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而言他们并未证明这一点。”我说道。
这使他倒吸了一口凉气。当他恢复过来后又说道：“正如我说的，文件证明了这一点……”
我注意到自己的刺激性语言已经吸引了屋子里其他人的注意，邻桌两个长着斧头脸、戴着党员徽章的家伙似乎打算扮演一下英雄的角色进行干涉。我遂起身离席，并向那位老绅士道了声晚安。
晚上6点钟，X小姐来访，以取回她的一些国外亲戚托我给她带来的食品。她是我在这些年里遇到过的最聪明的德国妇女。我们聊了聊德国的戏剧和电影，对此她知道得很多。她对于德国的性格、历史和前途问题有一些很有趣的观点。对于德国人而言困难在于，她说道，他们是“geborene Untertanen”——天生的被统治者，不过“Untertan”还包含顺从的被统治者的意思。来自高高在上的一位统治者的权威和指示就是一个德国人毕生之所求。
“一个德国人，”她说道，“会认为在如下情况时即使死了也像个好德国人。他可能会在马路边等红灯，然后在绿灯时就开始过马路，即使他清楚地知道一辆卡车——可能是违反法律的——正向他冲来并会将他撞死。”
使她痛苦的是——她非常痛苦——德国将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了一场可能会终结西方文明的战争上，而德国的某些因素不仅对这一文明作出了贡献，而且还曾试图在德国文化基础上再造它。她认为现政权根本不关心西方文明，并且代表了始终潜藏在德国历史表面下的野蛮因素，对其而言生命只有在赞美战争、力量、征服、野蛮以及粉碎一个较弱的敌手时才有意义，特别是如果对手是斯拉夫人。她强烈地批评德国人的完全缺乏政治判断力、对权威的奴性以及怯懦地拒绝独立思考或行动。
按照她的说法，非欧洲的、反西方文明的因素目前在德国占了上风，而且她认为使德国的西欧属性得救的唯一途径就是又一次失败，甚至是又一次威斯特伐里亚和约（1648年该和约将德国分裂成300个独立国家）。对此我相当赞同。
柏林，1月27日
一些杂记。我今天得知，随着为前线部队准备的袖珍版《我的奋斗》的出版，希特勒写的这本“圣经”的总出版量已经达到不可思议的5950000册……自上次大战后希腊和土耳其交换人口后最大规模的有组织移民在波兰进入了尾声。来自俄占波兰东部的约135000名德国人和来自波罗的海国家的约100000名德国人，被安置在德国完全兼并的那部分波兰土地上。为给他们腾出地方，相同数目的波兰人被赶出自己的房屋和农庄，并被遣送到波兰被占领区……弗兰克博士，德国驻波兰总督，下令当德国人提出“合理”价格后，那些拒绝出售其商品或囤积物资的波兰人将被处以死刑。这将使德国人能够彻底地掠夺波兰。如果一个波兰人拒绝，就将丢掉他的脑袋……波森（Posen）的一个德国法庭已经判处8个波兰人死刑，其中包括3名妇女，罪名是虐待德国飞行员——可能是跳伞着陆的。甚至德国人也承认没有一名飞行员被杀。
一场虚假的战争。今天来自前线的电讯都是关于德国机枪如何与法国大喇叭进行战斗的报道！似乎在莱茵河前线法国人播放的一些录音被德国人认为构成了对元首的人身侮辱。
“法国人不能理解，”德意志通讯社以一种完全缺乏幽默的口吻说道，正是这一点使德国人显得很滑稽，“对元首的攻击将立即遭到德国部队的反对。”所以在奥登海姆（Altenheim）和布雷萨赫（Breisach）的德国部队对法国的大喇叭开了火。陆军有人告诉我，实际上法国人只不过播放了希特勒以前攻击布尔什维主义和苏联人的演说而已。
柏林，1月28日
在这个安息日很难相信一场战争正在进行中。街道和公园里覆满了厚厚的白雪，今天下午在蒂尔加滕公园数以千计的人们在池塘和泻湖里滑冰。数以百计的孩子们在玩平底雪橇。孩子们是否在想着战争？我无从知晓。今天下午在蒂尔加滕公园，他们似乎只想着自己的雪橇、溜冰鞋和冰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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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1月30日
马尔文·布雷京里奇到这里了，明天我将去加米施作一次短途旅游，这是希特勒的新闻主任和亲信迪特里希博士组织的，以便拉拢我们保持友好态度。我希望从那里再偷偷跑到瑞士山区与苔斯和艾莲待上半个月。今晚在体育场，希特勒在纳粹党夺权7周年纪念日上出人意料地发表了一次演说。我并不特别希望参加这次###，于是马尔文前去进行报道。她对观察这个人感到非常兴奋。
加米施—帕滕基兴，2月3日
