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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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呐喊- 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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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总罢课。6月3日4日学生在街头演说,又有七百多人被捕。陈独秀起草了一份《北京市民宣言》,向政府提出了几项最低要求,包括: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取消步兵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等几项。6月11日晚9时,他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这张传单的时候,被京师警察厅便衣密探抓住。关了几个月,经多方营救。9月16日获释。他从此离开北京,到上海去办他的《新青年》去了。
  在上海,他不断写信来,约鲁迅为杂志写稿。例如,1920年3月11日他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同年8月22日他收到鲁迅寄来的小说稿《风波》,即写信给周作人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同年9月28日给周作人的信又说:“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十多年之后,那时陈独秀已经关在国民党的狱中了,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深情地说:“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1919年的8月间,鲁迅兄弟卖掉了绍兴的故宅,合买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十一号罗姓的房屋,作为全家的住宅。12月1日,鲁迅动身回绍兴去。二十四日,他侍奉母亲,带了妻子以及三弟周建人一家,启程到北京去。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故乡。他将这一次回乡的事写成小说《故乡》其中说:
  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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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坏这铁屋的希望(9)
在这篇小说里,除了宏儿这个人物是虚构的以外,几乎是如实地记述了这次搬迁的经过。
  在这篇小说里,鲁迅以他童年时代的好友章运水为原型,塑造了闰土——一个朴实、勤劳、淳厚的中国农民的形象。“多子、饥荒、苛捐、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他满怀同情地写出了中国农民所受的苦难。
  在小说的结尾,鲁迅表示了他对新的生活的渴望和信心:
  我希望他们(小说中的宏儿和闰土的儿子水生——引者)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全家迁居北京以后,鲁迅结束了七八年来独自一人住会馆的生活。住在一起,一起吃饭的,除了母亲和妻子以外,还有二弟一家子,三弟一家子,又是一个聚族而居的大家庭了。
  从五四运动前后开始,有了《新青年》、《新潮》和一些报纸的副刊作为发表作品的园地,出现了一批用白话文写作的作家,于是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学社团。1921年1月4日,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十二个发起人是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茅盾)、蒋百里、叶绍钧(圣陶)、郭绍虞、孙伏园和许地山。他们主张“为人生的艺术”。1921年1月,沈雁冰接编《小说月报》,把这个鸳鸯蝴蝶派的刊物改变成了提倡新文学的主要阵地。发表创作之外,还注意介绍俄国和北欧的作品。茅盾在《我和鲁迅的接触》一文中谈到了鲁迅和文学研究会的关系:
  这个团体是“五四”以后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成立前,是郑振铎写信给我征求我做发起人。当时我同郑振铎并不相识,北京方面有周作人等,但没有鲁迅。那时鲁迅在###工作。据说有一个“文官法”规定:凡政府官员不能和社团发生关系。鲁迅虽不参加,但对“文学研究会”是支持的,据郑振铎讲,周作人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就经鲁迅看过。他还为改革后我负责编辑的《小说月报》撰稿。“文学研究会”除以《小说月报》为代用机关刊物外,又出了一套《文学研究会丛书》。
  鲁迅的小说《端午节》、《社戏》、《在酒楼上》等篇,最初都是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他翻译的《工人绥惠略夫》、《一个青年的梦》、《爱罗先珂童话集》等书,都曾经编入《文学研究会丛书》。这也可以看出他同文学研究会关系的密切了。他的文学思想,同文学研究会的主张也大体上是一致的。
  小说之外,鲁迅在《新青年》上还发表了《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两篇论文,提出了他对于家庭问题、妇女问题、婚姻问题的意见,对中国专制主义文化传统中的道德观念、伦理观念进行了正面的挑战。而反对宗法家族制度,反对礼教,要求妇女解放,正是五四运动为民主和科学而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
  《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了周作人译的《贞操论》一文,作者是日本与谢野晶子。文章对于把贞操作为应该普遍实行的道德原则提出了种种质疑。作者说:“我对于贞操,不当他是道德,只是一种趣味,一种信仰,一种洁癖。……没有强迫他人的性质。”鲁迅发表在第五卷第二号上的《我之节烈观》,就是对周作人的这篇译文的响应。鲁迅指出:中国历朝统治者和社会都表彰节烈,是不道德的。文章说:
  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现在所谓节烈,不特除开男子,绝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体都遇着这名誉的机会。所以决不能认为道德,当作法式。上回《新青年》登出的《贞操论》里,已经说过理由。不过贞是丈夫还在,节是男子已死的区别,道理却可类推。
  

毁坏这铁屋的希望(10)
