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列路过皇姑屯车站时，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上车为张作霖接风，然后，列车继续向沈阳城小西门外奉天车站行驶。
几分钟后，吴俊升献殷勤地说：“大帅，车已过皇姑屯了，有点冷了，穿上大衣吧。”张作霖也觉得紧张了一整夜，身体既累，也感到有点冷，便站起身来准备穿大衣，此时是6月4日晨5时30分，忽听脚下轰隆一声巨响，列车就像一叶小舟，被一股强大的热浪冲得腾空而起，并迅即跌落于烟波火流之中。待烟雾稍稍散去，人们看到，专列上所挂的三节贵宾车全被炸翻，张作霖所乘的包车被崩出三四丈远，只剩下两个车轮和钢梁底盘，其他如车顶棚和车窗等全部被炸得不知去向。
张作霖的卫队即从后边的车厢下车，紧急进行抢救，从包车中抬出吴俊升、张作霖。吴俊升头部被一铁钉洞穿，早已毙命，张作霖被炸得血肉模糊，但还一息尚存。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即从附近拦了一辆结婚的汽车，将新郎新娘赶出，把张作霖抱入车内，护送到沈阳大元帅府。这时，张作霖衣服全是血，一条手臂已断，奄奄一息。在医生给他治疗时，他清醒过来，睁开眼，看着周围的一切，充满无限的留恋，但他一生从事军旅，最不喜欢儿女情长，多少话咽进了肚里，只是断断续续地对其夫人说：“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了，告诉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赶快回沈阳。”张作霖再也没有力气讲话了，他微微闭上眼睛，似乎要回顾昔日起于草泽，啸聚狂徒，称雄东北，问鼎中原的辉煌，也似乎要品味一下如今被日本人抛弃、落得如此下场的凄凉，但他的生命已不允许他去慢慢回顾、细细品味了。几小时后，这个曾不可一世的东北王、北洋政府的末代元首便停止了呼吸，死在过去他曾投靠的日本帝国主义手下，终年54岁。
张学良得知父亲身亡的消息后，匆忙化装回奉，先处理了军中急迫问题，稳住东北局势后，21日才发布大元帅去世的消息。这样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通过炸死张作霖、造成混乱、挑起战端、霸占东北的阴谋也就宣告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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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系首领吴佩孚（1）
1932年元旦刚刚过后，北平城里下起了大雪，到处银装素裹，白茫茫一片。连续几天，雪花依旧飘落，朔风呼呼作响，北平古城，呈现着一派寒冷、肃杀的景象。
一天，北平车站突然热闹非凡，站前站后，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月台上聚满了文武官员及各方显要，为首一人是主持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张学良少帅，他躬率部属，如此慎重，亲临车站，是为了迎接一个什么人物的到来呢？
下午3时，列车徐徐到站，在礼炮奏乐中，车门启开，走出一个身穿长袍、体格魁梧、颇有军人气质的老人来。他，就是当年北洋政府时期鹰扬牧野，虎踞中州，呼应八方风雨的吴佩孚大帅。自从北伐战争中被国民革命军击败后，他先是逃往四川，蛰居白帝城、万县、广安、大竹、绥定、成都等地，后经西北甘肃、宁夏、绥远、山西等省市赴北平，因他当初与张作霖有八拜之交，所以先打电报给张学良，说他将“来京长住”，张学良接电后当然不敢怠慢，所以在北平车站摆出了热情欢迎的宏大场面。
吴佩孚虽然预先打了电报给张学良，但对他这位世侄在“九一八事变”中执行不抵抗政策而丢失东北十分不满。因此下火车后，他无视盛大欢迎场面，脸色冷峻，与张学良握手后便急忙钻进小车，将张学良及欢迎人群撇下不管，一个人匆匆驱车进了他在北京东城什锦花园胡同的住宅——吴家公馆。
随从人员都认为吴佩孚使张学良如此难堪，实在有点过份，便劝他应去回拜张学良，使关系有所缓和。吴佩孚仍然情绪激动，恨恨地说：“我是要去找小六子的。”
第二天，吴佩孚来到顺承王府张学良的官邸，算是回拜。张学良执以晚辈礼，将他扶进客厅，并亲自沏茶。
吴佩孚还没坐稳，便忽地站起来，怒目圆睁，用手指着张学良，厉声问道：“沈阳事变，你为什么不抵抗？”
张学良本来对吴佩孚昨天的行为十分不满，今天吴佩孚又如此不讲情面，一时火起，也顾不得礼节，腾地站起身来，怫然变色，抗声回答：“我有命令！”从张学良的答话中，吴佩孚已听出一些分量，但他依旧不让寸分，步步紧逼，高声反问：“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带兵多年，难道这个道理也不懂吗？”
