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脱险后，谈笑自如，若无其事。
五、战火一触即发，急回保安复命
1936年10月下旬，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胜利结束了历时两年的长征。
在蒋介石眼里，红军长征后剩下“残兵败将”，力量有限，此时“剿共”是大好时机。
他调集重兵，准备一举荡平陕北根据地。
10月22日，蒋介石亲率一大批军政要员飞到西安，分别召见张、杨谈话，宣布他大举“剿共”计划，部署东北军、十七路军立即做好一切准备，进攻陕北。
24日，蒋介石邀张学良等人一起登华山，再次召见张、杨，叫嚣在三个月之内把陕北红军全部消灭掉。
张、杨不同意蒋继续“剿共”，慷慨陈词，遭到蒋介石严厉“训斥”。
27日，蒋介石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向东北军、十七路军校以上军官“训话”，继续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积极剿共”的陈词滥调，引起张学良、杨虎城和进步军官的强烈不满。
许多人在会场上嗤之以鼻，报之以嘘声和跺脚，弄得蒋狼狈不堪，甚为光火。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四篇（7）
蒋介石于29日以“避寿”为名返回洛阳。
这一天，他召###议，制定加紧进攻红军的军事部署。
张学良乘为蒋介石祝五十大寿之机，特用自己的飞机把阎锡山从太原接来，一起前往洛阳，同在那里为蒋祝寿的傅作义、徐永昌等，伺机劝蒋停止内战、联合抗日。
蒋固执己见，拒不接受，并对张学良大发雷霆，当众辱骂张不尽责“剿匪”，使张十分难堪。
在蒋介石和张学良矛盾冲突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叶剑英在西安处境更加困难。
好在张学良及时透露消息，他将了解到的这些情报，连续电告中央：“张、阎、傅、徐到达洛阳不得任何机会提出意见，满腔抗日热忱，无处说也。”
西北局势日益恶化。
蒋介石为在西北大举“剿共”作准备，又从洛阳到太原、济南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
他筹划调集嫡系精锐部队260个团约三十余万大军，以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由军政部次长陈诚驻前方“督剿”，准备亲自坐镇西安，继江西第五次“围剿”之后对中央红军发动第六次“围剿”。
同时，在私下秘密拟订对付张、杨的处置方案，如果他们违抗“进剿”陕北苏区的命令，就将东北军、十七路军调离陕甘。
叶剑英将获悉的蒋介石的行动和军事部署，及时报告中央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于12月1日致书蒋介石，揭露其内战阴谋，敦促他立即停止内战，“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但蒋介石不予理睬，一意孤行。
他委派蒋鼎文、卫立煌等担当西北军事、政治上的重任，削弱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兵权。
同时频繁调动30万大军集结于平汉线和陇海线上，要随时杀奔陕西，并且做好了调东北军去福建的准备。
张学良迫不得已，于12月3日，乘飞机去洛阳谏蒋，说部下群情愤激，已无法控制，请蒋亲自去安抚。
蒋认为大军部署已定，命张先回，允诺次日亲赴西安。
这一天，张学良回到西安后，情绪抑郁，坐立不安。
半夜，让孙铭九请叶剑英到公馆来，紧急会晤，商量对策。
12月4日，蒋介石带着大批随从，杀气腾腾地来到西安。
他在临潼华清池附近的“剿共”临时行辕里，召见张学良、杨虎城，摊出最后一张牌，要么服从“剿共”命令，东北军、十七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作战；要么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去“剿共”。
张、杨均不同意，再次苦谏，又遭训斥，这就逼使张、杨最后走上兵谏逼蒋抗日的道路。
叶剑英见蒋介石到来后的西安形势日益紧张，即按中央指示，悄然离开西安。
临行前，张学良借给红军10万块银元，要他带走。
叶剑英说：“少帅，你真是‘雪中送炭’啊！”当他到达保安城外的二十里铺时，远道来接的中央财政部长林伯渠早已守候在那里，笑眯眯地迎上前来。
叶剑英见到他风趣地说：“林老啊，你不是来接我的，你是来接这许多光洋的！”六、重返西安，力促“事变”和平解决
叶剑英到达延安后，立即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即召集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商谈。
会议尚未开完，即接到张学良发来的急电，“请叶先生即来西安，共商大计。”
于是毛泽东决定让叶剑英马上返回西安。
这时，西安事变已经发生。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最后跪地“哭谏”失败的情况下，迫不得已在临潼华清池扣留蒋介石，实行“兵谏”。
张、杨通电全国，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八项政治主张，并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杨分别担任正副主任委员。
