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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前夜，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毫不夸张地说，任何讲述维新运动史的著作都不能不提及它。关于夜访情况，袁世凯的《戊戌纪略》和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都有较详细的记载。袁世凯的《戊戌纪略》主要情节可靠，大多数的次要情节也可靠；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则有意隐瞒维新派“杀禄围园”、劫持太后之谋。事情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八月初三日晚，谭嗣同秘密至京郊法华寺见袁世凯，要他亲率敢死将士数百名，拥光绪帝登午门，杀荣禄，除旧党。袁世凯慷慨表示誓死效忠皇上，但又表示立即举兵勤王有困难，说：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矣。
谭嗣同无奈，只得同意等到天津阅兵时再作计议。几乎是同一天，御史杨崇伊（李鸿章亲家）通过奕劻递密折请太后“即日训政”。密折除了攻击维###和帝党外，特别指出要防止维###同东人（日本人）勾结乱政：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戊戌前后（3）
当时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正来中国访问，“京朝大小官奏请皇上留伊藤在北京为顾问官”，“持此议者甚多”。慈禧不担心维新派上书言事，却担心他们掌握武装、与外国势力联合。当天傍晚，光绪离开了颐和园，并将于八月初五日会见伊藤博文；袁世凯则将于八月初五日陛辞出京。慈禧对此不能不防，遂决定乘时政变。八月初四日，慈禧带领随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皇宫。光绪慌忙出迎，慈禧不理，径直进入光绪寝宫，将所有章奏归拢在一起携之而去，一面怒斥光绪：“我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战栗不发一语”，良久嗫嚅道：“我无此意。”慈禧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遂传懿旨，以上病不能理万机为辞临朝训政。从这晚起，光绪即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此后他虽还有些活动，但已处在慈禧及其爪牙的严密监视之下。八月初六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发布诏书，宣布太后训政，并命逮捕康有为等人。
当事情紧迫之时，袁世凯并不敢做出杀荣禄、兵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的冒险举动，但直到八月初五日回天津后他尚未告密。八月初六晚，袁世凯听到杨崇伊带来北京已发生政变的消息，以为事情泄露，为保全自己，遂和盘端出了维新派围园兵变的密谋。此事在袁世凯亲信张一《心太平室集》及荣禄亲信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中均有所载。
张一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入袁世凯幕府，长期随袁左右，所记当由北洋幕府或袁世凯口中听闻，其告密真相与袁世凯后来编造的日记《戊戌纪略》不同；陈夔龙戊戌政变后不久入荣禄幕府，他与袁世凯不睦，所记应是从荣禄口中听闻。两人所记袁世凯告密之情十分接近，即袁世凯本来没有告密的念头，而是在八月初六晚听到杨崇伊带来太后训政捉拿二康的消息后，怕受到牵连故而告密。事情经过大致如下：
袁世凯初五日返津。一天后，即初六日，杨崇伊至天津，向荣禄报告了太后训政的消息。袁世凯拜谒荣禄时，杨崇伊已在荣禄处。荣禄已从杨崇伊处得知太后训政消息，但“佯作不知”。袁世凯刚从北京回津，且受光绪帝封为候补侍郎，荣禄心存疑虑，故而见袁世凯时“令卫兵夹道罗列”。袁世凯“见卫兵夹道罗列”，又从杨崇伊那里得知太后训政，捉拿康有为、康广仁的消息，吓坏了。陈夔龙记载：“袁知事不谐，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张一记载：“袁乃跪求荣为做主。”他害怕康有为供出谭嗣同夜访其于法华寺之事，遂将当时守旧派尚不知道的维新派“杀禄围园”、劫持太后的兵变密谋和盘托出。
袁世凯告密的内容又由杨崇伊带回北京，慈禧太后才得知维新派围园兵变的密谋。八月初九日遂有旨：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
由于袁世凯告密，事态扩大，清廷大肆搜捕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日本。谭嗣同拒绝出逃，他向友人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八月十三日，清廷不经审讯即处决“六君子”。八月十四日宣示罪状，有指维新派“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等。这说明袁世凯的告密内容已反馈到北京。