鲁迅的结论是:“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他要求解放妇女和实现男女的真正平等。“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篇论文提出:人应该着眼于未来,父母“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处在这社会变革的时代,更应该有“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的精神,“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篇文章还提出:不可能离开社会改革来改革家庭,“觉醒的人,愈觉有改造社会的任务”,“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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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和绥惠略夫(1)
北京《晨报》于1921年10月12日创刊副刊。由孙伏园编辑。副刊有一个叫做“开心话”的专栏,每周一次,登一些比较轻松的文字。孙伏园请鲁迅为这专栏写一篇分期连载的稿子。这样,12月4日的报纸就刊出了小说《阿Q正传》的第一章:序。署名巴人。一部现代文学的杰作就这样悄悄问世了。
  孙伏园的约稿,只不过是触发的契机罢了。其实这是他早就想要写的。这篇“序”一开头就说了:“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后来他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又说:“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因为有这次约稿,鲁迅就将它写了出来。
  小说写的是辛亥革命前后江南一个小村庄里发生的故事。主人公阿Q是个破了产的雇农。“阿Q没有家,住在未庆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做工很卖力,博得过“真能做”的称赞。然而他受尽了豪绅恶霸直到地保的欺凌、剥削和压迫,甚至连最后的布衫和棉被都被讹诈去了,弄得他剩下的全部财产只是一条万万不可再剥掉的裤子。他没有生路,做了窃贼。辛亥革命的风声传来,他看到了赵太爷他们对革命的恐惧,感到这也许是改善自己处境的一个机会。“‘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小说描写了他这时候的心态:
  不知怎么一来,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他得意之馀,禁不住大声的嚷道:
  “造反了!造反了!”
  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这一种可怜的眼光,是阿Q从来没有见过的,一见之下,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他更加高兴的走而且喊道:
  “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
  显然,阿Q弄不清楚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他对改善自己处境的要求却是真实而且迫切的。
  当他满怀希望前来投降革命党的时候,革命党假洋鬼子却不准他革命。
  小说这样介绍了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新政权:“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这一伙“革命新贵”上台之后干些什么事呢?举人老爷为了要追一个农民“祖父欠下来的陈租”,可以把这人抓来下到狱中。而阿Q,竟被这个革命政权为了示众的需要诬为盗匪枪毙了。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
  设想一下,假如阿Q的命运不是这样悲惨,他的革命竟然成功了,那么,情况会怎样呢?小说是这样回答的: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
  够了!阿Q王国的政治纲领就是如此!小小一个阿Q何足道哉,天王洪秀全定都天京之后的作为,不就是一个放大了一百万倍的阿Q吗,那时,革命尚未成功哩。
  阿Q就刑之际,说了句颇有点英雄气概的豪语:“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恐怕真是会这样。一个阿Q倒下去,千万个阿Q站起来!鲁迅是预见到这一点了的。他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预言:
  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
  

阿Q和绥惠略夫(2)
他这些话是1926年写的,到了1933年2月21日,他同美国朋友斯诺有一次谈话,斯诺问他:“你认为在中国阿Q依然跟以前一样多吗?”鲁迅大笑道:“更坏。他们现在管理着国家哩。”在鲁迅看来,当时国民党的统治就是阿Q的统治。
  鲁迅以极大的艺术力量和思想力量创造了阿Q这个具有广泛概括意义的典型形象。作为阿Q性格特征的是著名的“精神胜利法”,他能把所遇到的一切糟糕的事情都解释成为自己的“胜利”。他是这样的穷困,可是他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或者说,“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这些不着边际的想法使他得到一点宽慰。这样,他在现实中遇到的种种困顿和屈辱都是可以忍受的了。他被人打了,就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这样想了一想,他又觉得自己是胜利了。他甚至因为自己比一切人更能够自轻自贱而感到骄傲。这真是惊人的自欺和麻木!这一方面是他无力反抗的反应,一方面也使他不再想到认真的反抗。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谈到拜伦的态度:“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这也就是鲁迅自己对待阿Q的态度吧。不幸的阿Q,你怎么这样没出息,怎么不起来斗争啊!
  阿Q这个形象的创造,和鲁迅长期对中国“国民性”的探索有明显的关系。他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说了,他创作这部小说,是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后来他在《伪自由书·再谈保留》一文中更说,他写《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他把他认为中国“国民性”中一些最严重的弱点,例如安于困苦的、不公正的现状,并且寻找种种“理由”来安慰自己,或者从欺凌比自己更弱的弱者来求得补偿,得到满足,等等等等,集中地反映在这部小说中。
  阿Q这形象的典型性,可以从《阿Q正传》在报纸上连续发表时所引起的反应中看出来。1926年8月21日出版的《现代评论》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上刊有涵庐(即高一涵)的《闲话》,其中追述到《阿Q正传》发表时的情形:
  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中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隐私;凡是与登载《阿Q正传》的报纸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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