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多数股票。它们主要包括：
英国南非炸药有限公司（现称非洲炸药有限公司）；
蒙特利尔的哈米尔顿炸药公司（现称加拿大炸药有限公司）；
加拿大的北方大炸药有限公司；
平冢的日本炸药有限公司（后来被日本收归国有）；
比利时的阿朗东克南非公司。
对黄色炸药和类似炸药的应用，并不仅限于矿业和其它工业企业。也许有趣的是，《英国药典》在一八八五年第一次承认利用硝化甘油作为一种药品；片剂和溶剂的硝化甘油，很快便被普遍用于治疗心绞痛等病症。药典认可的最大剂量为每次只服到一至二片，每片含有的硝化甘油，不得超过百分之一喱。据报道，有一个农业工人在一次打赌时，喝了一小瓶硝化甘油，结果是死在路边并被冻僵。尸体被抬到一间外屋，和在火炉旁边、想把它烤化，但硝化甘油爆炸了，整个建筑物都被毁掉。
在美国曾经有过这样一项建议：利用黄色炸药来无痛屠宰牲畜。当时使用的屠宰方法，在使人道主义与必要的杀生协调一致情况下，就要求有相当熟练的技巧。而在农村的屠宰场，雇用的工人大半是些没有经验的人，一头牲畜，往往要挨很多刀才能被杀死。如果使用黄色炸药的话，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在美国和印度，黄色炸药还被用来加速降雨等自然运动，据说还取得一定成功。在纽约，有一次长期干旱，曾使得这个城市来自克罗顿引水管的供水缺乏；放到天上的一个载着二百磅黄色炸药的气球，“以巨大的威力进行了爆炸。爆炸之后，立刻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在美国的得克萨斯州，政府的农业部曾在这个州的部分地区进行过一系列的试验，因为那里气候干旱，“有时竟连续三年”不下雨，从而使得农业生产实际上成为不可能的事。大宗的黄色炸药，在晚上十点钟前，每隔一分钟就爆炸一次，“第二天凌晨三时雷声大作，接着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当地的一些被誉为精明的天象判测家们宣称滴雨不下，从而提供了一个重要证据，这场雨是由于爆炸引下来的。
在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后半叶，英国开始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最显著的一次经济衰退中恢复过来。在这一期间的炸药贸易清楚表明，它在这场衰退中所遭到的影响，没有达到其它贸易那种程度。因为这种商品在战争前、战争期间和战后的破坏和建设中都是需要的。
甚至在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生前，炸药就已经成为一项关键性的工业。从地球内部有效地开采很我非常重要的、工业赖以生存的原料，需要依靠炸药；在交通建设中，当现存的障碍必须去掉时，也要靠炸药。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在世时，主要是通过他在苏格兰的阿迪尔，从各方面看到了这种发展，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阿迪尔工厂能够提供世界炸药需要量的十分之一，即每年约五千吨。
英国公司迄今的发展情况，留待关于托拉斯组成的第十五章再叙。
法国公司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年轻时，就曾在他的学习年代来了解过巴黎，在后来的旅行中，他也经常访问拿破仑三世时代的法国。他喜爱这个国家，因此，曾试图将他的发明在早期就介绍到那里去。然而在开始的时候，由于在生产和销售火药方面有着国垄断机构“火药与硝石管理局”，他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在硝化甘油炸药出现于市场之后，不幸的是被认为也要将它们纳垄断范围。直到一八六八年，诺贝尔亲自或由他的代理人在巴黎进行了初步的探测和实地表演之后，仍遭当局的忽视和冷冰冰的拒绝。
一八六八年对他来说，是难忘的一年。他同在利弗顿的一家企业“巴布父子铁铁器工厂”，进行了初步接触。他设法使这家工厂的小老板，天才的工程师和炮兵上尉保罗·弗朗塞·巴布（1836—1890），对黄色炸药发生兴趣。巴布先生拿出了二十万法郎作赌注，要求百分之六的利息和分享一半利润。这项合作一直保持到保罗·巴布死的时候，并且逐渐扩大到包括更广阔的地区和更大的企业。