至于袁世凯，慈禧太后最初认为他是维新一党，参与围园密谋，并未主动出首，“存心叵测，欲置之重典”。荣禄却看中了袁世凯的才能，为袁力保，最终以虽非主动告密，但把围园密谋和盘托出，总算将功补过。袁世凯不但被旧党宽容，而且受到重用。荣禄进京，袁世凯奉命护理直隶总督，其新建陆军得赏银四千两。人说袁世凯以“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并不为过。
尘埃落定，反思一切，不能不承认慈禧太后目光的老辣。事实上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间倾向维新派，他通过徐世昌与维新派保持密切联系，不但与闻兵变之事，参与、支持密谋，而且作出过使用兵力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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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第一人（1）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病死，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6月实授）。二十八年初，袁世凯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练兵大臣，并在保定创立北洋军政司（后改北洋督练公所），自兼督办，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且抓住了清朝京畿的警权。此后，他又兼任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等职，号称一人身兼八大臣，势力从军事急剧扩张到政治、经济等方面，形成“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向诸北洋”的局面。袁世凯的权势已远远超过当年的曾国藩、李鸿章。
在当时西方人眼中，李鸿章是“中国第一人”，是中国的改革之父。而袁世凯是李鸿章的最佳继承人，他“一直负责推动整个大清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少数可以左右李鸿章之后的政局、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政治人物。一位采访过袁世凯的美国记者说，袁世凯是清朝趋向改革和进步的高层官员中的“第一人”，他是“第一个认真学习国外军队的组织方法和战略战术的人，并且也是第一个极力鼓吹军队必须实现现代化的人”。他“虽然不是清国的改革之父，但他能让改革继续进行下去”。他“素质全面”，具有“异常才智”且“野心勃勃”。他善于利用政治时机并有能力把自己推上最高权力的宝座。他吸取了中日战争和义和团式反西方的教训，主张尽量寻求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支持和谅解，以便推动保守的渐进改革。
光绪二十七年三月，清廷成立推行“新政”的主持机关督办政务处，颁布了一系列新政法令。因有戊戌变法的前车之鉴，不少官员对此次新政持消极观望态度。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则以“急进改革者”的面目出现，立即于当月向朝廷条陈筹办新政办法10条，包括设立课官院和课吏馆，对官吏进行新政集训；命学生学习实用书籍和外国学术；各省设官报局，开启民智；派遣王公官员出国考察；设立商会，兴办商务等。并首先在山东身体力行，积极推进新政。开办了课吏馆、校士馆，成立了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前身），创办了商务总会，设立了银元局等。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参预政务大臣等八大臣后，对各项新政，袁世凯更是事事率先倡办。论者以为，“清廷革创之政，几乎均出其手”。
此间，袁世凯除了通过实际把持“练兵处”控制全国练兵的用人、经费、军械制造、考察等权，“借清政府雷霆万钧之力”迅速完成编练北洋六镇外，在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均有革创。
政治方面的改革，围绕整饬吏治展开。有提陋规、改公费；设官吏考验处、调查处；“开官智”，培养新政人才等。
“陋规”又称“规礼”，指年节时令下级向上级奉送“常例”的金钱和礼物。清代官员俸禄微薄，办公用度浩繁，不得不行此举。但长官为饱私囊，无不取之多多益善；属员为保禄位、谋肥缺，无不非分钻营、搜刮贡献。袁世凯认为吏治最大的问题“莫如收受陋规一事”。他采用的是提陋规、改公费的老办法：按各官向来所得多少，明定等级，酌给公费，多者月给一千两，少者一百两或五十两，不得私相授受，否则严加治罪，以养官之廉，止官之贪。在清末腐败的环境下，此举的效果可想而知。
