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总是要去看望她的。他在五十岁那年曾经写道：“假如斯德哥尔摩不是座落在离北极星三步远的地方的话，那么，我就会突然地跑到那里去过圣诞节，并且捧着我的盘子，要一块布丁吃。”
和平之友
关于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和他的和平奖金的文献及其争论表明，在他对和平感兴趣的基础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认为，他的和平兴趣，在年轻的时候并不明显，只是到了晚年由于受到外部影响，才发生了这种兴趣。另一些人认为，作为一个被用于战争的炸药的发明家，竟然变成一位和平旗手和促进者，这是一件了不得了事情。还有一种说法是，也许他是为了减轻内心的惭愧，试图对他的炸药在被用于战争和其它暴力行为中所造成的那些破坏性的结果进行补偿而采取的一种办法。
有大量材料可以驳斥这些观点。他对为了和平目的而发明的炸药，也会被用作战争的武器这一点，曾经表示过忧虑；但是，他既没有良心上的责备，也不对通过维护和平的努力能够制止这种朝着错误方向的发展抱有任何希望。他对黄色炸药作为矿业和交通运输业杰出的助手这种正当的主张，在内心里深信不疑，但他也曾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能够不被误解或不被人讲坏话的事情。”作为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他走得更远一步。特别是在一八八七年发明了混合无烟炸药之后，他曾多次宣布说，如果能将炸药在技术上完善到一种可怕的破坏程度的话，那么，他认为它就会成为歇制战争的东西。他争辩说，只要知道还有这种可怕的炸药存在，就将制止人类使用它们作为战争的武器，从而也就促进了和平。通过早在一八七六年表达的这一具有远见的思想，他象通常一样，远远站在他的时代前面。
如果人们对他从二十岁直到六十岁期间以言论和行动表现出来的思想方法进行研究的话，就会发现诺贝尔对涌向他的大量建议，都曾急切地予以考虑；这些建议很快便会唤起他自己的意见，而这种意见则常常是非凡的，并且很少有含糊不清的情况。他并不是在任何程度上也不受别人影响的。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对战争的厌恶和对和平的兴趣，在他的生活中可以追溯到多么早的时候呢？经过周密地研究之后，人们倒想回答说，那也许是生来就有的，并且被他早年取得的关于人性的概念所证实，正象他所说的那样，这种性格是“通过学习与研究自然本身这座大课堂的课题”而产生的。他相信他曾对这些课题正确地予以解释，这就是为什么他对于大多数事物有他自己非常明确的观点的原因。
因为在童年长期身体多病，他被迫成为一个习惯于用脑子警觉观察事物但却并不活泼的孩子；这种情况甚至在他的童年时代，就使他养成了沉思的倾向，对于生活奥妙与世间罪恶的观点，在他青年时代的文学创作中，以及在他作为一个成年人的书信中，经常再现出来。他成为一个不带偏见的追求者和自由的渴望者。他越来越多地相信，人类的进步与幸福，最好是通过和睦与协调来争取。他有一种勇敢的开拓精神，但却丝毫也没有权利的欲望，更没有任何去征服别人的领土和掠夺他们的财产的意愿。同个人进行争吵，对他来说是件格格不入的事。他在一八八三年曾写道：“我避免争吵，就象躲避瘟疫那样，即使对那些给我充分理由与之吵架的人，也是这样。”因此，他憎恶国家之间的战争，这种战争在通常情况下，不过是个人之间的争权斗殴被扩大为集体的舞台表演罢了”他对于这种战争的动机，往往是无法理解的。他的信件对于他的这种态度，提供了很多证明。
就我们所知，诺贝尔并没有留下关于他在青年时代所经历过的美国南北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对他的影响和他的反应的材料。但是，在一八五五年九月十三日寄往瑞典的一封信里，有几行字给了我们发现这位年轻人在战争期间思想状况的线索。正当伊曼纽尔·诺贝尔同他年轻的儿子们，在政府的命令下，在喀琅施塔得城堡紧急从事防御性的雷器制造工作时，阿尔弗里德写道：“这个地方当然不会给我留下任何使心灵愉快的回忆。……因为在俄国，对沙皇的祈祷要放在对上帝的祈祷前面。”象他这样一个着迷于技术事务和试验的人，竟然写出这样的话来，可以设想他的不快是由造雷工作的军事和破坏性质所引起的。
他年轻时代能藉原文欣赏世界文学，这意味着十八岁时诺贝尔在书的领域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运用自如了。自由派及具有乌托邦和平主义思想的雪莱，对诺贝尔的文学尝试曾有影响；他从雪莱身上发现一种混杂着宗教、批评和世界改良色彩的思想方法，这同他自己的性情及对于道德的一般态度是吻合的。由于他的科学性质和职业的因素，诺贝尔当然更现实些，并且追求那些比较可取的目标，但是，特别在和平事务这类问题上，他受到了雪莱的激励。然而，如果认为这位英国诗人就是使诺贝尔倾向于世界自由与和平的引导人，则恰恰是混淆了因果关系。首要的因素是他自己的性格，这种性格在具有同类精神的那些激动人心的作品中，找到了共鸣。