最初的同几年，国家垄断机构不断拒绝诺贝尔和巴布提出的所有关建立一座法国的黄色炸药工厂的建议。但当时的外交政治进行了干预。拿破仑三世掉进了俾斯麦的圈套，一八七○至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战争爆发了。在战争最初阶段，法国的总参谋部惊恐地发现，德国的工兵使用法国不予理睬的新爆炸物黄色炸药来炸毁法国的堡垒和桥梁。埃德蒙·雷鲍夫元帅发出警告说：在这场战争中使用它已经为时太晚。经过很多纠纷之后，国防部长利昂·甘贝塔戏剧性地乘坐汽球到达图尔的几天后，以现在的“第三共和国”而不是原来“帝国”的名义，命令巴布的企业以最快的速度，建立一座黄色炸药工厂。于是，诺贝尔这座接受六万法郎国家赠款的法国工厂，终于在一八七一年春注册落成，工厂建在远离战区的法国南部靠近的旺德勒港的保利勒。
这场诺贝尔讨厌的战争，就这样再一次给他的生产带来了好运气。但在停战之后，他在巴布先生及其良好联系的帮助下，赶忙将黄色炸药投放到意图中的正确市场——为采矿和交通建设进行准备工作。
巴黎公社时期，有些暴动的民众用炸药自制成炸弹进行杀伤，在全国引起了对于任何新式炸药都有一种被夸大了的恐惧感。一八七一年秋天，国民议会再次通过了禁止私人制造炸药的法令，并且勒令关闭保利勒工厂。巴布以其同伙的名义提出抗议和索赔，呼吁说黄色炸药对和平时期工业也有用途等，但一概遭到拒绝；直到一八七五年，民用的黄色炸药生产才重新开始。巴布在利弗顿的一座临时工厂，被允许进行纯粹为了出口的生产，产品主要销售于比利时等地，无疑也包括仍为德国人占领和法国地区。
尽管有大量的通信往来谈到各种事情，但是，可尔弗里德·诺贝尔却只字不提他对普法战争中双方利用炸药的看法，这同他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作法一样，他对任何时候在战争中使用炸药进行破坏都一概保持缄默。在普法战争期间，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苏格兰度过的，忙于实现阿迪尔工程。虽然他知道黄色炸药现在被用于远离他意向中的目的，但却感到他作为一个小人物，对于干涉这种强权政治无能为力。他知道任何阻止由于他的发明这一阶梯所引起的崩落现象的试图，都将是毫无用处的。他必须以善待恶，容忍那些由于背弃建设性目的而演奏的破坏性插曲。
对于他的伙友保罗·巴布来说，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他是一位法国军官，他热衷于复仇和战争，政治和强权，自我吹嘘和功劳荣誉等思想，当然，首先还是喜爱金钱。熟悉这位有才之士的人们曾向诺贝尔透露，巴布甚至考虑用各种手段，以便在可以允许的情况下来取得这些东西。诺贝尔曾恰当地给他作了下面的结论：“一位能干的人，一位杰出的总经理，但是，由于有着象印度橡胶那样伸展的意识，可惜使大量的聪明才智，很少用于专一的地方。”
巴布先生在诺贝尔出色的组织里有很多的股票，在十九世纪的七十和八十年代，也曾取得过成功，但后来同一些类似他的人一起，给正在繁荣的诺贝尔公司的名誉，出乎意料地造成了巨大破坏。好在由于生产、经济和扩展方面的稳步上升局面，这种破坏还没有影响公司的前进。
在第十五章论述托拉斯组成时，将介绍一些关于法国的诺贝尔—巴布公司新近的发展情况。
在其他国家的迅速发展
精力充沛的诺贝尔和巴布等伙友，不能让一处又一处的禁止和限制，来阻碍他们认为是国际性企业的发展。所以，当法国市场在一八七一年被中止后，他们立即将注意力转向别的国家和顾客们。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中部欧洲，正处于政治和社会动乱状态。诺贝尔等人经常在那里长途跋涉，有时一起出发，有时单独行动，到各国去进行探试和计划。这是一些经历丰富与完成工作较多的年代，也是充满着各种忧虑的年代。在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三年间，先后在九个国家里建立了不下十座工厂（其中两座在美国），投产初期的年产量总共达三千吨。
我们幸运地找到了一张诺贝尔制作的登记表，上面开列着这些年来由他自己或其助手建立的所有工厂的名单。读者们可以从这份再制的名单上，得到一幅比较清楚的廓影：
企业名称及厂址建成年份
瑞典斯德哥尔摩附近的温特维肯1865
德国汉堡附近的克鲁梅尔1865
挪威奥斯陆附近的利萨克尔（后迁恩格尼）
（美国新泽西洲的小渡口——美国爆炸油公司——1870年被毁）1866
奥地利（现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附近的扎姆基1868
美国旧金山附近的石房谷1868
芬兰赫尔辛基附近的汉科1870
苏格兰格拉斯哥附近史蒂文斯顿的阿迪尔1871
