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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看这些，明代士风之坏，似乎是不可收拾的。
其实，明代士风本不是这样子。我们虽不能简单以“好”“坏”来形容，却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跟过去历朝比，明代士风算最端正的。由于儒家思想权威在明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明代士大夫的精神是历来最正统的，士大夫之间，砥砺名节是普遍的风气，对于刚直不阿、勇于任事、杀身成仁这类品格的追求，相当热诚。加上开国时期朱元璋用极严酷的手法整饬吏治，明代士大夫很长一段时间里鲜见贪黩之徒。永乐篡位，大杀忠正之士，对于士风虽然有所斫伤，不过根基尚未动摇。所以，我们才得以看见从方孝孺到于谦，以至于正德年间刘健、嘉靖初年杨廷和这样一代一代绵延不绝的刚毅清正的士大夫代表人物，他们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身后都站着一大群禀持同样精神与原则的同事与同志。而相反的，逢迎拍马或明哲保身的情形，非常少有，偶有这种败类，也举朝侧目，使其无地自容。例如成化年间的大学士万安。武宗皇帝那样荒淫，但身边的追随者，那些济恶之人，要么是内竖武夫，要么是伶人番僧，没有一个文臣肯与之为伍。到严嵩之前，明代士大夫中间也不曾出过一位利用职权大肆贪污受贿的大臣，倒不乏韩文那样去职之时行囊空空的例子（韩文丢官返乡途中，刘瑾令侦卒暗相刺探，希能发现不利于韩文的证据拿回问罪，但韩“止乘一骡宿野店而归”，刘终无所得）。其实，即便到士风几乎烂透了的天启年间，明代士风的深厚传统也仍有极耀眼的表现，在杨涟、左光斗身上，以及魏大中、周顺昌、高攀龙、李应升等许多人身上，硁硁自守、刚劲肃如、忠义自命的风范，较诸方孝孺未尝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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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22）
所以，我对明代士风有三个基本的看法：第一，跟历朝相比，它不仅不算差，总的来说还属于更端正一些的；第二，从它自身来看，的确有变化，从比较端正变得比较丑陋；第三，这种变化由累积而成，但嘉靖朝无疑是一个转折点———由嘉靖朝起，士风转向堕落（虽然仍不乏忠介之士），复经万历、天启两朝，而至不可收拾，明朝亦随之败亡。
为何说嘉靖年间是转折点？通览一下明朝历代政坛和士林风气，会明显地看到，正自此时起，正气下降厉害，邪气上升严重，形形色色的“小人”开始层出不穷。以往政局之坏，除去皇帝本人的因素，十之###都坏在宦官、外戚、特务、近幸这样一些人手里，嘉靖朝则很不一样。以“阉祸”为例，宪宗以来直到明季，几乎代代都有为恶甚巨的大宦官出现，独嘉靖朝是个例外。嘉靖年间政局基本上由文官政府掌控。这一时期虽也诞生了自己的反面明星，但他却非汪直、刘瑾、魏忠贤一流，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正途出身的士大夫———严嵩。知识分子严嵩能超越一帮“传统坏蛋”脱颖而出，是有象征意义的，意味着士大夫或者说儒家官僚这个集团，已经开始质变。
然而，主要责任不该由士大夫阶层承担，尤其不该由个人承担（我是指严嵩）。在专制体制下，“一”即为最大数，民众虽广，却兆亿而不能抵其一。这个“一”，就是独坐于权力最顶端的皇帝陛下。如果在民主政体内，他这个“一”至多只是个“一”，与千千万万个“一”相平等；但在专制政体下，却完全颠倒过来，千千万万个“一”加起来，也休想和他这个“一”相等。人民如此，官员其实也一样，再高的官儿，在皇帝面前，还不是一颗被随意吹来吹去的尘埃，除非专制统治衰象已现。只要它还稳固，就永远遵循这条法则：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嘉靖与宦官的关系，不像明朝大多数皇帝那样迩密，事出有因。