诺贝尔在日常生活中，一直躲避那些无事生非的人，以及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粗暴扰乱别人的人。他有很多办法来避开经理与公司之间的冲突和那些经常发生的专利权诉论。他首先主张和解，在和平的气氛中工作，并且在友好的基础上加以解决，即使这种解决在当时要使他蒙受损失或付出巨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他认为从各种角度来看，这种作法都符合最大的长远利益。他所经历的为时最长的化学诉论案，即线状无烟炸药那场官司，就是一个良好的例子。这场官司是由诺贝尔炸药公司在违背他所表达的意愿的情况下发动的，结果造成几年不愉快的忧虑和巨大的经济损失。诺贝尔感到在不用战争来解决国际分歧方面，就好象在日常生活中一样需要和平的工作环境。诺贝尔曾以各种语言在很多场合把战争称为“恐怖中的恐怖，各种罪恶中的魁首”。
在一些辩论和书籍中，曾指出奥地利的和平战士伯莎·冯苏特纳（她出嫁前的母家姓为金斯基女伯爵，1843—1914），是最早唤起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对和平感兴趣的一个人，而他那些关于预防战争的观点，就是由此形成的。在这里，简要说明这一点是必要的。对她所起的作用必须估计到，但不应予以夸大，因为她的影响并不是来得很早，不足以成为一个基本的和决定性的因素。强调伯莎·冯苏特纳的巨大影响这一派观点的主要来源，也许是她在一九○九年写的回忆录；这位于一九○五年获得和平奖金的作者，在她的回忆录里，在谈到她与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关系时，可能给了人们这样一种印象。有几位作家，特别是那些妇女，很自然地曾对这种观点加以鼓励和赞助。然而，应该指明的是，这两个人终生只有三次在一起相处，一次是一八七六年相处了一段时期，另外两次则分别在一八八七年和一八九二年。他们彼此相慕，并且开始通信。自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期，已知的重要信件就有三十封左右，其中大约有一半是关于和平事业的。当一八七六年在巴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当时年轻的伯莎·金斯基来申请当诺贝尔的秘书，她自己在那个时候曾经说过，她对于和平没有任何积极的兴趣。在她的回忆录里，她讲过在那个时候，正是诺贝尔本人提出了取得世界和平的手段这个问题。尤其说到：“我真想发明一种具有那么可怕的大规模破坏力的物质或机器，以至于战争将会因此而永远变为不可能的事情。”
十几年后，当他们于一八八七年冬天在巴黎诺贝尔的家里再次相会的时候，伯莎·冯苏特纳在俄国的高加索度过多年的艰苦生活后，刚刚回来不久，因此带来了对于俄土战争恐怖情况的生动印象。她现在完全被和平运动的思想所吸引住了。这种和平运动在政治动乱时期，由于威廉·洛温萨尔等几位著名创始人的推动，正处于发展时期。她已经打定主意，要为这种思想而工作。
然而，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大约是在一八九二年，当她于伯尔尼和苏黎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与诺贝尔相处的时候，就和平事业交换思想与信件的事，才算真正开始。如果注意到他们之间的会见是依诺贝尔的典型脾气安排在苏黎世湖他为之骄傲的那艘铝制游艇上，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这时候的伯莎·冯苏特纳，已经成为有着几部著作的著名女作家了。她的书，包括一八八九年出版的那本曾引起很多议论的和平呼吁：《放下武器》。她在维也纳建立了一个“和平之友协会”，并且成为当时正在进行中的第四次世界和平大会的领导成员。她对于自己的信仰与宣传，几乎是一个狂热者；从那时候起，她煽动着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热情，并且在对于这一运动有意义的几年斗争中，一直不断向他通报她的活动以及她的追随者们的情况。她经常向他提供大量的剪报、宣言、呼吁书和小册子，以便使这个有钱的单身汉象她给其写信的很多别的人一样，不能忘记在这项有价值的事业中需要花费大量的钱。因此，正是在这几年里，即从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五年期间，而可能不会是更早的时候，她在和平问题上，或者于他在遗嘱中写上了关于和平奖金的条款这一点上，可以被认为是曾对诺贝尔的态度起过影响作用的人。
