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发生在袁崇焕身上。
崇祯即位不久，接受暂摄兵部事的吕纯如建议，让袁崇焕复出，支撑辽东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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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45）
崇祯元年七月十四日，袁崇焕赴任陛见，崇祯询以平辽方略：“建部【建部，即建州女真，明廷以建州泛指后金诸部】跳梁，十载于兹，封疆沦陷，辽民涂炭。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
话说得很清楚，“具实奏来”。
崇祯是个认真的人，要求臣下讲真话，不喜欢弄虚作假。
袁崇焕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这么答复崇祯：
所有方略，已具疏中。臣今受皇上特达之知，愿假以便宜，计五年而建州可平、全辽可复矣。
因前已特地强调“具实奏来”，崇祯便认定这是袁崇焕周详考量之后拟出的计划，十分高兴。
他的确很细心，很认真，把袁崇焕的承诺重复了一遍，也说出自己的许诺：“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亦受其福。”
中间稍事休息，给事中许誉卿借这机会，赶紧找到袁崇焕，请教他“五年方略”究竟怎么回事。袁的回答让他大吃一惊：“聊慰圣心耳。”许当即指出：“当今皇上非常精明，岂可浪对？将来按期责功，你怎么办？”
甫闻此语，袁崇焕“怃然自失”。
过了一会儿，召对继续。袁崇焕马上设法补救。一面替自己留下后路，暗示建州问题积聚四十年，由来已久，“此局原不易结”；一面提出一系列条件，要求“事事应手”，凡钱粮、武器装备的供应，人事任用乃至不能以朝中意见纷然而干扰平辽方略等，都请崇祯给予有力支持。
袁崇焕陈述之时，“上起立”，一动不动地站着，“伫听者久之”———可想见多么专注、认真。最后留下这么一句：“条对方略井井，不必谦逊，朕自有主持。”包含的意思也是非常明白：你平复辽东的方案我都听清楚了，我的态度也很清楚———全力支持。
袁崇焕后来被杀，是大冤案，不必置疑。不过，赴任陛见时，他在一定程度上对崇祯虚与委蛇，也是事实。
除所谓“五年平辽”的方略属于想当然、“聊慰圣心”的漂亮话，更不应该的是，袁崇焕内心其实早就认明“辽不可复”。以当时朝廷和军队的朽烂，击败清人平定辽东，根本是天方夜谭。辽东问题最好的局面，不过是以军事手段为辅，以“羁縻之策”为主，“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维持一种均衡，把事情拖下去。
袁崇焕请求王象乾出任宣大总督，作为他的西翼，抵挡蒙古察哈尔部，即因王象乾在上述基本策略上与自己观点完全一致。
崇祯召见时，王象乾所谈主张即八个字：“从容笼络，抚亦可成。”到任后，采取的行动也“专任插酋【对蒙古察哈尔部的蔑称，“插”与“察”音同】抚赏事宜”。当时察哈尔部落看准了明廷这种心理，乐得利用，大占便宜。其与中国贸易，各以马匹、纺织品交换。察哈尔人将马分为三等。他们把母马系在山上，饥饿的马驹能够一跃而上者，为第一等，留下自用；登到半途倒地者，第二等，杀而食之；根本跑不动几步的，为第三等，卖与中国。而王象乾明知如此，照样做亏本买卖，目的是收买、安抚。但没有用。“未几，插酋内犯入大同，杀戮极惨，抚终不可成，而浪掷金钱数十万。”｛179｝
其实换了谁主持辽东、宣大事务，也都只能照袁崇焕、王象乾的法子办理。京城朝中诸公可以高谈阔论，发表激越的爱国演说，真正面对现实，却除了委曲求全、含辱忍让，不能再做别的。国家羸弱如此，腐败如此，何谈外却强敌？此时明朝的情形，跟19世纪末清朝的情形很相似，袁崇焕、王象乾的处境，跟奕*9、李鸿章的处境也很相似。
袁崇焕可算个一极端例子。他在召对时说点假话，吹点牛皮，既非成心想骗崇祯，亦非借此替自己捞点什么，是只能这样与万岁爷周旋。归根结底，这不有损于他为国尽忠的实干家本色。
但话也要分两面说。连袁崇焕这样的人，也不得不对皇上玩虚的，嘴上一套、实际一套，崇祯的境遇可想而知。设若他一而再，再而三发现，朝中其实没有一个人肯于或认为值得跟他讲真话，个个袍服底下都藏着掖着，他，还能够信任他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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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46）