事变当天，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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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四篇（8）
中共中央经过紧急磋商，毛泽东、周恩来等即复电张学良，表示全力支持，拟派周恩来等到张处协商大计。
随后，中共中央以红军高级将领名义给南京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两次发出通电，表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和主张。
西安事变震惊了国内外。
全国人民和世界进步势力一片叫好声，国民党南京政府一片混乱。
亲日派头子何应钦急于取代蒋介石的地位，极度惊慌，大兴“###”之师，于16日下令发兵进攻陕西，同时准备派飞机轰炸西安，欲置蒋介石于死地。
日本帝国主义极力支持何应钦###张、杨的举动，扩大中国内战，以便乘机独占中国。
而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亲英美派坚决反对何应钦动武，极力主张用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且得到他们的后台老板英美两国大力支持。
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到达西安，立即与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会晤，紧张地展开了各方面的工作。
应张学良的请求，经中央批准，叶剑英出任抗日联军临时西安军事委员会的参谋长，参加西北联军参谋团，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一起制订了抵抗亲日派“讨逆军”的作战计划和军事部署。
叶剑英协助周恩来日夜奔忙。
他会见各方面人士，同他们进行座谈，听取意见。
他还采取出席报告会、个别出访等形式，进行统战工作，并将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意见及时向周恩来和中央请示报告。
12月22日，南京方面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
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和张、杨一起，经过两天的谈判，同宋子文、宋美龄最后达成改组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驱逐亲日派、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一切###、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条件。
蒋介石也当面表示同意谈判协定的六项条件。
12月25日张学良亲自陪蒋乘飞机经洛阳飞回南京。
张学良刚一出门，孙铭九就向周恩来和叶剑英报告，周、叶马上坐汽车到机场，飞机已升空了。
蒋介石回到洛阳就翻脸不认人，到南京后又背信弃义地推翻自己的诺言，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话》，软禁了张学良。
叶剑英很挽惜地说：“张学良想当梁山英雄，他不晓得蒋介石的立场顽固得很！”他后来一直关心张的处境，珍藏着他亲笔题写的“汉卿送蒋回南京前留影”的照片。
建国后，他多次托人给张学良传话，欢迎他回来看看。
张学良也很珍惜与叶剑英的患难之交。
他在美国见到吕正操，还表示很怀念老朋友“叶参座”。
七、“收拾残局”，维护共同抗战局面
蒋介石不仅扣押了张学良，还派了37万大军进逼西安。
大军压境，形势危急，内战一触即发。
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
他们同杨虎城、王以哲等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协商，确定由杨虎城领衔，于1937年1月5日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通电，强烈抗议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将军的行径，揭露蒋介石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
同时制订了联合作战方案。
东北军在东部正面防线部署重兵，十七路军集结于渭北各县，红军主力一部开进关中，集结于咸阳、洛川一带，以配合东北军、西北军作战，造成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战则能胜、和则有利的局面。
叶剑英在联军参谋团会议上，分析敌我友态势说，对在军事上集中主要兵力，到东部正面防线，对付由潼关方向西进之敌，摆成一个鳝鱼篓子形，让敌人能进不能出，进来就把他吃掉！在此期间，叶剑英尽力协助周恩来奔走于东北军、西北军和国民党留守西安人员之间，艰苦工作，维护团结，稳定局势。
他们看望在事变中负伤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和原陕西省主席邵力子，表示慰问，希望钱、邵两人以大局为重，说服留守西安的国民党大员，坚持团结，抗战救国，帮助解除困境，劝他们派人到南京、奉化与蒋介石会谈，搞好各种关系。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四篇（9）