在这里进行播音，显得有些愚蠢。正在举行冬季运动会，德国所有的卫星国都参加了。但是我们对它们并无兴趣，我将每日播音内容局限于更严肃的关于这场可怕战争的主题。困难在于城里唯一的麦克风位于溜冰场里。昨天在我下午两点的播音节目中，当我刚刚谈及战争中不幸的人们所面临的可能前景时，有人就在播音室下面的冰球场上射门得分，场中顿时欢声雷动，我发现很难将思绪集中在希特勒今后的行动上。今晚零点50分进行播音时，冰球比赛已经结束，体育场上是如此空旷，以至于我在雪地里等了很长时间，才把守夜人叫醒。体育场上方的小播音室里酷冷，我被冻得牙齿喀嗒嗒直响，必须不断向手指哈热气，才使其能够保持灵活并给播音稿翻页。我估计，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听众不明白这种奇怪的声音是怎么回事。
我为鲍勃·X（Bob X）感到遗憾，他是随同我们前来的一位美国年轻记者。他只是无法承受开战后与纳粹交往的压力而已，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抵达这里后，他显然是有些紧张，放纵自己喝了太多酒，并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酒精有时会促使人们口无遮拦，但不幸的是也为他造成了很大麻烦。我估计在他返回柏林后，纳粹会要求他离开德国。今天两位顶尖的美国记者拒绝在晚餐室与他坐在同一张桌子旁，我觉得这实在是没必要。他们俩实际上对纳粹批判得最多。
希特勒今天下令，从此以后婴儿也必须使用服装配给卡。当一个国家连尿布也短缺时，它的经济确实是够紧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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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慕尼黑—洛桑的列车上，2月4日
我必须记下三件事：
1在德国收听外国电台是严重的刑事犯罪。有一天，一名德国飞行员的母亲接到德国空军通知，称她的儿子已经失踪并被认定为死亡。几天后，英国广播公司在每周公布一次的德国战俘名单时，宣布她的独生子已被俘。次日，她便收到来自朋友和相识者的8封信，告诉她他们已经听说其子在英国被俘并很安全。随后，这个故事发生了很丑恶的转折。这位母亲向警察告发这8个人收听英国广播，他们全都被捕了。
（当我试图在电台里讲述这个故事时，纳粹新闻审查员将它删掉了，理由是美国听众可能会不理解这位妇女在告发8位朋友时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
2一位潜艇军官的父母接到关于他们儿子死讯的正式通知。这艘潜艇过期仍未返航，德国海军部已经放弃了希望，并认为它已被击沉。这对父母在教堂安排了葬礼。在举行葬礼那天早晨，肉铺老板造访并想跟一家之长私下说几句话。随后杂货店老板也来了。最后朋友们开始蜂拥而入。他们都听到英国广播公司在宣布从一艘潜艇上抓到的战俘名单中有那个儿子的名字。但是如何取消葬礼又不让当局得知这个家庭的一些密友收听敌台呢？如果这对父母不告发的话，他们本人就可能被捕。为此举行了一次家庭会议。最后决定葬礼照常进行。结束后，吊唁者们聚集在这对父母的房间里，不知情者才被告知事实真相，于是所有人都痛饮香槟进行庆祝。
3去年夏天，德国一家大电影公司花了几百万马克拍摄了一部影片，内容是关于德国“秃鹰军团”（Condor Legion）在西班牙的功绩。这是一部超级巨片，表现了德国人是如何在反布尔什维主义圣战中在西班牙抛撒鲜血的。希特勒、戈林、戈培尔和希姆莱都看了这部片子并提出了表扬。随后，去年8月签署了苏德条约。这部片子现在已被封存。它从未对公众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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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2月20日
沃伦附近别墅（Villars…sur…Ollon），瑞士，2月20日
从窗户向外望去，越过河谷，便是中阿尔卑斯山脉犬牙交错的山峰。夕阳西下时分，这些白雪覆盖的山峰会呈现出壮丽的粉红色。我因每年都得的流感而在床上躺了10天。明天必须返回柏林。春天很快就会来到这里。行动、进攻、战争，似乎离这里都很远。黄昏时分，苔斯回来了，她在旅馆后面山坡上滑了4英里的雪，脸庞红扑扑的；艾莲回屋时脸庞更为红润，她在雪地里玩了一整天。在我病倒之前，晚上会吃一顿精美的、不受配给限制的晚餐，然后在酒吧里与头脑正常的人们聊天和跳舞。在第一天以及我走下病床的最后三天，在山下的滑冰场与中国驻巴黎大使顾维钧一道滑冰。他的流感也才好，并刚开始学习滑冰。顾大使看上去像30岁，但实际上可能已经50多岁。他试图向我传授中国人久已知晓的长远观点，但我既无耐性也缺乏这方面的智慧。他经历了中国的战争，在他看来这场战争不过是漫长故事中的一个章节而已，只不过是人们必经的一站和漫长艰苦道路上的一个停顿而已。他一边柔和地讲着，一边踩着溜冰鞋跌跌撞撞地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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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2月23日
