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释放了人性中一些最丑恶的东西，将正常的文艺批评，变成了人身攻击，公报私仇。我不恨那些整我的人，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也不过心里嫉妒而已，大不了背后骂骂街，传一传闲话，那只算是人性的弱点吧，可是“文化大革命”把他们的弱点放大成赤裸裸的恶。但是他们有没有想到，政治运动能打倒侯宝林先生、刘宝瑞先生和我，也就可以打倒相声。这既是我的不幸，也是他们的不幸。在这场浩劫中，没有幸存者。
历史的闹剧（2）
那时候我已经靠边站了，每天早晨上班，打扫卫生、扫厕所，等着挨斗。不过，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对相声都没有动摇，相信终有一天我会重新站在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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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字报（1）
关于“文化大革命”有很多我的传闻，凡经历过的人们都知道，那是一场历史的闹剧。真正的人性在那场闹剧中完全泯灭了。而人性中最恶的一面则发挥得淋漓尽致。同志之间、朋友之间、夫妻之间甚至是母子与父子之间，在当时的环境也会反目成仇。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是一个一切都不正常的年代，身处那个年代我矛盾过、斗争过，也作过一些违心的事情。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动员会上，政委说：“同志们，运动开始了，希望大家站稳立场，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回去大家写大字报吧。”
我是听党的话还是听侯先生的话呢？我当然面临着选择。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不能不管党的号召而跟着侯先生跑呀？我也不敢呀！我当然要听党的。
其实写给侯先生的大字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在开滦矿务局演出时，观众反应热烈，一再要求“翻场”，而侯先生对观众却说：“艺术啊，是鱼肝油。鱼肝油丸你们知道吗？一天吃两粒对你身体有营养，鱼肝油虽然不是毒药，一块吃八斤也药死你。”我们在后台都愣了，真敢说啊！骂观众啊？台下有开滦矿务局的宣传部部长，晚上吃夜餐的时候，侯先生没在餐厅吃，让人把夜餐送到自己房间吃去了。
这位宣传部长讲了这样几句话：“我们是这样考虑的，这侯宝林同志啊，给他的荣誉和他的贡献有较大的差距！侯宝林同志的觉悟和观众对他的要求有较大的差距！他的思想水平和他嘴里所说的话有较大的差距……今天晚上的事情我们要以宣传部的名义给中央写信，反应这种情况。”当时我们都在旁边儿听着。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把这事儿跟当时的造反派头头说了，他说：“写啊！给他写大字报！”我写了，但没写得这么详细，只是写了“侯宝林同志有时候对观众并不是十分热情”。这样的大字报我写过几张，我认为我没出格！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表态，领导又要求写，这是很正常的。侯先生也给我写过大字报，别人也写过，我也写过别人。当然了，我没给自己写，因为我跟侯先生经历不一样，我没经过旧社会，我没像侯先生那样是名家，我不够格！是啊，我把我自己当成革命者了，但是到后来没想到也把我“揪”出来了，敢情我也不是好人！
那位我一直感觉不错的人当上“造反派”头头的时候，便经常拉拢侯先生，侯先生也为了向这些造反派们买好，保护自己，经常悄悄向他们汇报。这些汇报往往是假的：“马季昨天拉着一卡车的人到二七剧场搞武斗去了。”
“是吗？找几个人，斗马季！”
有两个跟班的找到我说：“马季，出来！你昨天干什么去了？”
“我哪儿都没去！”
“不老实！说实话！顽固不化！……滚蛋！”没斗出什么来，让我滚蛋了。
在这里我想多说几句，社会上曾传言，说在文革中我打了侯先生一个耳光。有人说，曾就此事问过候先生，侯先生模棱两可地回答说：“旧社会徒弟打师傅，是常有的事。”侯先生到底说没说过这样的话，我不得而知。但在一些公开的场合出于对侯先生的尊重，我也没有解释过。但现在我可以明确地告诉读者，我从来没有打过侯先生。而且，我一直认为侯先生是我的老师。