从诺贝尔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尽管他健康状况不佳，并且有着很多各种急迫的事情要作，他仍然与其他一些为和平运动工作的理想主义者们保持着接触。早在一八八五年四月，也就是在与伯莎·冯苏特纳于巴黎相会之前的两年多，他在给比利时的一位和平倡导者的信中写道：“我越来越多地变成一个哲学家了。我对于未来的梦想，与迪奥克莱蒂安那块用忘河之水浇灌的卷心菜园有点不同。我听到的炮声越多，看到的流血、合法的掠夺与得到许可的报复越多，我的这种梦想也就变得更加栩栩如生和强烈难忘起来。”他在一八八六年一月给一位英国朋友的信中写道，他对于“在这个爆炸性的世界上能够看到开放得象玫瑰花那样鲜红的和平之花，抱着越来越真诚的希望”。
一八九一和一八九二年是重要的两年，因为诺贝尔关于解决和平问题手段的思想，在那时已经成熟到他觉得能向私人朋友以及几位和平运动的代表来阐述它的程度。在这里只能将这些信件和声明的梗概简单地摘述一下。虽然他的这些思想是高尚与理想主义的，但却构成了一种摆脱幻想的观点，诺贝尔是以现实主义的思想出现在这方面的；此外，这些观点也许正是和平奖金思想的核心。
伯莎·冯苏特纳总是感情激动、罗罗嗦嗦地鼓吹着一些崇高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他以尊敬而客气的态度给她写信，但却有着很多反对的意见。在和平目的的重要性与渴望实现这些目的的紧迫性方面，他完全同意她的观点；但是，对于她和各种和平组织打算采用的方法，他却深表怀疑。她与这些和平组织关于总裁军的思想，被他认为是不能实现的而加以拒绝。一八九一年，她在寄去很多政策声明之后，接着要求他为在伯尔尼举行的和平大会捐献经费，她接到的钱数较少，并且还附来了下面一段话：
“我认为缺少的不是金钱，而是一个真正的纲领。只有良好的愿望，并不能确保和平。同样，宴会和冗长的讲话也无济于事。人们必须拿出一个能为那些有好意的政府所接受的计划来。裁军的要求，实际上只能使自己成为荒谬可笑的，而不能使任何人得到任何好处。关于立即建立一座仲裁法庭的呼吁，将同上千种偏见发生冲突，并使一切有野心的人都变成你的敌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人们必须以适度的开始为满足，并且按照英国的法制去做，在英国的司法中遇到难以决定的案件时，就制定一些只在两年或一年内有效的临时法。我不认为会有很多政府拒绝考虑这样一种温和的建议，如果它能够得到杰出的政治家们支持的话。例如，要求欧洲各国的政府接受为期一年的约束，能将它们之间发生的各种纠纷，都提交到为了这一目的而建立的仲裁法庭上去；或者，如果它们拒绝这样作的话，至少能在同意的时间内，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这种要求并不太高。这看来是件小事，但只有通过满足于这种很小的进展，人们才能够取得重大的结果。一年的时间，在国家生活中是无足轻重的，甚至就连那些最好斗的部长也会说，在需要使用暴力破坏这项短期协议的时候，一年时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当限制期满时，各国将急忙把这项和平协议再延期一年。就这样在不造成任何担忧和几乎是察觉不到的情况下，就可以取得长期的和平。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有可能来逐渐考虑那个为所有正直的人们以及几乎一切政府所希望的彻底裁军问题。假设尽管有了这一切，两个政府之间仍然爆发了一场冲突，在那个时候，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最大可能，即在十之有九的情况下，将于它们必须遵守的强制停火的期间内，有时间来平息这场冲突呢？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混在人群里在没有被人认出的情况下，参观了在伯尔尼城举行的和平大会，并且由于这次参观的印象，他决定以某种方式进一步积极地参加和平工作。因此，他在一八九二年聘请了一位退休的土耳其外交家，即格雷戈里·阿里斯塔奇·伯伊，他的任务是“让诺贝尔经常熟悉政治潮流和欧洲和平工作的进展情况，并且试图在报刊上开展和平工作”。这项合作的结果是微不足道的，但他们之间的信件往来却是很有意义的。
在向阿里斯塔奇提出了类似他向伯莎·冯苏特纳建议过的那些观点后，诺贝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