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人迹罕至、野兽成群的深山老林，指挥部队击溃四川军阀杨森所部6个旅的堵截，于6月初，占领了天全、芦山、宝兴，为后续部队扫清了道路，迅速赶到夹金山脚下。
夹金山位于四川宝兴西北地区，是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雪山。
高耸入云，气候寒冷，山顶积雪终年不化。
红军指战员一路转战来到四川，每人只有一套单衣，粮草不济，空气稀薄，真可谓“饥寒交迫”。
叶剑英找大家商量，布置部队准备些生姜、大蒜、大葱、辣椒，以备上山时咀嚼压寒。
他规定翻雪山时，一要缓行，二要少说话，三要坚持站立，不能坐下来休息。
叶剑英拄着拐棍，口里含着姜片，与警卫员范希贤一起向山上攀登。
雪山上的气候，变幻莫测，刚才还是阳光灿烂，一忽儿就下起了鹅毛大雪。
暴风夹着雪花袭来，痛似刀割。
大家用手捂着脸，踉踉跄跄，艰难地行进。
稍不小心，掉进雪崖下，就永远也爬不起来了。
叶剑英和战士一样穿着单薄的军装，冻得浑身直打哆嗦，但他仍然左扶右挽，同战士们一起前进。
好不容易爬到山顶，远远看见有几个人坐在那里，走近一看，都已冻僵牺牲了。
他和同志们默默地摘下军帽，含着热泪，同这些战友告别。
爬过雪山，部队断粮，只好靠野菜充饥。
有时野菜也吃不上，只好吃草根、树皮。
为了走出困境，叶剑英率三军团教导营与藏民联系买粮。
但沿途藏民多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都藏匿起来，不肯卖粮给红军。
他###队要爱护少数民族兄弟，遵守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并且规定了一些具体的政策和措施。
他带头执行政策，遵守纪律，要大家宁肯饿着肚子，也不准随意侵扰藏族同胞。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三篇（7）
有的藏民受反动宣传的影响，拿起大刀长矛对付红军。
叶剑英告诫部队，绝对不准还击。
由于部队较好地执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许多藏民很受感动，积极动员躲在山上的群众陆续回家，纷纷把余粮卖给部队，甚至乐于为红军带路。
五、过草地，勇当开路先锋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经过艰苦的长征，于1935年6月中旬，在川西北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两军十万人举行会师庆祝大会，大家欢欣鼓舞，兴高采烈。
更可喜的是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已走向新的高潮，华北已成为抗日斗争前线，中华儿女奋起抗战。
中共中央根据这一有利形势，提出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
但是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向党中央闹独立，主张红军向边远地区实行总退却，向川、康地区退却或南下。
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在红军前进方向和战略方针上分歧日益明显。
为了求得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中共中央于6月26日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确定新的战略方针：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会上经过讨论，张国焘勉强同意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
中革军委根据这次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和作战部署，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但是，张国焘回到理县后，立即变了卦，他致电中央，仍坚持南下，并在部队中散布不信任中央的言论。
其追随者向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名单，竟然提出要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给予“独断决行”的大权。
中共中央拒绝了张国焘等人的无理要求，但为了照顾红军的团结，于6月29日任命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7月18日决定把原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让给张国焘。
张国焘勉强同意四方面军向松潘的毛儿盖前进。
在这期间，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与张国焘的态度相反，积极主张做好两军的团结工作。
他看到一方面军兵力消耗大，老干部保存多，就从大局出发，建议从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
张国焘也点名要叶剑英等一批领导干部和参谋人员去四方面军。
7月下旬，党中央在黑水芦花召开政治局会议（即芦花会议），决定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并应四方面军领导要求，派叶剑英、李卓然等到四方面军工作，任命叶剑英为参谋长。
叶剑英告别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带领红军总司令部机关的十余名作战参谋和机要干部，从黑水出发，去毛儿盖红军前敌总指挥报到。
从黑水到毛儿盖，中间要翻越海拔4500米的大鼓山，这是长征中最后一座雪山。
那时虽是7月炎夏，山下骄阳似火，但一到山上就寒气逼人。
抬眼望去，雪山顶峰银光耀眼，一片白茫茫的世界。
叶剑英重任在肩，一路走一路想着，根据临走时毛泽东、周恩来的嘱咐，告诫战友们到四方面军那里，一定要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坚持北上抗日，要虚心学习四方面军同志的长处，主动搞好团结。
叶剑英一行经过艰苦行军，翻过雪山，来到毛儿盖。
这是诺尔盖大草原最大的一个村寨。
他在一户藏族同胞家里住下后，立即根据总指挥徐向前的意见，着手加强前指司令部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同时，准备攻打松潘。
然而，由于张国焘的阻挠破坏，红军在这一地区停滞不前，失去了占领松潘、东出四川的战机，而敌军在这一个多月内，却完成了对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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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三篇（8）
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党中央被迫放弃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决定出敌不意，穿过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向甘南的夏河流域前进。
为此，红军总部决定把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左路军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下，从卓克基出发，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从毛儿盖过草地，向班佑推进。
根据总部这一新的决定，叶剑英参谋长紧张地进行过草地的准备工作，从思想动员到行军序列，从干粮的筹备到寻找向导，事无巨细，他一项一项地组织落实。
