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怎么看，“阉党”都不是一个政治派别，而像地地道道的犯罪集团。唯一特别之处，一般犯罪集团见不得人、东躲西藏、总是担心被抓获，“阉党”却堂而皇之、大摇大摆地干坏事，甚至整个国家机器都为他们服务———因为有朱由校先生的特许。但尽管连皇帝都表示支持，他们仍然不像一个政治集团，仍然像犯罪集团。这就是历史和社会法则非常可爱的一面：罪犯终归是罪犯，黑社会终归是阴沟里的产物，哪怕全部合法的机构和权力都归他们掌握，也不能由黑洗白。
例如，由魏氏引入内阁的顾秉谦、魏广微，不要说政治家意识，连“做官”的意识都没有，自动把自己摆到魏忠贤家奴的位置，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秉谦票拟【起草诏令】，事事徇忠贤指。”｛95｝职为首辅，实则没做过一日宰相，杨涟送给他一个称号“门生宰相”，这实在还算客气，其实他从来只是魏忠贤的哈巴狗而已。魏广微处理一切政务，都会事先打份小报告，请示魏忠贤，“签其函曰‘内阁家报’”｛96｝，毫不掩饰家奴面目，对他大家也有绰号相赠—— “外魏公”，意思是“在外面的魏公公”，不过是魏忠贤的一个影子，根本不把他单独看做一个人。
在这个集团，只有主子和仆从两种人。里面有个叫崔呈秀的人，当时是御史，品质极坏，他因为贪污案子事发，都御史高攀龙、吏部尚书赵南星处理他，他就跑到魏忠贤那里，摇尾乞怜，魏忠贤答应保护他，他则索性自认为魏的干儿子。时下坊间流行一语：“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无耻的”，用在崔呈秀身上最恰切———崔呈秀以前，谄附者固然不少，但还没人能够发明以儿子自居的拍马屁手法。因同姓之故，魏广微原先对魏忠贤一直自称“宗弟”，后来赶紧降格，自贬“宗侄”｛97｝。这种无耻，竟然成为一种攀比，一种竞争。崔呈秀叫魏阉一声爸爸，或已自觉厚颜之极，无人能出其右了，没想到“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后来更有一大堆人把他的“想象力”加以发挥，围着魏忠贤喊“爷爷”———这就是“阉党”十孩儿、四十孙的由来。
不要以为这很丢人。“阉党”内部无人感觉这是耻辱，事实上，能够名列儿孙辈，已属莫大荣耀。到得后期，各地如云的谄附之徒，欲认干爹、干爷爷而不能，连这点“名分”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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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23）
倘若这些人不曾接受过什么教育，也还罢了。但他们大多饱读诗书（一小部分武人除外），对圣贤之言可谓滚瓜烂熟，由此可见，社会风气一旦败坏起来，教育得再好也顶屁用。我前面曾说，历代士风从不见像明代这么正派的，现在我该说，到魏氏弄国之际，历代士风也从不见这么卑下的。知识分子应为一国一民的最优质文化资产的传承人和守护者，他们往往是历史和现实的脊梁，也应该是脊梁，然而某些时代，他们非但一点不起这种作用，反倒最无是非和廉耻。后来大狱兴起之时，是各地普通民众勇敢地站出来声援和抗议。杨涟被押解途中，数万人夹道挥泪相送；左光斗被捕时情形亦复如此，百姓闻风而至，“拥马首号哭，声震原野”，连“缇骑”都被感动得落泪。
而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们在做什么呢？在更加起劲、更加下贱地向魏忠贤献媚。天启六年，浙江巡抚潘汝桢，率先在西湖为魏忠贤建生祠，马上诸方效尤，几遍天下。开封建祠毁民居二千余间；延绥巡抚朱童蒙建生祠，采用皇家王族才可使用的琉璃瓦；苏州所建生祠，造像全部用沉香木，腹中肠肺以金玉珠宝为之；苏蓟总督阎鸣泰，一个人就为魏忠贤建祠七所，耗资数十万……其时，辽东战事方紧，开支愈来愈大，军费短缺，致军心不稳。然而保家卫国无钱，建生祠钱花得如流水；各地建生祠，“一祠之费，奚啻数万金哉！”｛98｝
