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5，796，140．00
挪威……94，472．28
德国……6，152，250．95
奥地利……228，754．20
法国……7，280，817．23
苏格兰……3，913，938．67
英格兰……3，904，235．32
意大利……630，410．10
俄国……5，232，773．45
总计：33，233，792．20瑞典克朗
这份遗嘱有几处要点写得不足和含糊，准确地解释与尽可能正确地落实它，是一项巨大的、复杂的和极其困难的任务。
以四海为家的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实际户籍，以及由此而来的法律谈判的法庭，都不清楚。遗嘱指明的遗产继承者，是一个尚不存在的基金会。大量的金钱，散布在有着很不相同的财产法的不同国家里。来自那些认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亲属偿们般强烈地反对，开始在各方面发生并且分成了若干集团。其存在几乎不为人们所知的索菲女士，也通过一名维也纳律师进入了这场争斗，并且提出了巨大的要求。
遗嘱中指明作为奖金颁发者的瑞典和挪威机构，在接受由于这笔捐献规定转移给它们的巨大而负责的任务方面，也有两种意见，当时对于这引进任务的范围和影响，还不可能预见得到。
那真是一个由各种安排、观点、图谋妙计与持久诉讼等构成的错综沸腾的混合体，卷进去的则有几个国家的金融、科学和法律方面的专家，报界对所采取的每一步骤发表的支持和反对的评论，也使得正在以建议者、劝告者和调解者身份进行勇敢战斗的执行人感到事情并不那么轻而易举。在解决这项巨大财产方面可以想象到会出现的一切困难中，他们没有一件能够躲得过去。
在他死后的一九五○年，只用瑞典文出版的一本题为《一项遗嘱》的书中，拉格纳·索尔曼对事件的过程作了充分和生动的说明。他写道：“这项遗嘱只有一点是完全明确的，那就是指定利烈克维斯特和我作为执行人，以及规定我们的任务。因此，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条款和设法保证我们的特权，就成为我们的义务。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可以摘要如下：
1．法律手续和有争论的事情。
2．与财产清算有关的经济处理，以及按照遗嘱的特别规定办理在“安全的证券”方面再投资的手续。
3．组织一个适宜的管理机构来长期经管这项捐赠的基金，并且正式起草每年分配奖金的章程。”
正象预料中的那样，在诺贝尔的私人物品中，没有任何笔记能够阐明这份遗嘱的简单条款；而这类笔记是非常需要的。但是，通过向那些曾经见过这份遗嘱的他在巴黎时期的朋友打听，执行人能够在许多问题上对遗嘱人的意图得到了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当人们了解到，在他的商业事务中，他总是运用这样一条原则，即自己提出一般大纲和主要安排，然后将事情交给别人去具体执行，因为他们也可以用自己的常识把事情办好；那么，人们也就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的意思是他的遗嘱也将以同样的办法加以执行。
执行人以外交手腕，有时是在引人注目的情况下取得的非常重要的一分，这是使得博福斯在其辖区之内的卡尔斯科加县法院被确定为处理与这份遗嘱有关的法律问题的当然法院。这样，他们就避开了法国的法庭；他们曾担心法国法庭可能破坏诺贝尔意图中的精神，来执行他的遗嘱。
在不同国家几条战线上进行的关于这份遗嘱的诉讼程序被拖延达几年之久，并且由于反对遗嘱的家庭方面所采取的广泛与激烈的措施而变得更加困难。然而，以在圣彼得堡的石油生产公司老板伊曼纽尔·诺贝尔博士为代表的所谓俄国支系，也就是他哥哥路德维格的家族，站到了执行人的方面。经过激烈的持久讨论后，伊曼纽尔·诺贝尔在一八九八年二月声明说，他希望尊重他已故的叔叔的愿望，因此，将不对这份遗属提出异议。这在解决如何执行遗嘱的问题上，是一个转折点和重要的因素；这项声明在诺贝尔基金会的建立方面，实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他们达成了一项对亲属们作某些经济让步的协议，并且同意由政府在执行人提出的建议的基础上，经过与奖金颁发单位和诺贝尔家族的代表协商，然后规定出关于落实这项遗嘱和管理这笔财产的条款。因此，遗嘱人既未规定也没有预见到一项有影响的常识，既瑞典政府仍拥有至高无上、宪法约束和受到尊重的地位。当然，这个政府在推荐和选择奖金获得者方面，却没有权势。
由于还有很多遗留问题需要解决，因此又过了两年，才将一切事情办妥。但是，通过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的一项政府决定，诺贝尔基金会的章程和细则，以及由各瑞典机构授与奖金的特别规则，都被确立下来了。
