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人数少，并且没有一点战斗力”的后晋。
944年春节，耶律德光率领五万契丹兵向中原进军，杨光远立即在青州称帝。石重贵派出晋军主力北渡黄河，与契丹军在河北相对峙。
耶律德光先派出一支奇兵，想从黄河下游过河，与杨光远相会合，横扫整个河南，结果被晋军料到，惨败而归。
耶律德光没有办法，看着手下五万士兵，又不好意思撤退，那就与晋军主力决战吧。但当他远远地望见阵容严整的晋朝士兵时，咬着牙对左右说：“杨光远这小子一句真话都没有，他说晋兵大半都已经饿死了，难道在我面前出现的是鬼啊！”
但都到了这一步，作为契丹人，耶律德光不可能不打，一声令下，双方便冲进了对方阵营，一场大战开始了。打了一天，双方都没有占到便宜。后晋军倒没有什么，因为他们在本土作战，所谓守卫的一方，得到便宜最好，得不到也没有关系，最要紧的是不要让对方讨到便宜去。可耶律德光就不行了，他千里迢迢地赶来，就是为占便宜来的，如今，他见占不到便宜，就在夜里撤退了。主帅李守贞也不追赶，他把矛头指向了杨秃子。
杨光远闭城固守，过去了大半年，城里粮食吃完，居民一半以上被饿死了。可耶律德光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毫无动静。
杨秃子的精神压力非常之大，有一天正在召开守城会议时，他突然跑出去，向着北方扑通一声跪下，鼻涕眼泪一齐下来，连连磕头，还喊：“皇上啊皇上，您耽误了光远哪！”
活该！
谁让你说谎！
他的儿子杨承勋见老父亲光着脑袋、废了一只胳臂，又是如此情状，就劝他道：“我们还是投降吧，您的皇帝梦该醒了。”
杨秃子摇头：“我以前用纸钱祭天池，纸钱往水里一扔就沉下去了，人家说我会做皇帝。既然能做皇帝，我干吗投降？！”
杨承勋见老父亲有些走火入魔了，为了让父亲彻底清醒过来，他先杀掉了父亲身边的亲信，然后又把杨光远软禁起来，向石重贵上表投降。在投降表里，他请求皇上能赦免父亲的罪过。
石重贵是个心软之人，本就打算像赦免范延光那样赦杨光远不死的，但群臣全部反对。石重贵没有办法，就命令主帅李守贞拿主意。李守贞派人去见杨光远，跟他说：“如今我们要回京城了，但没有办法去见了。”
杨光远摸了摸光头，说：“你要干什么？”
来人说：“想要大王您的头一用！”
杨光远怒了，大骂：“我有什么罪？你去问问姓石的，当年是我在晋安寨率军投降，让他们石家做上了皇帝。”遂大哭，“我还想因此挣个富贵，没想到他们这么忘恩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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秃头杨光远的皇帝梦（3）
来人哪里听得那么多废话，挥刀就把他脑袋取了下来。李守贞想了想，对手下人说：“以后就说他是病死的。”
这话许多人都信，因为杨光远这样的人能患上秃头症，肯定也能患上致命的绝症。
据说，后来耶律德光入据中原后，以杨承勋有劫持父亲之罪，把他剁成了肉酱，并封杨光远的另一个儿子做平卢节度使，以示子继父职。
这样看来，耶律德光也并没有辜负杨光远。是杨光远自己做皇帝心切，谎报军情，说后晋破败，危在旦夕，结果让耶律德光白跑了一趟。
杨光远太心急了，又太相信自己是“真命天子”的迷信了。做什么事都不能太心急，可五代时期的人都心急，就像杨光远的头发一样，还没有变白，就急着掉落，这只能成为别人的笑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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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之祸（1）
905年三月，唐朝掌管国家礼仪大典的太常卿之位空出，朱温向当时的宰相裴枢建议，让自己的客将张廷范出任太常卿。裴宰相很温和并很直接地拒绝了朱温，理由是：按照惯例，太常卿该由清流人士来充当，而张廷范是“胥吏”，很不巧，正好与“清流”相对。
朱温真是哭笑不得，他一直以为裴枢是个识大体、顾大局的人，想不到也是个形式主义者。难道这位宰相大人没有看清楚此时的形势，还一味地抱着士大夫病态似的“清流”主张不放？
该年五月，出现星变。朝中另一位非清流宰相柳璨——此人不是不想入清流，是清流人士认为他出身贫贱不要他——跟朱温讲，朝中这些士大夫对您辅佐天子的行为很不满，常妄自议论，如今天有异象，据星象专家解释，这预示着君王大臣将有大难，应该是以刑杀来应对天象。