退一万步讲，就算魏忠贤飞扬跋扈，士子莫能与之抗，随波逐流在所难免；然而，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自己的祖师爷都出卖了吧？结果，当真跳出来这么一位小丑，此人名叫陆万龄，是个监生（国立大学在校学生），他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建议———以魏忠贤配孔子，以魏忠贤父配启圣公（孔子之父叔梁纥），加以祭祀。他如此介绍理由：“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即《三朝要典》，魏忠贤及其党徒给东林党定案的文献，运用阉党观点对“万历以来若干历史问题”进行总结】；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国立大学西边】，与先圣并尊。”｛99｝他把这道奏疏递交司业（副校长或教务长）林釬，林釬一阅，不禁掩面遮颜，羞惭难当———他万万想象不到，堂堂国子监竟教出了这样的学生———将陆疏一通涂抹，即夕挂冠而去。林釬为有这样的学生羞愧，他的继任朱之俊却不抱同感，毫不耽搁，立即代奏，当然也立即获得批准。
诚然，阉祸凶猛是明代的特色，但在以往，外廷与内廷的顽强对抗（所谓“宫府之争”）也是明代一大特色。权阉搞定皇帝、得到其全力支持，往往不费吹灰之力，却很难摆脱士大夫的围追堵截、死缠烂打。刘瑾最得势之时，士大夫里有那么几个卖身投靠的，但这个阶层整体上未尝驯服，相反，坚忍不拔的他们最终还是将刘瑾击倒。把皇帝和士大夫双双搞定的，唯有这个魏忠贤。实际上，魏忠贤现象的出现，意义已远远超出了阉祸这个层面，而标志着一个社会的基本伦理结构完全失效与崩溃。
因此，不要只把眼睛死死盯在魏忠贤身上；应该把视线投向他身后，投向那里站着的一大群被称做“阉党”的人。这些人，受过最正统的教育，肩负守卫社会准则的责任，然而，他们彻底背叛了所受的教育，彻底抛弃了应负的责任。
这才是魏忠贤事件的真相。一个社会的真正堕落，从来不是以产生奸佞为标志，而是以奸佞在何种程度上遭到抵制为标志。只要人们不曾停止抗拒，恶势力的一时得逞就不足为虑，社会伦理的底线就仍然没有被突破。
坏人坏事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上是非观普遍荡然无存。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御史倪文焕，在崇祯即位后，因附逆丢官归乡，朋友去看望他，见他大有悔意，就忍不住问：杨涟和左光斗因得罪权珰而罹祸，这样的正派人，当初你怎么会纠劾他们呢？倪文焕这样回答：
一时有一时之君子，一时有一时之小人。我居言路【御史职责，“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100｝故称言路。】时，举朝皆骂杨、左诸人，我自纠小人耳。如今看起，元【原】来是两个君子。｛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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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24）
虽属狡辩，但他的逻辑却很值得注意。正如我强调的：基本的是非观已经瓦解———因此，“一时有一时之君子，一时有一时之小人”、“如今看起，元来是两个君子”，这么混账透顶、恬不知耻的话，才讲得出口。“举朝皆骂杨、左”，我便心安理得地跟着骂，且自认为是“纠小人”。尤其，这番话不是说在魏阉当政时，是说在那段历史已被明确否定了的崇祯年间，益发说明当时士大夫心中已无是非可言，否则，不会以为这样的话还能起替自己辩解的作用，不可能一边“若悔前非”，一边又如此谈论对自己错误的认识。
错，都不知道错在哪里。这叫无可救药。
一句“举朝皆骂杨、左”，令人寒意彻骨。说实话，跟这一句相比，魏忠贤干的那些坏事，算不了什么。不错，他滥施酷刑、残杀忠良，伙同客氏虐害后妃，以及任意伪造圣旨、广置鹰犬、大建生祠等等罪状，都骇人听闻、史所罕见，但自我看来，仍抵不过“举朝皆骂杨、左”这么一句话。没有这句话，魏忠贤再猖狂、再不可一世，也极渺小；有了这句话，突然之间，我就觉得他很强大，“须仰视才见”。
这心情，就如我想起“文化大革命”。而今，“文化大革命”似乎只是四个丑角担纲出演的一出闹剧、喜剧，然而，只要亲眼目睹过天安门广场上那上百万人壮观而可怕的红色海洋，就必不会以为“文化大革命”能是区区几个“政治流氓、文痞”（郭沫若语）所折腾起来的。
将反动人物喜剧化，让曾经的魔头突然变成人人得而嘲讽的对象，的确是摆脱和走出历史梦魇的好方法。但同时我们得提醒自己，这些迅速沦为“历史的跳梁小丑”的人物，每个人身上都包含着最为沉重、严肃和不容回避的话题。倘若我们是勇敢的，应该承认几乎所有历史上著名的丑类，都得到了社会的哺育甚至拥戴。这些丑类登上历史舞台，实际上只是执行着一个任务：将本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社会已糜烂至此，蛆虫方才有狂欢的机会；人类历史每一出大闹剧，皆缘自理性在一个社会或时代的沦亡。