拉格纳·索尔曼在他关于诺贝尔遗嘱的那本书里，用了下面几句话作结束语：“这场长期的斗争就此宣告结束。由于过去几年的经验，所取得的结果应该被认为是满意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来说，颁发诺贝尔奖金的任务是一项特权，而诺贝尔基金会作为一个整体，则是一项有着巨大价值的财产。从各方面来看，那些关于在执行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委托给我们的责任时必将遇到巨大冒险和困难的悲观预言，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相反的是，它有助于促进对瑞典、挪威和斯堪的纳维亚文化的更大了解和尊重。”
第二十三章 诺贝尔的个性略考
一个矛盾的人
要想对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复杂个性，作出恰如其分而又简短扼要的描述，并且透过六十多年来出现在印刷品中的那些一成不变和通常错误的观点去发现真正的阿尔弗里告德·诺贝尔，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由于真正了解他的人，现在尚在人世的已经寥寥无几，这就更加困难了。加上他非常谦虚，不愿谈论自己，从来没有留下一本私人的日记。然而，在他的一生中，他的确写下了大量谈论各种事务的信件。能够留下这么充分多样的文件和如此丰富多采的材料的人，恐怕为数不多；这浩翰的文件和材料，现在都保存在诺贝尔基金会的档案室里，或者存放在亲友们的手里。
认真地研究这些材料，就会有一种如入金矿的感觉。通过与那些上了年纪的人谈话与通信，可以对他了解得更清楚些；而摘录象享里克·舒克教授等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传记作家，以及诺贝尔最后的至亲好友、他的助手和执行人拉格纳·索尔曼的著作，又可以弥补某些不足。如果再加上这方面或那方面专家们的意见，那么，人们就至少可以指望对这位发明家和捐赠人得出一个客观和相当正确的印象：他看来是一位非常多才多艺的人。
如果有人仅仅通过罗列好与坏、光明与阴暗适当的形容词来描述他的话，那么，这倒没有什么难处，因为对一个聪明的诺贝尔研究者来说，并不需要费劲就可以找到那些适当的形容词。但是束了政治生涯。他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代言人，“英国唯物，在准备使用的那些形容词之间却有着许多疙瘩需要解开和重系，很多错误的判断需要抛弃，很多谜需要解；只有将这副项链仔细查看和重新穿连之后，才能说它上面的每一颗宝石都是真正有价值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心须允许不同的专家用不同的方法来鉴别它的真实性。
在本书的引言中已经讲过，所有的证明表明，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有很大程度上，是一位绝然矛盾的人。
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他身体虚弱、健康不佳，但他却能够在工作中建树惊人的功绩。从早年的贫困与忧虑，他通过但却喜爱偏远的地方和安静的生活。尽管作为一个炸药和武器方面的发明家和工业家，他却厌恶暴力与战争，并且是一名忠诚的和平之友。请注意，这并不是从他的晚期，例如从他在一八七六年会见了伯莎·冯苏特纳或者自一八九五年他决定建立和平奖金才开始的，而是从他青年时代的早期，就一直是这样，在他一生的言语文字中，始终流露着这种感情。
一方面由于也许是被他那糟糕的健康引起的显著不安静的癖性，另一方面则由于他广泛分布的活动，他变成一位从早年起就把整个世界作为自己工作场所的彻底世界主义者。他虽然是他那个时代最大的资本家之一，但却持有某种社会主义观点。他天性谦让温顺，可是在形势的逼使下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他也曾违心地卷进激烈的纠纷与对立之中。他表露出富于想象力的诗人和作家的很多品质，但同时又具有一个天生的商人那种清醒的现实与预见感及筹划能力。他在日常生活中，一向对陌生人采取缄默和回避的作法，但他在当时却起了巨大的影响，他的鼓舞和他在思想与工作中的结果，曾在全世界引起过共鸣。