但是，凭着这些传言来对待我的那些人，甚至是一些领导，就太不应该了。甚至，粉碎“四人帮”之后多年，在去香港的演出时，还有人把这事拎出来当成他们去香港的条件来说，说是为了做侯、马的思想工作。
假如“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我马季，侯宝林先生是不是还会有这样的遭遇呢？我想也会是这样，他也必然是“反动艺术权威”！可是把一切都搁到我头上了，难道就因为我给侯先生写过大字报吗？
到后来，什么事都和我有关了，批斗“剧团”的政委，本来跟我一点关系没有，也把我弄到批斗现场让我“陪斗”。
我的大字报（2）
“把马季拉上来！低头！”
我弯腰低头站了四个小时，累得我的腰疼痛难忍，我稍微直一直腰，“啪”一脚踢在我的腿上，差点没跪在台上。
整个四个小时应该没我什么事儿，批斗的是剧团的领导，一句没斗我。却让我赔了四个小时。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找不着理由斗我了，让我到剧团去陪斗！等四个小时后，一声“滚蛋”，我却不会走路了，整个身体都是僵的，让人搀扶着才爬上了三楼。
后来，大字报全冲我来了：
“跟马季商榷！”
“跟马季辩论！”
“马季你往哪里逃！”
“马季你不要再为刘少奇翻案了！”
铺天盖地！我都不敢上食堂吃饭了，他们要跟我辩论，路过食堂门口：“马季，别走！”让我站到食堂的台阶上，跟我辩论，名为辩论，实为批斗。
当时，说唱团的领导更有意思了，他指示我和唐杰忠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请革命者深思》署名是马季和唐杰忠。其实都是这位领导指使的。因为这张大字报又把我给“揪”出来了，“揪”出来之后让我劳动改造，每天早上打扫厕所。这位领导是走资派，也在厕所劳动。他在那儿擦大便池子，我过去了，他一看我，我一看他，二话没说他递给我一张小纸条，我偷偷一看上面写着：“《请革命者深思》大字报，你一定要承担下来！”我赶紧扔厕所里了。
好吧！我承担下来！就是我写的！
可我不知道这位领导后来自己当了“叛徒”，他为了自己求得“解放”，他“坦白”了。他跟“造反派”的头说：“那是我写的，不是他们写的，那时候我的思想还是非常‘反动’”。
造反派认为他的态度比较不错。于是，“造反派”们把侯先生等一些老艺人拉过去，把这位领导也拉过去了，目的就为孤立马、唐、赵（马季、唐杰忠、赵连甲）。
我还在牛棚。
造反派们高喊：“斗他！某某某说实话了。”
把我和唐杰忠揪出来批斗：“出来！低头！我问问你们，《请革命者深思。》大字报谁写的？说！”
那位领导让我承担啊，我只能说：“我写的。”
“唐杰忠，《请革命者深思》大字报谁写的？”
唐杰忠说：“马季写的，可是我们俩的观点一样，我们商量的，应该说也是我写的。”“
“谁写的！？”
我们俩一块说：“我写的！”
“某某某，你站起来揭发！”
那位领导站起来说：“《请革命者深思》大字报是我写的，当时我是说唱团领导，我是‘走资派’所以我不能用我的名义写，我把马季、唐杰忠叫来了，让他们抄，抄完了就算他们写的。”
“马季、唐杰忠，《请革命者深思》大字报谁写的？”我不敢说话了，唐杰忠都懵了，接着就是一通狠斗！
“军宣队”和“工宣队”开始审查我，我历史上没问题，解放的时候我十七岁，旧社会我没有胡作非为，新社会一心扑向毛主席、共产党，没有过一点儿反动思想，拿雷锋当榜样，一切模范行动我都带头搞，国家发了我布票、棉花票我都献出来，我不怕审查呀。
查了半天，只是在批判我的时候上上“纲”：“马季是什么人呢？他是资本家的门徒。”因为旧社会我在上海学过徒，我那么点岁数学徒去，我是童工！是受剥削受压迫的，我成了资本家的门徒了？我妈妈是农村出身，既不是地主也不是富农，他们说我是“地主婆的后代”！我爸爸是一个小商人，给人家打工，负责给老板买粮食去，他们说我是“大奸商的后代”！就安了这么几个头衔。没办法，你斗吧，爱怎么斗怎么斗，反正我没问题！也挨打了，也挨踹了，不就完了吗？
后来我知道了，批斗我的稿子是那位“领导”写的！
他们是找不着我一点毛病，要找着我一点毛病，我准活不了！最后，不得不宣布我“解放”。就算我“犯有严重政治错误，鉴于马季同志在作品上还比较积极向上，多年工作还对自己有一点要求，以及长期的表现，我们觉得他应该划为‘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在这里郑重宣布：马季同志‘解放’！”台下哗哗一鼓掌，就算“解放”了。刚宣布完毕，“造反派”的头头站起来了：“我们在这里宣布：马季同志光荣地被批准第一批参加“五七”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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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字报（3）