朱温不是傻子，他当然明白柳璨说这些话的意图。一个饱受仁义道德教育多年的文人居然一开口就是杀戮，比他这个武夫阴损狠毒之心也好不到哪里去。朱温很明白，柳璨要他杀人，并不是出于对他未来的考虑，而是出于自己的私心。
他当时还很犹豫，但当他的亲信——一个被清流人士蔑视的知识分子——张策跳出来跟他讲应该让这些清流朝臣滚蛋时，他有点心动了。第一，张策是他的亲信自然会为他着想；第二，张策的理由很符合他的想法。张策说，不要小看这些文弱的知识分子，他们制造舆论的能力还是很高的。
接着就是谋士李振，这位在科举考试路上走得一点都不顺畅的在野知识分子最痛恨的就是清流人士。在李振看来，他之所以考不上，就是因为这些人垄断了科举名额。他跟朱温讲，朝廷之所以纲纪紊乱，都是这些家伙的“功劳”。他们常自诩清流，大王以后要想成大事，非除掉他们不可。
李振的意思是说，这些人是非分明，恨这个就必须爱那个，重这个就必须轻那个。他们肯定站在一边，即使站错了，他们也维护这一边的利益。如今，这些人都站在唐天子这一边，所以，必须要杀掉他们。
朱温被说动了。同时，他又想起了裴枢拒绝自己建议太常卿人选的那件事，心中的火被点燃。几天后，他命令昭宗帝下了两道旨，第一道是封张廷范为太常卿；第二道是贬三个宰相裴枢、独孤损、崔远为刺史。
这三人都是清流人士，他们的被贬，自然引起了其他清流人士的愤怒。朱温对付这种愤怒的办法很简单：继续贬斥。于是，吏部尚书陆扆、工部尚书王傅在同一天被贬。紧接着，太子太保致仕赵崇、兵部侍郎王赞被逐出朝廷。在这些人之后，朝廷中但凡有所谓清流之士头衔的人都被朱温以昭宗帝的名义逐出朝廷去做地方官。到了该年六月份，被贬斥的朝廷重臣已有三十多位。
朱温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几天后，以昭宗帝名义下旨，聚集了裴枢等被贬高级官员三十多人于白马驿（今河南滑县），并在一夜之间将其全部杀掉。杀掉的借口是：皇帝的意思。
一直考不中的李振又站了出来，跟朱温讲，这些人一直以“清流”自居，我们把他们的尸体扔进黄河，永为浊流。
朱温大笑，然后就同意了。三十多具尸体被扔进了黄河，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后来的历史学家把发生在白马驿的惨案称为“白马之祸”。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朱温又把不肯依附自己，且又自认为门第高贵，或经由科第出身而身居三省台阁官员、地位稍微显赫者都诬为朋党，将他们诛杀，因此而被杀掉的有数百人之多，朝廷为之一空。
这位亲爹也是儒生的武人永远不曾想过，他砍掉的不仅仅是几百个人的脑袋，而是在中国本土经营了多年的一种制度。
中国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被称作是士族制的时代。诸多知识分子在经过多年的努力后，在中原形成了一个以炫耀家世、门第为特征的所谓士族门阀特权阶层。这个阶层在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上都非常优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势力的扩大间接或直接地影响到了皇帝的权力。为了排挤这一特权阶级、加强皇权，从隋朝开始，皇帝实行了以科举考试的办法来选拔任用官吏的尝试。这种方法的确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可以忽略不计。士族制度依旧存在，他们把持着一个朝代最重要的部门，也提携着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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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之祸（2）
这些人自诩门第高贵，是清流，对出身卑微者则蔑视为浊流。这样一来，虽然有的人具备卓越才能，但因为出身门第不高，只好久居人下，从而使一般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高，自然，他们对所谓“清流”的高级官僚的憎恨也就越来越强烈了。