吴佩孚的幕僚、张学良的部属都怕事情闹僵，影响两人的关系，急忙将话岔开。但吴佩孚还是恨恨不平，坐了一会便要走，张学良心中不舒服，也不留客，将他送至中门。
吴佩孚虽然发了脾气、但张学良毕竟是晚辈，他想到自己的父亲曾与吴佩孚义结金兰，在打打闹闹中非同一般的交情，便原谅吴佩孚了，觉得不能与这位已经下野的倔强老头儿一般见识。隔了一天，张学良亲自到吴公馆看望吴佩孚，也许吴佩孚也觉得自己火气太大，做得有点过份，内心进行了反省。因此这一次，吴佩孚态度缓和多了，他十分亲热地将张学良领进了自己的书房，在书房中，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密谈。
在密谈中，吴佩孚力劝张学良聚集兵力，反攻东北，收复失地。但张学良顾虑重重，说自己旧部多已失散，难以聚集，更重要的是，关于东北问题，中央将会采取有效办法，自己不能轻举妄动，而打乱中央的部署。吴佩孚根本不听这一套，他说：“现在日本占领东北，立脚不稳，我们反攻，一定能收复失地，这大好良机，不能错过呀！”张学良无奈，只好说回去商量后，再派参谋长向大帅请示，而匆匆离开了吴公馆。以后，张学良很少往什锦花园来，即使是逢年过节来一下，也只是礼节性地问候大帅，送点节日礼品而已，绝口不谈国家大事。张学良这种“敬鬼神而远之”的作法，使吴佩孚大失所望，他恨恨骂道：“张学良这小子没出息，忘记了自己的国仇家恨，真是不忠不孝。”但他也只能是骂骂而已，自己是下野的败将，无兵无权，说话有谁听呢？无可奈何，只好带着他的一些随员，在什锦花园的吴公馆里，关起门来作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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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系首领吴佩孚（2）
吴佩孚在北平一住就是好几年，转眼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军兴，华北局势发生巨大变化。这时，在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下，一小撮汉奸卖国贼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一些地方，先后成立了若干傀儡政权，这是日寇采取“以华制华”政策的产物。日寇在这些地区收买曾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跃过的失意政客和下野军人，替他们鼓吹，实行所谓的“中日亲善、经济提携、建设东亚新秩序”等侵略计划。吴佩孚曾是北洋政府时期叱咤风云、煊赫一时的大人物，自然也就成为日寇最合适的争取对象。
1938年底，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贤二接受上司的命令，亲自到吴公馆拜访吴佩孚。吴佩孚心里十分清楚，土肥原亲自出马，必定没安好心，因此十分警惕。双方见面，表面上十分客气，寒暄完毕后，土肥原直接了当摊了牌，哭丧着脸，哀求说：“请玉帅出来，救救我们日本。”
听了这话，吴佩孚哈哈大笑说：“我连自己都救不了，还能救你们日本人？”土肥原见吴佩孚装模作样，也不再卖关子了，他干脆一语中的，和盘托出：“请玉帅出来，调停中日和平。”
“好哇！”吴佩孚一口答应，“如果贵国天皇和我国蒋委员长，双方都打电报来要我出面调停，我一定照办，并尽力而为。”
土肥原知道吴佩孚在耍弄他，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来反驳，竟顿时语塞，好半晌才说：“我们所说的调停，是想请玉帅出山，和日方共同维持中日间的和平。”
吴佩孚也干脆一杆子通到底，他明确提出：“那好，如果一定要我出山，请你们退出中国，连东北也退出！如果你们日本军队还在中国，那中日间是没有什么和平可言的，因为是你们侵略我们中国。”
土肥原不敢再往下说了，他知道吴佩孚不会就范，只好怏怏退去。此后，土肥原又两次登门造访，仍然被吴佩孚顶回。他枉费心机而一无所获。
土肥原不敢到吴公馆来了，他派川本芳太郎继续他的工作，劝吴佩孚投降。这个川本芳太郎，一向以侵华为专业，尤以劝降而著称。他为人狠毒、阴险狡猾，接受任务后，自信一定可以把吴佩孚拉过来当汉奸，为此，他制定了极其周密的方案。
川本为了便于接近吴佩孚，他装出十分虔诚的样子，拜吴佩孚为师，开始，他绝不谈政治，经常向吴佩孚请教孔孟之道，并开口闭口老师长老师短的，一副尊师重道的学生模样。时间一长，吴佩孚同他熟悉了，也多少对他有些好感，便同他海阔天空，古今中外，什么都谈了。
川本以为时机成熟，便向吴佩孚摊牌，说要请老师出山，将北方王克敏、齐燮元、王揖唐、殷汝耕等几个伪政权统一起来，让他主持。
吴佩孚一听，勃然变色，他厉声说：“原来你跟我做学生，是为了拉我当汉奸，你拐的弯太大了。要我出山，还是那句话，你们日本军队退出华北、东北，退出整个中国！”一席话正气凛然，说得川本这个日本高级特务瞠目结舌，无话可答，只好诺诺退出。
