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碰，而在战术上必须抄到这一制度的后面，利用这个制度来打击这个制度。这就是为什么康有为要“托古改制”。在康有为以后闹“革命”的许多人利用“自古有之”来赚取一般中国文化分子的信服之例子是很多的。上述成俗、思想和制度之有强烈的合模作用是显然易见的。不仅如此，至少在传统中国，甚至文学与艺术也隐含牢固的合模作用。中国人写字必须临帖。如果临名家之帖而临得逼真，“得其神韵”，或某一笔像某某人的，便受到“内行”赞赏。如果一个人写字别出心裁，自成体势，那末要得到大家赞赏是很难的。作画、填词、作骈文、作律诗，都有严格的格律。如果一个人所作的画、诗或词，合于既成格律，那末便算及了格。如果从他的画里、诗里或词里一个品鉴家看得见前代某某名家的灵魂重现，那末他会受到很高的评价。如果要有创新，那末只许依照原有派别的传统小作出入。出入的幅度大到违离原有派别的传统之核心，便马上受到抨击。在这样“唯古是法”的价值取向驱策之下，文学和艺术的心灵活动大部分被“遵古炮制”的准绳限制住了。这么一来，文学家和艺术家被一只“合模”之手捏住了，他们还能有多少创作自由呢？更还能做多少突破现状和独创格律的非常举动呢？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在传统中国文化里从来没有这种出格的天才。有的。但是，这种人很少得到社会的鼓励并提供他发展的机会。这种人物在中国文化里常被认为是“行不由径”的怪物。大家认为他并无大害时，便听其自生自灭。从前中国人写墓志铭也有一定的公式。不管那位死人合与不合，只按他的社会地位套上公式再刻石了事。所以，写墓志铭的人大抵不问被写的人生前的事迹怎样，总是照例把他心中原有的公式搬在纸上，说什么“事父至孝”，说什么“乡党称贤”，说什么“乐善好施”，种种等等。在抗日战争前后，我从华中走到华北，从华北走到华东，从华东走到华西，看见所有的房屋建筑形式，除了洋屋以外，都是相同的，衣着的式样也全是相同的。一个社会文化的合模作用这样普遍，难怪退返容易进步难！
七 长老至上（1）
早在纪元前三四七年以前，柏拉图用肯定的语态说：“无疑，老人必须统治较年轻的人。”＇34＇又说：“老人须赋予管理和惩罚较年轻的人之义务。”＇35＇我不知道柏拉图知不知道他在中国有许多“忠实同志”。柏拉图之所希望于老人的，在中国早已嵌入社会结构里面，并且已经形成一个深厚的传统。在中国社会文化里，长老享有特殊的地位、权利和尊敬。老人是父亲意像（father…image）之活生生的发祥地。而父亲意像又回过头来营养、加强、扩大和巩固老人的地位和权利。老人的特殊地位并非只限于血缘亲族之间。由老人作基底所形成的父亲意像，好像空气似的，几乎扩散到所有的生活圈子（spheres of life）以内。在学术范围里，老师与长老是同位格，学生与弟子是同位格。皇帝是天下之“大父”。如前所述，县官是“民之父母”，因此叫做“县太爷”。甚至在生意场中，年高而且又“吃得开”的人，很容易赋予父亲意像。比如，天津商场中有“林三爷”。武林中技术的传授论辈分。“师祖”、“叔祖”、“师父”、“师叔”、“师兄”、“师弟”，等等层级，必须分得清清楚楚。他是你的“师父”，便像永远是你的父亲一样，永远是你的“师父”。即使你的武艺超出他十倍，也不能改变这种地位上层级的差别。至少在制度上，不同层级的地位所享受到的声威也相应的不同。即令一个人“贵为天子”，也得让“太上皇”或“太上后”三分。 ＇36＇声威高下的比较和成就大小的比较只限于“同辈”之间。无论在实际上怎样，长一辈的羞与晚一辈的比较，晚一辈的也不敢“妄想”和长一辈的比较。这种念头，代代相传，内化地凝固起来而不自觉地被塑成一种认知模式。于是，人们总认为师父一定比徒弟功夫高，先生一定比学生学问好。而师父之上还有，“太老师”“太老师”之上有“太太老师”。这样一直追向源头，我们必须说只有盘古氏最好。老人的晚境既然这么好，只要熬到长老的地位便受到风俗习惯的如许优待，所以年青人常常等着“熬老资格”。资格不够老，老资格压在上面，年青人努力也常常是白费。那末，等着好了，资格等老了，自然会升进“老资格”的特等包厢。人生“熬”到那个境界，便一切轻松了。
长老在中国社会文化里处于这样优越的地位并非完全是长老们为自我打算而造成的。长老在中国社会文化里处于这样优越的地位，一部分是由于在中国的通体与文前社会里长老有其功能。当然，血缘构成长老地位之几乎牢不可破的生物逻辑的基础。如前所述，中国的通体社会结构是以血缘关系为础石的。