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在战与和的问题上存在的严重分歧，一直未能得到解决，自张学良被软禁后且有加重之势。
杨虎城头脑敏锐，韬略在胸。
但此时他要统一指挥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外有重兵压境，内有和战之争，处境日益困难。
叶剑英劝他派人到南京、奉化与蒋介石会谈。
搞好各种关系，处理各种棘手问题。
当时东北军中坚持同中央军交战的“少壮”派（主战派）竟扬言：“向叶参谋长来个兵谏！”他们找到周恩来、叶剑英，长跪不起，大哭大闹，强烈要求红军出兵帮助他们向中央军开战，救回张学良。
周恩来、叶剑英反复劝说他们要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为上，不能“战祸起于萧墙之内”，被敌人利用，但他们听不进去，一直吵闹不休。
为了平息事端，叶剑英陪同周恩来继续奔走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主战派、主和派各方，耐心说服仍无结果。
叶剑英出席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以上军官军事会议发表讲话，劝说大家应该团结起来，加强“三位一体”，巩固统一战线，争取张将军早日返回，共同抗日，收复失地，使我们祖国能够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强大的国家。
杨虎城也在会上讲了话。
会后两派勉强达成协议：在张学良未回以前，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
到会的40余名军官在决议上签了字。
接着在王以哲家里又召开三方最高军事会议，经过周恩来、叶剑英再三说服，最后作出宜和不宜战、促进和谈成功的决定，并决定派代表赴潼关与中央军代表在和谈文件上签字。
然而东北军少数“少壮派”仍然坚持主战。
2月2日上午，竟然闯入王以哲家中将其枪杀。
“二二”事件严重地破坏了东北军的内部团结，东北军广大官兵对王以哲遇害极为愤慨，追查杀手。
西安城内顿时谣言四起，充满恐怖气氛。
为了制止事态扩大，周恩来亲自到王以哲家吊唁，帮助处理善后。
叶剑英立即派刘澜波到渭南，向驻防前线的东北军将领传达“事件”的经过，宣传中共中央反对“二二”事件的态度，继续维护“三位一体”，坚持贯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同时，派刘鼎护送几个肇事者到三原云阳红军驻地，再转往平津，避免了东北军内部互相残杀。
处在斗争漩涡里的叶剑英协助周恩来、秦邦宪日夜奔忙，异常紧张和危险，稍有不慎就会使西安事变的成果毁于一旦。
经过他们一段奋力工作和各方斡旋，终于平息了“二二”风波，不久同南京方面达成了免于战争的协议，巩固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成果。
八、留守七贤庄，完成历史重任
1937年2月9日，南京政府委派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到达西安，国共双方正式开始举行谈判。
经过一个月的谈判，双方在许多问题上的意见大体趋于一致，并达成了“三八协议”。
周恩来随即返回延安，等候与蒋介石直接谈判。
叶剑英仍留守西安红军联络处（后改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与国民党方面继续保持联系，调整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的关系，巩固“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良好局面。
1937年4月15日，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急匆匆飞到西安，找叶剑英磋商蒋经国将从苏联回国问题。
蒋经国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赴苏留学，“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在苏联曾发表声明与蒋介石脱离关系。
1937年3月初，张冲建议中共通过在苏联的蒋经国来做蒋介石的工作，周恩来当即将这一情况电告中央，并建议中央同共产国际商量。
经中共多方工作，苏联政府决定送蒋经国回国，并预定4月17日抵达上海。
张冲此行即是为这事特来同叶商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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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四篇（10）
叶剑英当天致电中央请示：“张冲早晨到西安，说蒋经国于本月17日到上海。
张意要我们派人于18日乘飞机到沪与经国谈话，指示他活动方针及今后与党联系。
张因不见我方消息，特来西安一次，在16日飞沪见经国，问周何日来西安。”
毛泽东、周恩来接电后即复电示叶剑英，可同张冲去沪见蒋经国，希望示意他以民主思想影响其父，增强其“对统一战线和共产党的信心”。
同时指出，“一切工作要适应环境去推动蒋，不要操之过急。”
随后，中央又去电改派李克农同张冲到上海。
叶剑英按照中央的部署积极进行这一工作。
此间，他还接待一些国民党及其他各界来访人员，向中央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