我申请了吗？你们就批准我？紧接着大喜报就贴出来了，马季是头一个。“工宣队”的问我：“怎么样？你被批准了。”我说：“我没意见，我早就应该走。这也是你们早就安排好的，我一点意见没有。但是我走之前，我要提一点意见：我要问问那位领导我是哪个大奸商的后代？我是哪个地主婆的后代？那个资本家的门徒？我希望他能拿出材料来，我好在上面签字。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闹剧！谁都别埋怨谁！能怨谁呢？“文化大革命”把中国人都弄成疯子一样，那是一场浩劫啊！
但是在“文革”中不管怎样，我对相声一直是有信心的，相声我一定要继续搞下去，因为我太爱她了！你不让我明着搞，我暗地里搞；你不让我说相声，我暗地里琢磨相声。所以在“五七干校”突然让我写相声的时候我在锅炉房里也能写出相声来。
我跟别人说过，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我不把它看成是对我的迫害，它是我的财富！我甚至庆幸我赶上了这个阶段！我要不挨斗去，我怎么能看到各种形形色色的嘴脸！我对人性怎么能有更深的理解？
嫩江的两次历险（1）
我们广播系统三百多人，在1969年的6月进入了靠近祖国边陲的“五七”干校，“五七干校”在东北的嫩江地区，离嫩江市还176公里，到那里我们要拿着“边防证”才能进出。我们呆的地方是一个废弃了的养马场。因为那里的气候条件十分恶劣，十月份上冻，地下都是“塔头”地，一个大包、一个大包长着草，远看是一片草地；等化了冻，就成沼泽地了，走路不小心就能陷下去。周围全是沼泽地，夏天与外界交通断绝，冬天结冰才能与外界通行。这里有四害：蚊子、马蝇、小咬、老鼠，无论是它们的数量还是它们对人的攻击力，都令人永生难忘。
冬天上冻了，马车、汽车和运输工具才能进来。
在那地方只能种一季麦子，用“康麦音”播种机，种上了就不用管它，就等着收了。要是赶上收麦子的季节下雨就收不回来，割掉了也不行，拉不回来。马车、拖拉机陷里头根本出不来。只能用火一点，烧着了，来年作肥料了。
有一次，我和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员金钟一块到麦子地里去干活，割完之后一看拉不回来了，我说我这带着打火机哪，他说：“不用，我这有火。”唰，他就点着了。
我们回来了，他给打成了个“反革命”！说他“放火烧粮食”。当时我还说我这有火，亏没用我的火啊！要用了我的火，我也是“反革命”了。
这“五七干校”的地址是广播局“造反派”的头头选的。他们说了：“这一帮人就给他们送这儿来，以后爱怎么着怎么着了。”那地方当年的日本鬼子都没敢进的，我们去的时候那儿还有日本鬼子修了一半的军用机场哪，养马场也是废的，让我们上这儿来其实就是折腾人，变相劳动改造。
在嫩江的“五七”干校里，我在厨房干活，主要的任务就是揉面，做面食，一天到晚就干一件活儿，面揉完了，蒸上屉就没事了。有一天干完事之后，拿起鱼竿和原来少儿部一位同事钓鱼去了。
我没有时间概念，秋天的夕阳很快就落下的。我和那位同事，往出走了不到一个小时，天就黑了下来，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水泡子。不知不觉天愈来愈黑了，我们俩有些慌了，因为已经看不到回去的路了。我问那同事还记得来的方向吗？他说不记得了。这时天已经大黑了，我问他，怎么办？他说不知道。我对他说，我觉得今天要出事儿。
我们凭着记忆试探着往回走，深一脚浅一脚的，越走越觉着不对。当我看到前面有一片亮光试着走时，突然感觉脚下一滑，一只脚陷了进去。我的脑子还是非常清楚的，这是“塔头”地，我告诉那同事咱们不能再动了，否则咱俩非陷进去不可。只能这样等待着救援的人来。此时，我真的有种恐惧的感觉。
夜更黑了，天也显得更加空旷。当时我想，也许今天就交待在这儿了，我还能不能活着回去呢？因为到了夜里那地方经常有狼出没，而且经常会碰到群狼。
又过了一会儿，我恍恍惚惚觉得远处有隐隐约约的光亮，我对那同事说，好像远处有灯光。他说，是，好像是拖拉机。灯光渐渐近了，有很多人跟着拖拉机的灯光走过来……
原来是晚上点名时，发现没有了我们俩，有人告诉说我们去钓鱼了。干校的领导一听就急了，说这是什么地方去钓鱼，天这么黑了还没回来，这不是找死吗。就发动了干校的全体人员出来找我们俩，而且出动了拖拉机。回去之后，我们俩在大会小会上作了好几次检查才算过关。不管怎样，没有出事，也算我们俩幸运了。这算我在嫩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