从毛儿盖地区北上，必须经过一望无际、渺无人烟的茫茫大草原。
为了查明与找到过草地的捷径，以减少损失，缩短路程，首先要找到可靠的向导。
到哪里去找呢？叶剑英找了几个，都不合适。
后来特地到三十军，请程世才军长帮忙，才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位姓李的向导。
叶剑英亲自向老李作调查，然后，迅速从三十军回到前敌总指挥部汇报情况，并提出愿率一部分兵力先行开路，自告奋勇当“开路先锋”。
毛泽东听取叶剑英汇报后，马上召###议，进一步研究右路军北上的具体路线，最后肯定了右路军经草地到班佑，然后走拉卜愣的行军路线，并决定由叶剑英率两个团先行开路。
8月18日，叶剑英带着向导老李，率领三十军二###团、二六五团向草地进发，为右路军开路。
程世才、李先念率领的三十军主力跟随前进。
茫茫草地，荒无人烟，不但自然条件恶劣，还有敌兵不断袭扰。
面临着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叶剑英和战士们走在烂草淤积的沼泽地，踏着一窝一窝的草蔸前进，偶尔失足，踩进淤泥中，就会陷下去越陷越深，以至没顶。
这是多么险恶的境况啊！叶剑英负伤未愈，抱病带领部队行军，指挥作战，还要给部队讲授打骑兵的要领，要付出比战士更多的艰辛。
但他咬定牙关，坚持走下去。
部队在草地走了几天几夜，带的干粮都吃完了。
他就同大家一起啃树皮，吃野菜。
有人吃了中毒，浑身浮肿，躺在草地上永远起不来了，部队减员越来越多。
经过日夜艰苦行军，部队好不容易来到了大草地北端的班佑。
班佑，这个被大家想象成为“草原的天堂”，其实不过是二三十户游牧藏民的集居地。
在这个小寨里并没有像样的房屋，有的只是用树棍拱起屋架、外面涂以牦牛粪的“牛屎房子”。
叶剑英在班佑，与程世才一起指挥部队打退了敌骑兵的袭击，并抓紧在班佑小住的时间，继续找当地藏民调查去甘南的行军路线。
待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陈昌浩等陆续到达班佑后，他向毛泽东等报告了先遣部队一路行军战斗情况和下一步部队行动的意见。
他建议说，按照原计划去拉卜愣，还要走4天的草地，一路上会遇到许多敌人骑兵，不好对付；如果从班佑这里向东北转弯，越过巴西，占领包座，很快就可以到达甘南了。
毛泽东翻看地图，又征求周恩来等人的意见，点头说，剑英的意见很好，我们就决定从这里转弯。
此后，右路军即从班佑改道，向巴西、包座、俄界前进。
叶剑英成功地完成了过草地开路先锋的任务。
六、千钧一发，“吕端大事不糊涂”
前敌总指挥部于8月末经班佑、下巴西，胜利进驻古城潘州。
中共中央和军委直属单位随后亦进驻潘州及其附近的上、下巴西和牙弄、阿西茸一带。
红三军亦同时进抵上述地区，红一军则已向俄界进军。
当时蒋介石的主力尚在四川。
8月底，红军发起包座战斗，给妄图堵截红军的敌军以沉重的打击。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三篇（9）
位于松潘、漳腊地区的胡宗南部因其四十九师被歼，不敢再孤军北上。
甘南兵力十分空虚。
如果已占领阿坝地区的左路军能按原计划迅速北上，一定能够顺利进行夏洮战役，占领甘南，打开一个大好的局面。
但是，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之后，就按兵不动，拒不执行中央要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
相反，他坚持要左右两路军全力出洮河以西，企图越黄河深入到青海、新疆等边远地区的主张。
中央三令五申，一再催促他率部出墨洼（今麦洼）、班佑，同巴西地区的右路军会合。
张国焘迫不得已，才勉强同意部队向东挪动，但又借口“噶曲河水涨大，上下三十里均无涉点”，停止东进，拒绝向右路军靠拢。
9月3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呈中央，提出改变北上方针，主张南下，要求“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进”，“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强令已经东进至墨洼附近的左路军先头部队第五军返回阿坝。
当时，徐向前、陈昌浩的前敌总指挥部驻在巴西潘州的一个喇嘛庙里，离党中央驻地不远。
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等领导同志，几次三番到前指开会，进行劝说。
但陈昌浩无动于衷，一切按张国焘的电示行事。
张国焘不仅不率左路军北上，反而电令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军长詹才芳：“令军委纵队蔡树藩将所率人员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
9月8日夜，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人和徐向前、陈昌浩等七人联名致电张国焘，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
电报还详尽分析了各种不利因素，希望左路军“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
张国焘接到毛泽东七人联名给他的电报后，不但不听劝告，反而恼羞成怒，公然违抗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命令右路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洞察了张国焘的阴谋，觉得事态严重，飞跑到中央驻地，面见毛泽东报告说：“此地有危险，不能留，请主席立即到三军团去。”
毛泽东默默注视叶剑英良久，点了点头，嘱咐他赶回去，提高警惕，并设法脱险。
叶剑英立即迅速返回前敌指挥部。
毛泽东送走叶剑英以后，立即同张闻天、博古赶到驻在巴西的三军团部，同在那里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同志一起，召开紧急会议，为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坚持北上方针，党中央果断地决定迅速离开巴西，脱离险境，率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
叶剑英在中央面临极大险境的紧迫时刻，为党为人民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伟绩。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曾多次赞扬叶剑英此举立了一大功。
1937年3月，毛泽东在有张国焘等人在场的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张国焘一到毛儿盖就反了，他就在这里大开其督军会议，用枪杆子来审查党中央路线。”
……接着，在谈到左路军和右路军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叶剑英同志便将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
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也多次谈到这件事。
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当着大家的面送给叶剑英一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1967年夏天，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曾与杨成武谈起此事，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三篇（10）
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
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