崇祯时期政界还有一大问题：逆案虽定，党祸后遗症却相当严重。一批官员失势了，另一批得势；得势的抱成团，为其所排挤者则愤愤不平。宗派主义成为朝中主旋律。跟天启朝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不同，崇祯年间的门户之争，有时并不见得有何大是大非，只为争权夺利，而逐日攻讦。
崇祯元年十一月的“枚卜之争”，即是为抢夺内阁阁员位子发生的激战。几位主角，钱谦益与温体仁、周延儒，在士林中声望有好有差，但这件事本身却纯粹是权力斗争，并不关乎正邪，钱谦益入阁，不代表正义战胜邪恶，温、周得位，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左右朝政把它引往黑暗。双方只为了权位归属，争讼于御前。这令崇祯感到，大臣心中只有门户和宗派利益，为此舌敝唇焦，心思全不放在国家大政的得失上。他对此不胜烦恼。抱着这种心理，在钱、温双方对质时，崇祯内心先是情绪化地对人多势众的钱谦益一方更为反感，最后支持了温体仁、周延儒。
温、周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明史·奸臣传》共列八大奸臣，此二人即在其中。不过，钱谦益就很正派吗？《三垣笔记》载一事，说清兵南下，钱谦益北上迎降，留在家中的柳隐（柳如是）与一私夫乱，被钱谦益之子送至官府，杖死；为此钱谦益恨透了儿子，从此睽目，对人说：“当此之时，士大夫尚不能坚节义，况一妇人乎？”闻者莫不掩口。这个故事肯定是编的，因为柳如是死在钱谦益之后，而且根本不是被官府打死，是上吊自尽。但有人在钱谦益身上编这个故事，却无疑是表示士林对他的鄙夷。柳如是被官府打死无其事，偷没偷人也未必是真的，但钱谦益迎降总是确凿的，而且卑下不止一端，甲申之变后，弘光小朝廷在南京筹建，他马上赶了去，拍马士英、阮大铖马屁，还赞助替“三案”翻案。明末党争，本有正邪之辨，但到最后，恐怕已根本蜕变为拉帮结派，令国家徒陷于内耗。温周之得逞，实在是钻了明末政坛宗派主义太过严重的空子，将崇祯对士风的不满和绝望加以利用的结果。崇祯支持温周不对，但他对党争的不满有没有道理呢？大有道理。党争作为导致明朝亡国的原因之一，没有疑问，中立的李清，就以切身感受论道：“信哉，明党之能亡人国也。”｛180｝
试想，贪贿之风遍及整个官吏阶层，素日工作中又“不肯实心用事”、惯于敷衍塞责，国运多舛时群臣却把一大半心思用在争詈排陷上……这样的局面，怎么不令崇祯沮丧？
关于崇祯“有君无臣”看法的形成过程，文秉作出如下分析：
逆珰余孽【魏党】，但知力护残局，不复顾国家大计；即废籍诸公【被罢黜的东林党政治家】，亦阅历久而情面深，无复有赞皇魏公其人者【像唐太宗身边魏徵那样的人】。且长山【大学士刘鸿训，长山人】以改敕获戾，而上疑大臣不足倚矣。未几，乌程【温体仁，乌程人】以枚卜告讦，而上疑群臣不足信矣。次年，罪督以私款偾事【袁崇焕下狱事】，而上疑边臣不足任矣。举外廷皆不可恃，势不得不仍归于内【宦官】。……虽圣主日见其忧勤，而群上【大官们】日流于党比。痼疾已成，不复可药矣。｛181｝
阉党余孽，唯图自保，千方百计阻挠拨乱反正；而早先积极进取的东林党人，如今变得世故滑头；宰相级大官居然私改圣旨，崇祯从此觉得重臣不可信；“枚卜之争”令崇祯从此觉得群臣都不可信；袁崇焕一案令崇祯从此觉得边臣也不可信。最后整个外廷都失去了崇祯信任，只得重新依靠宦官。这边厢，皇帝日甚一日地操忧勤苦；那边厢，朝廷中的头面人物也日甚一日地醉心于宗派斗争。
就这样，崇祯一步一步走向那个著名的结论：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李自成攻入北京前一天，情甚危，崇祯紧急召见百官，彼此相视无语，束手无策。“上书御案，有‘文臣个个可杀’语，密示近侍，随即抹去。”｛182｝这一刻，崇祯对群臣的仇恨达致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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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47）
上面，文秉已谈到崇祯对群臣失望的标志，是重新依靠宦官。