设立官吏考验处、调查处，是袁世凯对新老官员进行考验、考核的改革措施。考验科目有5项：1。阅历；2。批判，如公牍文字等；3。律例，如新旧法律、各国宪法等；4。行止，如举动静躁，是否吸食鸦片等；5。口力，如对答是否详明、有无条理。调查分为平时与临时两种。平时主要了解官吏政绩、采访舆论；后者查办奏参要案、总督指交事件、各官互相禀讦事件、绅民控告官吏事件等。
“开官智”，培养新政人才的办法，主要有设课吏馆，不久改为直隶法政学堂，专招候补、候选官员学习。每年招120人（后增收山东等五省举贡100人），分预科（半年）、正科（一年半）。正科课程有：大清律例、大清会典、交涉约章、政治学、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国际公约、国际私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裁判所构成法、应用经济、财政学、警察学、监狱学、统计学、中外通商史、日语、演习裁判等，绝大部分由日本教员讲授。毕业后分优劣委派差缺。法政学堂附设幕僚学堂，专教幕僚。另外州、县新任官员就任前，先赴日本游历三个月，参观行政、司法、各官属及学校、实业，而后再赴新任。又有委派归国留学生到新政机构工作等举措。
新政第一人（2）
此外，义和团事件后，《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不得在天津地区驻军，精明的袁世凯就训练3000名警察取代军队进驻天津，取代衙役管理社会治安，维护了主权。在袁世凯对地方自治运动的努力推动下，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天津举行了全国首次地方市政选举。
经济方面的改革主要是提倡实业。提倡实业的指导思想是辟利源而资生计，增财政而富国家，办实业而抗洋货。
工业方面，成立了负有指导任务的直隶工艺总局。工艺总局创办了初、高等工业学堂、劝工陈列所、教育品制造所、实习工场、劝业铁工厂、种植园、官纸厂、劝业会场、北京第一第二小学堂工场，附设有夜课补习所、仪器讲演会、工商研究所、工商演说会等。工艺总局通过多种方式劝导、推动工商业振兴；派工业学堂教员到街头讲演，劝工委员分赴各地调查各州、县出产及工业情况；劝导官绅合办工厂；号召各界人士“同心努力，急起直追，或独出资财创办工场，或纠合同志设立公司”，“推广工业，大辟利源”，并代为筹划“一切开办之法、保护之方”，举办展览会；试办工业售品所，出售所属工厂产品，办理本省寄售业务，但不代售洋货；考核鉴定厂矿企业，光绪三十一、二两年（1905年、1906年）评定模范工厂75家，颁发金奖牌38枚、银奖牌47枚；派人带工徒赴湖北学习织造麻织品，赴江西景德镇学习制瓷，赴日本考察造纸、织布方法；呈请农工商部批准给予轧豆榨油机、机器轮磨、折叠桌、黑胰发明者以专利权等。这些均使“实业”二字深入人心，“学界中人有工业教育之想，商工界人有工艺创造之思”，创办的企业有织染缝纫公司、造胰公司、牙粉公司、玻璃厂、机器造纸有限公司、万益有限公司（织造毡呢等物）、电灯有限公司、济安自来水有限公司、北洋劝业铁工厂、实业工艺厂、北洋烟草公司、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启新洋灰公司资本100万元，年产水泥20余万桶，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等，光绪二十九至三十三年（1903年—1907年），直隶即开办工艺局、所、厂85处。
矿业方面，设立了滦州煤矿有限公司，主要目的是振兴商务和接济北洋官兵用煤。另外，有开平及临城矿权收回之争。八国联军入侵时，开平煤矿矿局督办张翼图谋私利，欺蒙清廷，同德国人德璀琳和英商墨林等人签订契约，将该矿改为开平矿务有限公司，中外合办，在英国注册，实为英国骗占矿权。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袁世凯发现该矿及所拥有之河道、口岸、土地等落入英国之手，立即同英国驻华公使交涉，并再三诘责张翼、德璀琳，同时上奏清廷，请饬外务部向英切实声明，断不承认所签私约，尤不能把口岸、河道、土地移交英国公司管理，开平矿权不属英国，如英人必欲合办，必须另订章程，以使“我之产地、利权不至凭空断送于外人之手”。清廷勒限张翼两个月收回，经半年仍无眉目，袁世凯又几次奏参张翼盗卖矿权，等等。临城煤矿亦系钮秉臣、龚照玛擅自与比利时人沙多私立草约，将该矿产业、房地统交沙多管理，名为合办，实同盗卖。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袁世凯奏请将原合同作废，派唐绍仪、梁敦彦先后与沙多重新订立中外合办章程，最后议定借款300万法郎（合银九十二万多两）合办，将矿产主权收回。
交通方面，修筑了京张铁路。京张铁路是袁世凯督修、中国自筹资金、自行设计、独立修筑的第一条官办铁路。袁世凯委任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会办路务，奏准所用钢轨、枕木、机器、车辆等材料免纳厘税。京张铁路路长170余公里，经居庸关、八达岭，层峦叠嶂、地形复杂，工程浩大艰巨。洋人曾轻蔑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