川本回来后，找来几个汉奸，将一口怨气发在他们头上，他大骂一通后，给吴佩孚写了一封信，让汉奸陈廷杰去向吴佩孚下最后通牒。陈廷杰过去是吴佩孚的部下，以为凭着昔日旧情，吴佩孚是会听他话的，便兴冲冲地来到吴公馆。吴佩孚对这个热衷于当汉奸的部属极度鄙视，出于礼节，还是让他进了客厅。入坐后，陈廷杰面色阴沉地说：“大帅，你看看，人家下哀的美顿书了，你到底干还是不干？”说罢，就从衣袋内掏出川本的信往桌上一摔。
吴佩孚见陈廷杰这个样子，不由怒从心头起，他勃地站起来，把桌子一拍，声色俱厉地说：“你想拉我上贼船？你要我投降？日本小鬼的把戏，哪样瞒得过我，你是四川人，怎么不回四川劝蒋介石投降？”吴佩孚越说越气，伸拳掳袖，要向陈廷杰动武，陈廷杰见状，吓得抱头鼠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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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系首领吴佩孚（3）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叛变投敌，成为中国头号大汉奸。汪精卫投敌后，极力拉吴佩孚与他合作，一块干卖国勾当，他派亲信陈中孚赴北平晋见吴佩孚。
在吴公馆，陈中孚见了吴佩孚后，委婉地转达了汪精卫的意思，说吴佩孚如能附敌合作，将让他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并兼任北平“政治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还没等陈中孚说完，吴佩孚霍然站立，毫不容情地破口大骂：“谁跟汪精卫合作，这人必定下贱！”吴佩孚边骂边顺手拿出一个手卷，递给陈中孚说：“这是我亲笔写的，文天祥正气歌，你替我带回去，送给汪精卫！”
陈中孚展开手卷，一行行公正有力的字出现在眼前：“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陈中孚满面通红，仓皇而出。吴佩孚的强硬态度，使日本人大伤脑筋，他们知道，要拉吴佩孚出来当汉奸做傀儡是绝对不可能了，而且，吴佩孚的凛然正气深得沦陷区人民的赞扬，为了消除其影响，日本帝国主义决定拔掉这一硬钉子。
吴佩孚当然也觉察到了事态的严重，他知道日本人不会放过他，但事已至此，已容不得过多地考虑了。他只是心萦时艰，感怀国事。1939年春天，他感物伤怀，以对家国无限的情感，写下了殉国前的绝笔诗《春感九首》，表达了他对祖国山河的留恋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然后，安然在家，等待日本人下毒手这一天的到来。
1939年的冬天来到了，在这多雪的季节里，吴家公馆更是冷落萧条，由于日本人经常性的监督、寻衅，使整座大院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在此情况下，吴佩孚的随从人员走了不少，吴佩孚整天充满忧思与苦恼，艰难地度过每一天的时光。一天，吴佩孚吃饺子，因馅里有肉骨头碴子，正好插在他稀疏的牙缝里。当时他认为不要紧，不料到晚间，由此却引发了急性牙龈肿痛。从此，吴佩孚疼得天天捂着嘴，哼声不绝。
吴夫人张佩兰急忙延请医师诊治，连续几天，却无效果，张佩兰十分着急，便说服他到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医院请德国医生开刀。吴佩孚听罢严词拒绝，他说他一生不入租界，不能破了规矩。无奈，只好拖下去，以为跟以前一样，拖些时日就好了。但这一次却不同，吴佩孚的病情越拖越严重，最后两腮也肿了起来，连喉头也发炎化脓，此后，就连话也说不清楚了。
吴佩孚的病情被川本知道了，他认为这是除掉吴的大好时机，在进行周密布置后，决定就此下手。
12月4日下午3时，川本太郎、日本医生石田、几个日本女护士、大汉奸齐燮元和符定一，以及若干军警，煞有介事地来到吴公馆，说是给吴佩孚看牙病的。从川本的阴阳怪气和军警的横蛮态度来看，吴公馆的人都感觉到似乎有不祥之兆。但吴夫人与五姑爷张瑞丰商量后，认为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们不敢做什么手脚的，再加吴佩孚的牙病已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因此，便同意日本医生给吴佩孚看病。
吴佩孚已说不出话，但他两眼怒睁，射出凛然不可侵犯的光芒。
石田打开皮包，拿出钳子和一根小的白钢条，由女护士扶着吴佩孚的头，石田使用小白钢条撬开病人肿合的嘴，并在嘴中东掏西探了几下，然后转过身来，向川本说，必须开刀，把脓取出来，否则有生命的危险。
翻译把石田的话告诉吴夫人后，吴夫人便叫了起来，表示不同意开刀，说就是开刀，也不能在家里进行，必须进医院手术室。齐燮元等人都陪着笑脸，围着吴夫人左右劝说，川本也挤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