事实上，我们从隋唐的历史来看，如果不是士族阶层不怕死似的排斥着一般知识分子，他们的终点肯定不是在黄河。整个隋唐时代，他们的确为中国的官方文化创造了一般知识分子不可以也不可能创造的价值。自有中国以来，“文化”一词就是上等知识分子的事情。他们垄断着知识界——让一般知识分子在门外长叹与愤恨本无可厚非，但是，他们错误地把这种垄断延伸到了权力上来，那就是末日了。
唐朝末年，杀进长安的黄巢就是一名怎么也考不中举人的书生。从此人后来的所作所为看，他考不中并不是清流人士搞的鬼，问题出在他自己身上。
和他一样，许多出身一般的知识分子都把自己的能力忽略不计，而在士族特权阶层的客观问题上寻找原因。
如他们所愿，他们找到了。
李振、张策就是这样的人，当时的宰相柳璨虽然能进入权力中枢，但并不能融进清流人士圈里。这三个人的愤恨可想而知。当你总想得到一种东西而却无论如何也得不到的时候，这种愤怒就会让你疯狂。
既然不能得到它，就要毁掉它，这是一些中国人历来做事的指导方针。而给了他们这个机会的就是清流人士裴枢。
张廷范这个人是否有能力任太常卿，裴枢并没有考虑。当初，他回绝朱温的理由是那么的简单又那么的直接。“挟天子”的朱温在这位宰相眼里肯定是一个小丑，并且还是个不要脸的小丑。朱温一提要自己的人来任太常卿，他立即想到的是此人有安插亲信的嫌疑。于是，他一口回绝，理由就是：这个位置的人应该是这样的，绝对不能是那样的。
可他不明白，在敢和皇帝叫板的武臣面前，他一个文人所说的理由是多么的苍白无力。于是，他用清流人士的立场与坚贞给了一般知识分子摧毁他们的借口。
从这点可以看出，裴枢并不是唐朝的维护者。他只是士族制度的维护者，为了一个“清流”之名而毁掉了整个唐朝，值不值得，观者一目了然。
但也正因为做出了这样的事情，他才是裴枢，才是清流。正如后人所言，清流是能发表意见也敢发表强烈意见的人。在任何时候，他们都站在第一线上，跟向他们挑战的人作坚决的斗争。即使他们明知道自己的斗争必然失败，也不会妥协和更改。
可也正因为这样，往往许多事情都是他们咎由自取。坚持一种自认为是真理的原则本没有错，但他们太看重自己的原则了，以至于在这种原则下，一切事情都显得不再重要。
如果说，“白马之祸”是以裴枢为首的清流人士自招来的，未免有些不近人情。毕竟，当时他们的原则引起了许多不能进入他们阶层的文人的不满。另外，朱温铲除他们夺取唐朝政权本是迟早的事。
但这些人是不是死得有点早？唐王朝虽然残破不堪，但社稷依然在。作为社稷的承载者——清流士大夫们没有与社稷共亡，却先于社稷而逝，有点太说不过去了吧。
自他们死掉后，五代时期太多的俗得不能再俗的文人纷纷登场。这些在野文人根本就没有能力承担起文化与道德重建的重任，而当他们毁掉肩负重任的人时，却是那么的毅然决然。
“白马之祸”岂止是一群士大夫的灾难？！又岂止是一种制度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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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主求荣的“驰名商标”：苏循（1）
帝制时代容易产生忠贞不贰的爱国之臣，更容易产生卖主求荣的无耻之徒。大唐臣子苏循就是卖主求荣的一个人。
苏循出身名门，唐昭宗时官至礼部尚书。但是，这个官职真是对他的一种讽刺，他不但不懂得为臣之礼，反而向封建礼仪提出挑战。
此人天生一副媚相，很善于察言观色，承颜顺旨。唐昭宗迁都洛阳后，朱温的势力日益强大，朝中诸多有正义感的大臣都告诫皇上，要提防朱温，不能让大唐江山落入这个武夫之手。当朱温雄赳赳地进入朝廷并且把持了唐王朝的朝政后，许多大臣见大势已去，就都跑出朝廷，或是回家务农，或是隐居山林去了。但作为礼部尚书的苏循对朱温的无礼行为非但不加制止，反而笑嘻嘻地迎了上去。
朱温被这位尚书大人吹捧得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当他想要让唐少帝禅让时，朝臣们都敢怒不敢言。苏循却敢言，他说：“梁王（朱温）功业最大，历数有归，朝廷应速宜恭敬地让出位置来。”
907年，朱温称帝，大概就是因为这位前朝礼部尚书当年的一句话，他被朱温封为册礼副使。当了册礼副使的苏循对朱温真是感恩戴德，世界上所有愚蠢人的特点都集中在了他身上。他宁愿当一个武夫手下的卑微礼部小官，也不愿意当一个帝国的礼部尚书。
有一次，朱温宴请唐朝旧臣，在饭桌上，他假惺惺地说：“朕即位时间不长，恩德不够，把朕置于如此地位的，都是群公推崇之意所致，我很惭愧啊。”
一些大臣都不说话，略有良知的大臣惭愧得要死，而苏循却笑脸迎着朱温的眼神，盼望着朱温能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