这苗头在他下旨撤回各镇守太监后不久，即已显露。崇祯元年五月，他重新委派内官提督京城及皇城各门。崇祯二年十月“乙巳之变”即皇太极率十万满蒙骑兵突入关内、逼临北京之际，他又将太监安插到军营中充当特务，从事监视，或稽查人员编制、军饷情况。到崇祯四年，派遣太监的范围，波及政府部门，朱由检最关心也最不放心的是钱的问题，于是他挑选了两个与此有关的部门———管钱的户部和用钱最多的工部———让司礼监张彝宪总理二部。有关臣工深受羞辱，工部右侍郎高宏图上疏抗议，有“内臣张彝宪奉总理二部之命，俨临其上，不亦辱朝廷而亵国体乎？臣今日之为侍郎，贰【副之，居于其下之意】尚书，非贰内臣”之语。崇祯答以“军兴，兵饷紧急，张彝宪应到部验核”的理由。高宏图继续抗议，连上七疏，最后愤而引疾求去，崇祯也很恼怒，报以开除公职。｛183｝
崇祯回到依靠太监的老路上去，是他一生遭受诟病最多的问题。后来，打开城门放李自成军进城的，正是太监曹化淳。很多人就此对朱由检感觉到一种自食其果的快感。其实，谁放李自成进来，是次要的。若非曹化淳，别人就肯定不会开这个门吗？或者，只有太监会投降，文臣武将就必无此辈吗？关节显然不在这里。那个门，曹化淳不开，也总会有别的人来开。李自成攻下北京，岂是靠着一个太监替他将门打开？
崇祯的错误或者无奈在于，他感到满朝上下无人可用，于是重新信任太监。说信任，恐怕不是真信任。一来既然他一开始自己主动撤回各镇守太监，说明他对太监干预军政的危害，是有认识的；二来以崇祯的性格，恐怕很难信任任何人，所谓信任，不过是相形之下，何种人他更便于控制而已。在与朝臣的关系中日渐身心俱疲之后，他感到用太监比较简单直接、比较容易掌握，他想办实事，也有太多急事要处置，不能多费口舌与周折，虚耗不止———如此而已。他对群臣说过这样一段不满的话，很代表他的心思：
总是借一个题目，堆砌做作，落于史册，只图好看，一味信口诬捏，不顾事理，但凡参过内臣就是护身符了，随他溺职误事，都不诛处，这是怎么说？｛184｝
这些话，是戳着士大夫痛处的；同时，非深受其害者，说不出来。
至此，我们从方方面面考量了崇祯的“有君无臣论”，感觉此论之出尚非一味自怜，怨天尤人，将过错诿于他人。官场的腐败、士风的椓丧、人心的涣散，总之，如崇祯“溺职误事”一语概括的那样，明代官僚政治机器已经处在严重的运转不灵的朽坏状态。
我们替他的辩白，或给予他的同情，到此为止。关于明朝亡国的认识，必须还以历史的公道。
首先，我仍坚持明代士大夫是历来中国比较出色的一个儒家官僚集团（以这种集团自身的职业标准来看），正是他们的杰出工作，才令愚暗加无赖型帝王罕见地层出不穷的明王朝，得以苟延残喘近三百年之久，否则它早该崩解。反观那些禀赋顽劣、樗栎之质的皇帝，休说造福国家人民，但凡他们不过分地作孽，即属难得。实际上，他们前仆后继、彼此竞争地比着谁更拥有祸害士民的才干。“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我们看得很清楚，百余年来，甚至更早，朱家登上龙床的每个人，都在自掘坟墓、驱离人心。现在，不过是到了它应当领受这种合理结局的时候。崇祯只说他不是亡国之君，单单不提前头理该亡国之君恰有多少！据此，说他对朱明统治的罪孽既无认识，更无任何诚恳的醒悟与忏悔，恐怕毫不为过。一旦挖出这个思想根源，虽然他自评并非亡国之君，而国仍在自己手里亡了，照我看也并不冤枉。
其次，除了思想认识说明他并非真正的杰出人物，见地、觉悟与道德都不足以挽狂澜于既倒之外，他在性格方面也存在太多瑕疵。这些性格的缺陷，置他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境地，并随时随地抵消着他的努力，使他注定不能超越命运，成为它的战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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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48）
他肯上进，不甘堕落，困苦中仍不放弃而冀有所作为，这些品质是确凿的，在朱棣的那些几乎清一色污泥浊水般的子孙中间，殊为难得。然而，这仅是在其家族内比较而言；一旦出此范围，衡以更高标准，朱由检只能归于平庸之辈。
他几乎每一个好的方面，都同时伴随着致命的局限性。比如说：有鲜明强烈的意志，却缺乏把这样的意志成功贯彻的能力；有高昂的热情，却因为不能冷静缜密地思考而使这种热情流于急躁与浮躁；自尊自持，却又分不清楚自尊自持同刚愎自用的区别；有是非有主见，却缺乏对现实实际的体察和理解；渴望效率、喜欢雷厉风行，却往往忽视事情的曲折和复杂性；明快直切，不懂得很多时候不能相逼太急，要给人空间和余地；很有原则性，却不解当执则执、不当执则不执，不会妥协、不善合作、不知转圜；严于律己，却不能宽以待人；敢爱敢憎，却没有识人之明……他这种人，能在承平之世做一个还算正派的皇帝，做不得危乱之时的英杰之主———才具不够。
固然他可以声辩，原供皇权驱策的官僚机器，这时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