首先，与他的出身有关。明代的正式皇帝中，他是仅有的两个以外藩而践祚的人（另一个是以武力篡权的成祖朱棣）。跟通常长于东宫的袭位者不同，嘉靖在紫禁城就像半路出家的和尚，无根无柢，没有打小陪伴长大、可寄心腹、离不开少不了的太监。这是他得以未蹈倚用宦官旧辙的直接原因。
其次，他也用不着。不要忘记，嘉靖的个人权威，是通过与士大夫集团十余年的拉锯战，树立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专攻士大夫的命门，瓦解其精神优势，颠覆其文化领导地位，从而取得彻底胜利。当他从思想上击溃士大夫阶层之后，后者在他面前已完全缴械投降。因此，驾驭士大夫正是嘉靖最大的成功之处，他可以很好地控制这些家伙，根本没必要去依靠另外一些人，利用别的力量来抵消和抗衡士大夫阶层的力量。
他所须做的，只是使自己的驾驭技巧更加纯熟老道，使游戏的玩法更加游刃有余。
他借“大礼议”，向士大夫明确发出信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几位支持他的干将，张璁、桂萼、方献夫，都飞黄腾达，三人均位列九卿（尚书），均入阁参与机务。而反对派，辞职的辞职，罢免的罢免。这还不算完，嘉靖七年六月，嘉靖以胜利者姿态发布敕旨，实际相当于一份“奸党榜”，里面开列了主要的反对者名单，数其罪过，并宣布最终处罚。对于“首恶”杨廷和，指责他“怀贪天之功制胁君父。定策国老以自居，门生天子而视朕”。约而言之，就是把自己凌驾于皇帝之上。嘉靖恶狠狠道，杨廷和之罪，“法当戮市”，但他决定宽大处理，将其革职为民，从统治者阶级中驱逐出去。其他几位大角色毛澄、蒋冕、毛纪等，革职，但保留他们使用原官职冠带的待遇（即所谓“冠带闲住”。毛澄已死，不在此列）。｛48｝
这对鼓励谀顺的确起到非常好的示范作用，且马上生效。张璁等人的发迹史，对儒家官僚体系的许多边缘人物，构成重要启示：只要揣摩好皇上的心腹之事，满足他的心理，就可以找到升迁捷径。一时之间，此辈竞起邀功。翻阅史料，会很有趣地发现，迎合嘉靖、积极建言的人，几乎咸系下级官员、地方小吏、退休赋闲人员或曾受过处分的丢官者，如听选监生、致仕训导、革退儒士、府学教谕等。《万历野获编》为使他们的事迹不被埋没，特地在“嘉靖初议大礼”这一条中“略记于后”。被提到的有：历城县堰头巡检方濬、致仕训导陈云章、革退儒士张少连、教谕王价、原任给事中陈洸、锦衣卫革职百户随全、光禄寺革职录事钱予、致仕县丞欧阳钦、光禄寺厨役王福、锦衣卫千户陈升、湖广璧山县听选官黄维臣、广平府教授张时亨等。把这份名单从头看到尾，眼前很难不浮现一幅“小人物狂欢图”（里面甚至有个厨子也赶来凑热闹）。
嘉靖：万岁，陛下（23）
上述诸人，有不少在进言之后官复原职，甚至得到提拔。嘉靖的做法，不唯给希意干进之人打开方便之门，更主要的是，等于明白无误地对全体儒生阶层表示，在“君子”与“小人”之间，选择后者会比较有好处。
后来，这努力终于收获了一个最极端的“先进典型”，此人名叫丰坊。说起此人，他一家跟“大礼议”有着极不寻常的渊源。当年左顺门请愿事件中，他的父亲、翰林学士丰熙是骨干分子，“率修撰杨慎等诸词臣，于嘉靖二年，痛哭阙下，撼门长跪，力辩考兴献之非”｛49｝，随后遭受廷杖，“濒死”，捡了条命，下狱，流放。到嘉靖十六年，圣旨特赦当年因抗议而被流放的诸臣，“独丰煕、杨慎等不宥”，同年丰熙死在流放之地。丰煕是这样一个精忠之士，丰坊自己在左顺门事件中，曾随父伏门跪哭，也受了廷杖，事后丢官。衡以士大夫的正统道德，他们父子本属一门两代忠义，实乃莫大光荣。但这个丰坊，居然在嘉靖十七年上书，“请加尊皇考献皇帝称宗”。“称宗”，只有实际统治过国家、有自己年号的皇帝才可以，如果兴献皇帝称宗，别的不说，单单大明王朝的历史如何叙述就会造成无法解决的难题。因此这件事，丰坊拍马屁倒在其次，而是这马屁拍得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哭笑不得，就连严嵩那样一个惯来俯首帖耳的老滑头，也感到荒诞不经，小心地奏告嘉靖：“称宗则未安。”但嘉靖却不管安不安，“上必欲行【丰】坊言”，而且把同样持反对意见的户部侍郎唐胄关到监狱里去，严嵩见势不妙，赶紧改口，奉命，“进献皇为宗”。消息传出，丰坊的行径让所有人震惊不已。他刚刚死了父亲，“距其父殁时，尚未小祥也”；小祥，是三年丁忧期的一个阶段，时间为死者丧后的十三个月。依礼，丁忧之期，即便在职官员，也要去职守孝而不问政治，丰坊却公然献章邀宠，而且所谈是这样一种严重背叛乃父生死以执的政治立场和人格精神的内容，简直等于在亡父脸上狠狠扇了一耳光。为此，沈德符送给他八个字：“不忠不孝，勇于为恶。”真是诛心之论。