血缘关系对于长老来执行的社会控制特别有利。这样的社会控制不一定须要出之以正式的形式、确定的命令，或明言的禁止，而是常寓之于教导、劝诱、奖励、赞扬、贬抑、抨击甚至间接的品评。因此，长老透过这些方式常即能收社会控制之效。例如，“某某孩子真是懂事”、“我家的老三很孝顺”、“他家的媳妇很体贴，全家老少都合得来”，或者，“咳！那家祖宗无德，怎么出那个败家子”、“隔壁王家的媳妇金枝把她一家的丑丢尽了，她还好意思抛头露面，在外边摇来摆去”，等等。因为社会控制来得直接、亲切，遍及生活的重要层界，深入人心，且又使被控制者觉得自然，亦若出于自己固有的良心，所以常能收到切实的功效。因为传统中国的社会控制常能收到实效，所以一般人发生纠纷宁愿诉诸长老或乡绅来排解，而不愿诉诸法律以至在公堂相见。传统中国的一般文化分子视诉讼为不讲情面的事，大家对于爱“打官司”的人多存“敬而远之”的态度，至于“讼棍”则是一个骂人的头衔。。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七 长老至上（2）
然而，血缘关系大非十全的结构。中国的血缘关系，在关系网络以内固然常能发挥强固的团结作用，可是对于关系网络以外的人则天然地发生隔离作用。在关系网络以内的人叫做“自己人”、“咱们一家人”，在关系网络以外的人叫做“他们”、“外面的人”。以这一划分作底子，于是有所谓“圈子里的人”和“圈子外的人”之分。圈子里的人则各拥其“长老”。这种划分至今余痕犹在。不仅余痕犹在，而且因恐惧之增加而有回光返照之势。
在文前社会，祖传“不成文法”乃社会行为的规范。大家要依照祖传规范行事只得靠肉口相传。肉口相传成为文前社会的知识和智慧的重要来源。老人天然是这一来源的提供人物。人愈老则所能提供的来源愈多，所以人越老越好。如果一个人曾经历人生的许多危难，有了许多阅历，遭受过许多挫折，并且活的岁月长到足以吸收比他年长一两辈的人之经验，那末他本身就是文前的文化之具体的化身。这也就是说，他就是文前社会里的一个字典、一本历书、一个历史家、一个应付危难的舵手、一个血族间“传道、授业、解惑”的导师。属于老人的那个时代是现在这个时代之所以成为现在这个时代的时代。这也就是说，老人所在的那个时代是现在这个时代的历史。现在这个时代是从它的历史演变出来的。因此现在这个时代不能和那个已经过去的时代脱节，于是也就不能不内涵地受它的若干左右。老人则是一部能够说话的历史。在他们的历史中，一切观念、行为、典则和制度都是在一个不变的世界里；而凡没有经他阅历或试验过的一切新奇事物都在不可把捉之中，所以必须排除。老人倾向于把追求新奇看做不必要的冒险，将他自幼学得的事物加以改变视为离叛。但是，中国文化的伦理教导青年，说凡向老年人的权威低头并向老年人学习的青年才是“可造之才”。
这样一来，在中国的文字前期社会里，统治的方式不可能不是权威主义的。这种统治秩序的合法性来自传统，并且大家透过长老认为这种秩序是神圣的。统治者的权力之根据又何在呢？统治者的权力之根据有二：第一，他是统治者，而别人不是。第二，他统治久了，站稳了。他的权力来自他老是存在时空中的这一现实的事实。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统治了一年叫做“寇”，统治了一百年便成“天子”。逻辑是没有时间性的；但是权力却有时间性。中国社会文化向来不注重逻辑。
中国从文字前期的社会涌现出来的统治组织和从近代西方社会产生出来的统治组织很不相同。近代西方社会的统治组织是法治间架以内的产品。即令统治组织的人事变换，并不影响到支持它的那一公共支持的法治间架。而公共之所以支持这一法治间架，系因有公共的文化理想、行为典则、基本价值观念。这些基础为任何一个统治组织所承认。于是，统治组织这一层面的人事尽管有移换，社会文化的基础则不会动摇。英国工党和保守党轮番执政，但英国的基督教文化运行如故，甚至英国的文官也不受影响。这一实例，最足说明此一道理。然而，中国传统的统治组织往往是社会文化的演衍或激烈变动的产品。它的出现几乎没有法治途径可循。恰恰相反，只有它站稳了，安定久了，然后才有法治间架可求。这样的统治组织，一出现便先天地有浓厚的私人及其团体的色彩。它以一个可能的“皇帝”作中心，其余跟着他打天下的是“从龙之众”。