法国旺德勒港附近的保利勒1871
美国新泽西洲多佛附近的麦凯斯维尔（现称肯维尔）——大西洋大火药公司1871
德国科隆附近的施莱布什1872
西班牙毕尔巴鄂附近的加尔达卡诺1872
美国纽约附近的大火药公司1873
瑞士弗吕伦附近的伊斯尔顿1873
意大利都灵附近的阿维利亚诺1873
奥匈帝国的雷斯堡（现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1873
名列这份名单之首的是诺贝尔在斯德哥尔摩附近温特维肯的硝化甘油制造厂，这是世界上第一座改产黄色炸药的工厂（由阿拉里克·利德伯克于一八六七年负责转产）。接着是另外四家从爆炸油时代开始的工厂，其中有两家在美国；再往下是在扎姆基的附属工厂，这座工厂是由在汉堡的第一家企业建成的，旨在供应奥匈市场；另外十座工厂是在一八七○年之后建成的，纯系生产黄色炸药及其后来的改良品种。作为一条规矩，每家工厂都有自己的由当地股票持有者作后台的本家公司，但多数股票是在诺贝尔手里。几年之内，通过预谋、斟酌和明智的生意感，诺贝尔从他的股金中得到的收入，大大超过了在各国出卖专利权所能得到的最好收入。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瑞士国家开始计划修建圣哥特哈德铁路。这条通过阿尔卑斯山脉的铁路，有三百二十四座山桥和八十座隧道，从戈申嫩到埃罗洛的隧道也在那里，这条穿过花岗岩全长九点三英里的隧道，在当时是一件了不得的工程，于一八七二年至一八八○年间凿成。为了及时供应这项工程的需要，诺贝尔和巴布成立了一家瑞士公司：“诺贝尔黄色炸药公司”，在靠近弗吕伦的伊斯尔顿建了一座工厂。这家公司由于国家订货而赚了很多钱，在从黑色炸药改用胶质黄色炸药后，这项隧道工程也进展迅速，并且大大节省了成本。
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拉丁文国家，对改良型的炸药需要量也越来越多，最初的几年，是由在奥地利、瑞士和法国的诺贝尔工厂提供的。然而，，由于边界经常封锁，加之经常需要多次进行麻烦的装卸和其他不便，于是，便在每个国家建立了公司和工厂。
在开始的几年里，如果工厂的建立和技术领导，不是在这位发明家和阿拉里克·利德伯克的监督下的话，那么这些企业能够那么快地开工，就是一件非常可疑的事了。这些新的企业由于借鉴了以往的全部经验和安全措施，从而使过去在老厂发生的那些造成灾难和停产等预想不到的危险以及随之而来的麻烦，能够得到避免。
在黄色炸药发明后的十年期间（1867年—1877年），当工厂及其组织正在扩展的时候，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在当时情况的支配下，过着一种不得休息和高度紧张的生活，他在旅行方面花了很多时间。这些岁月为他的成功与发明奠定了基础，但也使他付出了几乎难以置信的忧虑和辛苦等代价。这在他的健康及在他对周围世界人委事的看法方面，都留下了烙印。
没有一天他不需面对各种重要问题：公司的财务和组织问题，取得可信赖的伙友和助手担负经理职务，招聘合适的监工及技术工人来从事这项极端敏感而又包含非常危险因素的生产，在边远地区建立新的建筑物，并且根据各国不同的法律采取错综的安全措施。这位发明家积极参加计划和开始每项新的工程，推动它取得成功。但对各公司的具体工作，他却很少亲自过问。
不管他在哪里，都能显示出他的效率和精力，很多场合证明他是一位熟练和有鼓舞力量的生意人与组织者，但他常说，他对这方面的工作没有兴趣，他认为这类事务对他的研究工作，有着很大的干扰。那就是为什么他从来没有一个私人办公室的缘故。毫无疑问，他在家里的实验室里一个人进行试验和思考所用去的时间，多于他同别人、当局及广大以司进行争辩的时间。由于他脆弱的健康和不寻常的情绪、这类交涉谈话，经常象套在他脖子上的一块磨盘
第十三章 迁居巴黎和爆炸胶的发明
前面的几章已经谈过，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在几乎整个欧洲，并且某种程度上在美国，有着公司、工厂以及由此而来的很大经济利益。由于他周游列国，长期呆在异邦，加之他精通几种语言，如果说真的有以四海为家的人，那么他就是一个。当他自己说：“我的故乡就是我工作的地方，而我则到处工作”这句话时，在内心里他却是一位爱国的瑞典人。他亲爱的母亲住在瑞典，他经常怀念瑞典，而且一旦可能他就回到那里，他从未放弃他的瑞典国籍。
在一八六五年至一八七三年期间，他的家、实验室和事业的焦点是在汉堡。最后的一年，当各种事情看来都在良好和大规模发展时，他想更多地在事件的中心进行工作。由于同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