所幸，历史终将由名叫“理性”的作者来书写；于是，丑类们最后也纷纷回归于丑类。我们的魏公公也不例外。
他的垮台，可谓纯属偶然。假使天启皇帝朱由校不会年纪轻轻地死掉，我们丝毫看不见魏忠贤有任何垮台的迹象。虽然朱由校死了，但假使魏忠贤不犯糊涂、关键时刻由于“小人物”根性而掉链子，他也不会垮台———至少不会在天启七年十一月垮台。熹宗崩，以当时的情势论，他很有成算阻止朱由检继位为君；就算他自己不去当皇帝，立个傀儡总不难，这是唐朝前辈们玩滥的把戏，有一堆的成功经验。而且客魏并非无此打算。抄家时，在客氏府中发现怀孕宫妆女子八名，“盖将效吕不韦所为”｛102｝，把有娠之女塞进宫去，安排机会让她们被宠幸，将来生子以冒充朱由校骨血。此事载正史，如属实，说明客魏不仅有培植傀儡的计划，且已进入实施阶段，只因朱由校过早逝世而被打断。《明史》还记载，朱由校死的当天，众目睽睽之下魏忠贤不顾一切，疯了似的派人急召崔呈秀：
内使十余人传呼崔尚书【崔呈秀时任兵部尚书】甚急，廷臣相顾愕眙。呈秀入见忠贤，密谋久之，语秘不得闻。或言忠贤欲篡位，呈秀以时未可，止之也。｛103｝
《玉镜新谭》引《丙丁纪略》云其细节：
忽有数内臣，招呼兵部尚书崔家来。百官相顾错愕，齐声云：“所言公【要谈的乃是公事】，当与众公言之【应该大家一起公开商议】，天下事岂呈秀一人所可擅与耶？”于是，呈秀不敢应命，而忠贤失意【没了主意】，无所措手足。｛104｝
在如此紧要的生死关头，他居然没有主张，跟崔呈秀匆匆商量几句，就选择了实不难预见到的束手就擒的结局。这再次证明，魏忠贤作为坏蛋，也是个窝囊、没本事的坏蛋。遇事不能识，或识而不能断。他所以爬上权力巅峰，并不是由于他是摆弄权力的高手，而主要是靠客氏这个女人，特别是天启年间本身已经朽烂得不可收拾的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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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他还有一个打算：如果不再被宠信，就带着积攒起来的财富，度过“不失为富家翁”｛105｝的晚年。后来，贬谪凤阳时，他果然成车成车地装载着细软前往，真的打算到那里“享受生活”。这好像不是一般的傻。
他就这样傻呵呵地等着。两个月后，新君崇祯皇帝朱由检开始收拾他。
接到弹劾魏忠贤的奏疏后，朱由检把他找来，让人一字一句念给他听，观察他的反应。其实朱由检对于啃得了啃不了这根硬骨头，心里也没底，他这么做，是试探。而魏忠贤实在草包，连试探这样的考验都经受不住。他去找自己昔日的嫖友兼赌友徐应元“走后门”。徐从朱由检做信王的时候起，一直在身边当差。他的见识一点不比魏忠贤高，居然答应帮魏忠贤的忙。这事传到朱由检耳中，一下子让他吃了定心丸。就像《黔之驴》里的那只老虎，突然识破那叫声骇人、黑不溜秋的怪物，并非三头六臂，“技止此耳”。
于是，崇祯皇帝十一月一日下旨，勒令魏忠贤去凤阳祖陵司香，也就是守陵。
跟魏氏的罪行相比，这个处分不重，但肯定不是最终处分。这一着，当属“调虎离山”之意，先把魏忠贤赶出京城，孤悬在外，失去盘根错节的依托———今天对各地大贪官的处理，也需要“异地双规”，否则案子办不下去；朱由检想出的点子，与此类似。
魏忠贤听话、乖顺得出奇，老老实实上了路。
果然，一离开京城，朱由检就没了顾忌。魏忠贤虽然受到贬谪，但走的时候还是“自由身”，仆从财产一大堆。行至河北阜城县，传来消息，皇上借口流放队伍“自带凶刃，环拥随护，势若叛然”，已派锦衣卫赶来，“前去扭解，押赴该处【凤阳】交割明白”。｛106｝
此时的魏忠贤，就真的被打回原形了：还是“魏傻子”，还是奴才。只能如羔羊一般，任人宰割。得知消息，他做出了天启驾崩三个月以来唯一正确的决定：自杀。他知道自己必有一死，甚至不会等到抵达凤阳。应该说，这一次，他对自己的前景绝没有误读。
天启七年十一月六日深夜，或者十一月七日凌晨，魏忠贤在阜城县一间客店投缳自尽。死亡确切时间不明，因为人们是后来不见动静，推门入内，才发现他已经死去。屋内一共两具尸体；另一具，属于他所宠爱的一个漂亮小太监，名叫李朝钦。
有自杀的勇气，却无放手一搏的胆量，让人无法理解。在此之前，魏忠贤有造反的机会，也很有这样的条件。他不是为了表示清白与忠诚，能反而不反；他明明有企图，甚至计划。没有干，归根结底，只因骨子里就是一个“小人物”，怯懦、不自信，无从超越。他一度成为“大人物”，乃至庞然大物，非因自己能干，是朱由校、客氏到整体坏掉的士大夫阶层一起“帮衬”的结果。
提起魏忠贤，许多人记着他如何作威作福，如何荼毒天下，如何强势的一面。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