天下打出来了，原有前朝全班人马至少在制度的理论上统统都以屠杀或其他方式换掉，再来一批新人。这就是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在这种统治形态以内，统治者和他的重要僚属及子民之间的关系在实质上常为私人与私人之间的关系。这种统治形态的要素是仆属和子民对统治者个人的忠诚。这种对人身的忠诚，分析到最后，根本就是纳入少对长的血缘关系。血缘关系是无可渡让和无可移换的，所以僚属和子民对统治者个人的忠诚也是无可渡让和无可移换的。因此，在这种统治形态之下，忠于特定的人身被视为美德，所谓“忠臣”大受赞扬；而“心怀二志”便大遭疑忌，“贰臣”是要被唾弃的。不独如此，女子从小就透过社化作用而塑造“烈女从一而终”的思想型模，以及与之相联的价值观念和情感反应。“名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仿佛“从一”是“无上道德”，“事二”便是无底罪恶。就这样，统治伦理化了。因此，中国历来不改朝换代则已，一有改朝换代，所牵涉的不止是统治组织的更换，而且还深入地冒犯着伦理道德。在改朝换代的惊险过程中，成功了固然不愁没有儒生来歌功颂德，失败了则不止得赔掉性命，还得背上“乱臣贼子”的罪名以终古。所以，中国历来改朝换代，很少不是弄得惨厉人寰的。自古以来，为了那点名气，父子相残者有之，兄弟相屠者有之。我不知道这是否“东方的精神文明”。
八 地位与声威要求（1）
一切文化都有地位与声威要求。中国文化是其中发展并且表现得最强烈的。在中国文化里，地位和声威的外表层相是面子。中国文化分子最“爱面子”。“面子”是中国文化分子的第二生命。“面子”是中国文化分子自尊心之最积极的具体表现。“不顾体面”的人在从前是受人瞧不起的。为了“救面子”，中国文化分子所曾作的努力可真不少。因着彼此“顾全面子”，中国过去的文化分子常常轻易地牺牲了实际的利益，甚至于牺牲了对是非真假的追究。跟中国文化分子打交道，首须注意到“面子问题”。如果“面子破裂”了，那末跟着来的立即是情感破裂。情感破裂了，事情就难办。
权力、权威、身份、地位，和声威有密切的相互关联。它们有共同的建构基础，但是各在不同的层相，并且各有不同的功能；因而意义也不相同。权力（power）是藉着命令或其他强制方式使别人照自己的意思来行动或停止行动，甚至发表这样或那样的言论之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是而不一定是已经纳入法治间架以内的。无论这种力量已否纳入法治间架以内，它是一既成事实。这一既成事实是物理的、经济的，或观念的力量构成的。笼罩在这些力量里的个人或团体，常以各种不同的程度受到权力的支配。 ＇37＇权威（authority）是权力所造成的一种压力，也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在有权威与无权威之间，常在知识或权力上有一种位差感。因此，一般人在权威之前多少有自卑感。自古至今，人们要免除权威在心头的压力，常须作并不轻松的奋斗。西方人对权威还有一个概念。奈德勒（ ）说权威是在意料中的合法力量。 ＇38＇所以，这种权威不可滥用。官方权威便是这种权威。身份是建立于血缘、世袭、爵位、官职、功名等等条件之上的。这些条件愈够，则身份相应地随之愈高。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身份极受到尊重。官员固然有身份，有功名的知识分子、教师，以至于绅士，都是有身份的。同为身份，有高低的等差。身份较高的人可以推动身份较低的人。推动别人的人固然得到声威的满足，可是被推动的人或替有身份的人服务的人也常觉分沾光荣。例如，“在大公馆当差”被看做一种有面子的事。从前体力劳动者说“我今天上午替治台大人抬轿”，言下面有得色。
地位是由资格或成就构成的。地位的形式常划分为若干等级。等级像阶梯一样，每爬一步，便是一个“迁升”。每一个“迁升”用一个名号来标别，并且可能有不同的待遇随之而来。中国文化分子的社会观是垂直式的。他们把上下等级的差别看得颇重。考试制度是一部很华丽的梯子。自昔至今，许多才智之士为了爬这部梯子，像爬墙的蜗牛付出体液似的，付出无穷的脑汁。声威（prestige）是比较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