我的生日。想想现在已经36岁了，目前为止一事无成，而中年时光过得又是多么迅速。
昨天在瑞士边境的经历很不愉快：瑞士人拿走了我所有的生活用品——巧克力、肥皂、罐头、咖啡和威南特给我的一瓶威士忌。我明白他们的意思。他们与外部世界相隔绝，希望保留他们所有的一切东西，不愿让它们落入德国人手里。但是我很心疼。在德国人那边，盖世太保搜查了三分之二的旅客，包括所有妇女。不知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我是最后一个检查完护照的人而列车已经晚点，他们放过了我。
今天（周五）早晨抵达这里，发现今天的伙食里没有肉。食品令人厌恶。因为倒春寒，没有鱼吃。甚至在阿德隆饭店，我也只能吃土豆和罐头蔬菜，而朋友们还说我算幸运的，因为过去几天甚至连土豆都没有，城里供应的土豆都被冻坏了。在瑞士待了几天后，再看德国的报纸，似乎都是疯话。但是德国人仍然“吞下”了这些伙食和谎话。在这个可怕的冬季过后，他们的士气更加低落，但是他们似乎仍然是那么温顺听话。很难想像出他们忍受能力的限度。
关于春季攻势这里谈论的很多。但是到底将在哪里发动呢？
柏林，2月25日
今天X先生告诉我一个离奇的故事。他声称，正在计划把党卫队突击队员藏在货船底舱，将他们运往斯堪的纳维亚、比利时和非洲的港口，随后夺取那些地方。对此我实在难以置信。即使他们能够进入港口（这一点也很成问题），他们怎么能够守得住呢？我怀疑这个故事是个诡计，纳粹希望我们广为宣传，以此作为神经战的一部分。我不会上他们的当。
柏林，2月27日
马尔文从侧面发掘出许多有关战时德国生活的有趣故事。她访问了9所纳粹新娘学校中的一所，在那里党卫队成员的妻子或未婚妻将被教会如何做好一个家庭主妇和为下场战争生产炮灰的好机器。在婚内或者婚外都可以。1939年10月28日，德国警察头子和党卫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下令：“超乎可能尚属必需的资产阶级的法律、风俗和观念的限制，拥有良好血统的德国妇女和姑娘们现在最大的任务是，并非出于轻佻无聊而是出于发自内心的真诚的道德感情，（甚至在婚姻约束之外）也应成为出发作战的士兵们孩子的母亲……对于按照国家命令仍然待在国内的男人和妇女们而言，在这些时候再次成为孩子们的父母对于他们而言是比平时更为神圣的义务。”希姆莱承诺党卫队将承担所有在前线战死的雅利安种族士兵的所有合法和私生子女的监护责任。她们还被教育应如何阅读纳粹报纸以及收听纳粹电台。马尔文注意到在女孩宿舍里只有两本书，其中一本是《北欧国家和人民的信仰》（The Belief in the Nordic State）……因为缺乏肥皂，洗涤工作也不得不相应减少，马尔文发现德国职员们穿上了纸衣领。每个衣领只花8分钱，可以穿两天，然后就扔掉……马尔文说许多公共场所由于缺煤都悄悄关闭了，包括柏林大学工学院、国家图书馆以及大多数学校。教堂里也不许烧煤，直到接到进一步通知。她还向我描述，有一天她去拜访一位德国老太太，这位老夫人露面时穿着两件毛衣、一件毛皮大衣和套靴。她客厅里的温度低至华氏46度……虽然德国人每年移民美国的配额是27000人，但马尔文发现美国领事馆接到的出国申请名单却有248000人之多。其中98％都是犹太人，这就是说有一半的犹太人要离开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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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3月1日
萨莫尔·韦尔斯（Summer Welles）今天早晨抵达。据说他来此是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特使，以便了解欧洲领导人各自的立场。今天他将会见里宾特洛甫和国务秘书魏扎克尔（Weizacker），明天将会见希特勒。城里都在议论纳粹将对他进行欺骗，并提出一项听上去不错的和平设想。这很有可能；起码并非不可能。
由于进攻似乎迫在眉睫。运输部队的列车每天都经柏林向西开去。近几天里许多人被征召入伍。所有的防空管理员都接到通知，3月15日之后必须准备好执行任务。有人听说（在这里你永远无法明确地知道），针对荷兰正在进行大规模的部队集结。根据我在尼德兰所看到的情况，荷兰对于德国人而言只是小菜一碟。他们的军队十分糟糕。他们著名的洪水防线的价值十分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