丰坊以最极端的方式，将朱厚熜对士林风气的摧折凸现出来。
封建帝王喜欢臣下顺从，不喜欢他们违拗，乃是常情。不过，由于封建社会官方意识形态儒家伦理对君臣关系的独特约定，合格的君主应该容纳正直的臣子，而臣子也应该以正直的品格来对君主尽忠，所以虽然皇帝骨子里都反感“直臣”，但较“好”的皇帝会装出喜欢的样子，不善伪装者会对“直臣”施以解职、谪贬、夺俸、体罚、治罪直至杀头的惩处，这样的事情很普遍，然而却有一道底线，即：皇帝无论怎样打击“直臣”，他也不可以去鼓励臣子谀上，手中晃动糖果，把他们引上这条路。嘉靖之前，明朝再不堪的皇帝，包括武宗在内，都不曾逾此底线。武宗与大臣之间的冲突，较嘉靖有过之无不及，但他的应对，除了斥退、罚俸、打屁股，就是敬而远之，采取“不合作主义”，自己躲得远远的，并未试图将大臣统统变成应声虫。
嘉靖的恶劣，不在于廷杖打死若干人，不在于将反对派发配戍边，不在于张贴“奸党榜”，而在于公然表彰阿附。谁站到我这边来，我就赏以官爵，就让他越过一切的常规和考核复职晋职。这种奖励卑微人格的做法，将百余年来明代士林基本保持住的端正风气大为削弱。基本上，杨廷和走后，嘉靖年间的内阁就不再有正人君子，杨一清、张璁、桂萼、方献夫、夏言、徐阶，包括严嵩在内，这些人本质上都不算坏人，有的还是能力颇强的政治家，但他们都认清了一条，对皇上必须逢迎，绝不可以再抱着先师孔孟的教诲不放，在认为对的事情上坚持己见。嘉靖的确达到了他的目的，无论发生什么，身边再没有大臣敢于作梗，最终他总是能够如愿以偿。然而，士大夫的灵魂越来越猥琐，心计越来越伪巧，处世越来越油滑。机会主义盛行，厚黑之术发达。这些，他是不在乎的。鼓励阿附，分化瓦解了士大夫。虽然心术不正之人历来就有，但从前在统一的道德准则的强大压力下，那种人是见不得天日的，现在倒好，阿附有功，投机有理，终于“勇于为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
嘉靖：万岁，陛下（24）
另一种摧折士大夫的办法，是让他们歌功颂德。
专制政治，必辅以个人崇拜。这是现代人的经验。质诸中国帝权时代，反倒未必。古代的帝王们，虽无一例外都享受着臣下的歌颂赞美，然而那是仪式化的，是一种“概念崇拜”———被崇拜的是君权这概念本身，极少有针对皇帝个人的。作为个人崇拜，历史上几乎看不到，纵然很雄伟的君主也都没有去发动针对他本人的歌功颂德，无论嬴政、刘邦、刘彻、曹操、李世民、赵匡胤或者朱元璋。基本上，帝权时代君主固然至高无上，但个人崇拜并不流行。这一点，很多人存在误会。
但嘉靖年间，却出现了古代少有的个人崇拜高潮。当时的观察家这样评价：“古今献诗文颂圣者，史不胜纪，然惟世宗朝最为繁多。”｛50｝为什么？因为朱厚熜本人的大力提倡和推动。“世宗朝，凡呈祥瑞者，必命侍直撰元诸臣及礼卿为贺表，如白龟、白鹿之类。往往以此称旨，蒙异眷，取卿相。”｛51｝祥瑞，是所谓吉利之物，被人穿凿为并且嘉靖自己也认为是上苍对于国泰民安、形势大好的表彰，是世逢有道明君的佐证。
因此，各种祥瑞纷至沓来，累盈御前。仅嘉靖三十七年，据礼部上报，仅仅各地献来的灵芝即达一千八百零四株。更有为投其所好，而不惜制假者。陕西有名唤王金的庠生，从太监手里重金盗买宫中各地所献灵芝一百八十一株，粘成所谓“芝山”献上，得到赏赐；不久，王故伎复施，又将一只乌龟背甲分涂五色（古以五色象征东西南北中，至今北京中山公园社稷坛仍存“五色土”），诡称天生“五色龟”，这次效果更佳，嘉靖非但不疑，还下谕礼部称之为“上玄之赐”｛52｝，告太庙，命百官表贺，并超授王金以太医院御医之职。
只要有人进呈祥瑞，嘉靖必命大臣撰写文章，大肆宣扬。越是这样，进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