那么多皇帝，还有无数想当皇帝而当不成的人；而坐在皇帝位子上感到不耐烦，千方百计想逃开的，好像也就是他朱厚照。
他确实不该当皇帝———这不是指才具，当皇帝不需要什么才具，多少笨蛋白痴照样当皇帝———而是指喜欢不喜欢，上瘾不上瘾。朱厚照对当皇帝，瘾头明显不大，广义地说，他对玩政治兴趣不高。如若不然，他完全可以在尽兴玩乐的同时，把权力控制得更牢。实际上他却撒手不管，让别人享受大权。之所以整个明代，除朱棣之外，藩王叛乱的事情只发生在正德年间，而且连续发生两次（正德五年安化王朱寘鐇和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都与朱厚照疏于权力控制大有关系。对权力如此，对皇帝的义务更是避之唯恐不及了。
某些时候，我们觉得朱厚照是一个活宝，一个笑柄，他做的许多事情都出乎情理之外，乃至有弱智之嫌。但换个角度看，我们又会感到他是个勇敢的反叛者，是所有皇帝中的另类———谁曾像他这样把皇帝身份不当回事，蔑视它，甚而拼命作践它？的的确确，朱厚照的行径往往超出了一个“荒淫皇帝”的性质，转而似乎是有意在嘲弄“皇帝”这个概念，把它喜剧化，消解它的神圣性，毫不顾惜，甚至还隐然有一种快感在内。我们说他“没心没肺”，基本体现在他对皇帝身份的态度上。面对乾清宫被大火化为灰烬，他幸灾乐祸的言谈，昭示了一种敌意或仇恨，好像得到报复的满足感。这种敌意或仇恨，其来由可能有身世上的（后面再论），但更主要的应该起源于个性冲突。当然，不要把他拔高，他丝毫也谈不上对帝王制度具有觉醒意义的反对，这种矛盾完全基于个人性情的不适应。简单地说，他本来应该做一个无拘无束的野小子，现实却把他绑在厚重的龙床上———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对矛盾。只不过，很少或者说从来没有人被绑在龙床上还想离开，他却一直在挣扎。在这一点上，他是独一份儿，可见他是“野”到骨子里去了。
所谓贾宝玉的“反礼教”，其实也是这个程度。不要把贾宝玉上升到“五四”新青年的高度，他不是在对礼教的愚昧落后的文化实质有所认识的意义上反抗它的，而只是出于自身性情与之不相谐适。换言之，他也和朱厚照一样，对自己身份、角色不认同，在不认同之后还进而不肯屈从。不过，一般人可能感到以朱厚照比贾宝玉，有“损”后者形象，毕竟贾宝玉的形象没有那么多负面内容。诚然如此，然而这只是处境不同；其实从贾宝玉的处境论，他的一些举动，如厌弃经书、读“淫词艳曲”、搞同性恋，其“道德污点”的严重性，已不亚于朱厚照。朱厚照无非是坐在皇帝位子上，客观条件使他可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上放荡不羁，假设把贾宝玉也改为同样处境，他的“出格”表现自然就远远不是在大观园中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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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45）
朱厚照与贾宝玉的真正区别，在别的层面。这个层面一点即破：贾宝玉其人，没有流氓性；朱厚照的性情却有着极重的流氓性。
流氓性，在此主要指低劣的、沉沦下僚的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