作为一名机警的观察者，他甚至从年轻的时候起，就对他所看到的一切时常表示不满与怀疑。这个世界包含着很多他所不能接受的事物：“现实曾无情地挫伤了我年轻时心中的理想。”这种世界观无疑是来源于他早期的童年时代，根据前面引用过的他那首自传诗里的话，他多病的身体曾使他成为“他那个小世界里的一个陌生人，他的同伴幸福玩耍时的一个忧郁和沉思的小观众”。后来，对他同伙的扫兴经历，又加深了这种态度。这个笼罩着忧郁的孩子，变成了实验室里的一名害羞的思想家，对很多东西感到有兴趣，但对什么都不感到奇怪。在很多事情上，他一方面是一个不能为自己取得幸福与安宁的怀疑的悲观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是一位体谅人间弱者人类之友，一位对人类的进步和前途充满信心的慷慨贡献者。但最主要的，他是一个探索者、理想主义者和创始者。
将他工作和文字中的证据，与那些熟识他或部分了解他的活动的人在他们的言论与文字中不带倾向性地谈到他的材料结合起来，这是可以办到的事。这样，就可以提供一幅有着最大根据的关于他的表现和个性的图画。
他没有继承他父亲那种洁白的肤色和强壮的体形，也没有继承他那种自信和相当粗暴的性格。他年轻时的形象，同他母亲瘦小的脸庞一模一样。他象他妈妈那样长得又黑又瘦。从现有的他二十五至三十岁期间拍下的照片上——那里他生活中的一些大事还没有发生，他也还没有留起那遮了部分面孔的胡子——可以看出他是一名相当英俊的青年，他那双深深凹陷的眼睛验，努力学习，认真调查研究，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流露出一种专注、聪明却充满忧郁的神采。
但是，如果有人在阿尔弗里德·诺贝尔五十五岁那年看到他，当时他正处于名声和活动的鼎盛时期，并在巴黎住了很久，那么，就会发现他是一位踏着短小而坚定的脚步，为了达到明确目标而匆忙奔走的人；一位低于中等身材、略微驼背的活跃而又严肃的矮个子的人。他有着高大的脑门，蓄着整齐的黑中带有灰纹的短胡子，挂在他那苍白面孔上的胡子，更多地表现出他的性格，而不单是好看。在他的脸上充满着紧张和忧虑的表情，但又被他那双在浓眉下慈祥闪烁的蓝色眼睛变得柔和了些。当他的近视眼需要的时候，他就将系着一条黑带儿的夹鼻眼镜夹在高凸的鼻梁上。他的修饰非常好，他的服装式样不是最新的，但却象他周围的一切东西那样，总是保持着简单、适用和高质量的传统。没有任何一件东西能够表现出他是一位大名鼎鼎或者非常有钱的人，乍一看来，很多生人还会把他当成一个迟钝、阴郁和无足轻重的人。
他几乎是倔强地回避大批吵嚷的人群，但当与可靠的朋友和同事们在一起时，他又完全是另外一个人，表现轻松，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对所有人都彬彬有礼，并且不分朋友们社会地位的贵贱。人们喜爱他，是因为他不摆架子，但却不能不注意到他是一束紧张的神经，必须通过约束自己的办法来防止触犯他。
他那略微粗鲁的声音，有时带着忧郁，有时带着讽刺的语调，而且无论谈到什么题目，他都要作出有趣的评论。他精通五种语言深的研究，为古希腊知识最渊博的学者。哲学上动摇于唯物，在谈话时往往非常自在地从一种语言变换成另一种语言。当他提出一种反对意见的时候，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从他列举的论据中，可以看出他学识渊博、消息灵通，而且意见非常新颖。显然，他并不在乎会冲撞别人。有时他会带着闪亮的眼神，说出一些粗暴的话来，显然是想“敲打一下资产阶级”，并且为这些话的效果感到高兴。
那些通过访问或信件寻求开导的蒙昧的人将会受到欢迎；但对于那些来摆架子、吹牛皮的自负的人，或者来奉迎拍马的人，在客气地、但却坚决地请他滚蛋之前，总要当场训斥他一顿。
当他四十岁到五十八岁在巴黎生活期间，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是一个能够为所欲为的非常有钱的人。但是，他却几乎从不参与这座都会的轻浮生活。青年时代，他曾把这座城市描绘成“一个淫乐的海洋，在那里，放荡和情欲的风暴折断的难船残骸，比狂暴的咸水大海历来所摧毁的船只还要多；那里的一派情景只能使人带着厌恶的心情扭头走开。”随着年代的消逝，他改变了年轻时对巴黎的意见；但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他始终讨厌那种非常有害于社会的环境，而这种环境，则是在任何社会阶层都可能由于懒惰、不负责任、不道德和贪图色情乐趣而发生的。在人性中的那种卑鄙和自大，在政治中的黑暗交易，在商业生活中的欺诈，以及任何用哗众取宠的庸俗手腕，对他来说都是格格不入的。
他在各方面都是一位谦虚的人，他不时地参加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们的友好聚会，但他却避免出头露面，并且从内心里厌恶社会活动。
在马拉可夫大街他那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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