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今文坛（？）的状态，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得想引出些新的这样的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可惜现在所收的稿子，也还是小说多。
鲁迅发表在《莽原周刊》创刊号上的《春末闲谈》一文，可以看作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示范之作。这篇从一种细腰蜂（果蠃）捕捉小青虫为幼蜂的食料一事谈起，先介绍了法国昆虫学大家法布尔的观察结果：
这细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凶手，还是一种很残忍的凶手，又是一个学识技术都极高明的解剖学家。她知道青虫的神经构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针，向那运动神经球上只一螫，它便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这才在它身上生下蜂卵，封入窠中。青虫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动，但也因为不活不死，所以不烂，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来的时候，这食料还和被捕当日一样的新鲜。
鲁迅从法布尔的名著《昆虫记》中介绍了这一个知识之后，就发了一通大议论，发表他对人类社会，对历史的一个大见解：
我国的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却早已有过这一种黄金世界的理想了。不是“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么？不是“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么？不是“治于人者食（去声）人，治人者食于人”么？可惜理论虽已卓然，而终于没有发明十全的好方法。要服从作威就须不活，要贡献玉食就须不死；要被治就须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须不死。人类升为万物之灵，自然是可贺的，但没有了细腰蜂的毒针，却很使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以至现在的阔人，学者，教育家觉得棘手。将来未可知，若已往，则治人者虽然尽力施行过各种麻痹术，也还不能十分奏效，与果蠃并驱争先。即以皇帝一伦而言，便难免时常改姓易代，终没有“万年有道之长”；“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铁证。
为什么“不能十分奏效”呢？鲁迅说：“因为这——圣君贤臣所要做的——比细腰蜂所做的要难得多。她于青虫，只须不动，所以仅在运动神经球上一螫，即告成功。而我们（引者按：这里鲁迅是在设身处地为圣君贤臣等人设想）的工作，却求其能运动，无知觉，该在知觉神经中枢，加以完全的麻醉的。但知觉一失，运动也就随之失却主宰，不能贡献玉食，恭请上自‘极峰’下至‘特殊智识阶级’的赏收享用了。”
鲁迅在这里指出了圣君贤臣们的一个两难处境，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历代圣君贤臣愚民政策的高招层出不穷，直到清朝鲜血淋漓的文字狱，也都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鲁迅说，“将来未可知”，就从这句话可以知道他对将来还是很有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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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戟独彷徨（6）
在《莽原周刊》的第二期和第五期上，分两次刊出了鲁迅的《灯下漫笔》。刊登在第二期上的那上半篇，是因当时中交票停止兑现这件时事引发的议论。在袁世凯执政的晚期，依靠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家国家银行的大量垫款维持，引起现金亏空，发生挤兑风潮。1916年5月12日国务院下令，这两家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暂时一律不准兑现。这就大大损害了纸币的信用，破坏了商家正常的经济活动。当时公众对这事的反应，公众的心态，在鲁迅的文章里有很生动的反映：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可是，就在他有“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他从这里往下想，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截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刊登在《莽原周刊》第五期上的那下半篇，是由日本作家鹤见祐辅写的《北京的魅力》这篇随笔引起的议论。鹤见祐辅的这篇文章里说，有位在北京的外国人，享受着北京的生活的美，都不想回去了：“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Democracy（民主）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于###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一经住过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这###生活的魅力。”鲁迅说：
这些话我现在还无力否认他。我们的古圣先贤既给予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中国人的耐劳，中国人的多子，都就是办酒的材料，……
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因为《京报》决定停办各种随报附送的刊物，《莽原周刊》在1925年11月27日出了第三十二期就休刊了，即改为独立出版的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在1926年1月10日出版的《莽原》半月刊第一期上，鲁迅发表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名文。他说，这一篇“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文章提出了“打落水狗”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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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戟独彷徨（7）
“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直道。中国最多的却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这其实是老实人自己讨苦吃。
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
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还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似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
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自此以后，是应该改换些态度和方法的。
兄弟失和（1）
鲁迅作人兄弟在八道湾聚居三年多，突然在一个下午决裂了。1923年7月14日鲁迅日记记有：“是夜始改在自食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在这个一直都在一起吃饭的大家庭里，中饭还是大家好好坐在一起吃了，为什么晚饭就不能再坐在一起吃了呢？这天下午发生了什么事情？
过了五天，7月19日上午，作人将一封绝交书交给鲁迅：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在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色的梦原来却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1922年5月23日，鲁迅和爱罗先珂、周作人一同出席北京世界语学会的合影。
这天鲁迅的日记记有：“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就从这点滴的直接材料里，人们可以推知这事对于他们两人都是意外地突然发生的。周作人的绝交书说了，他是“昨天才知道”的。也就是说在昨天之前他并不知道鲁迅有什么不自重的、他无法容忍的事情。在鲁迅这方面呢，就在收到这绝交书的时候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想要问个清楚。假如他真做了什么不自重的事情，他还好意思邀作人来问吗？
事情闹到这地步，已经不能再同住在一个院子里了，鲁迅决定搬家。不久，许钦文、羡苏兄妹帮他找到了砖塔胡同六十一号的房子，那是羡苏的同学俞芬带着两个小妹妹的住处，有几间馀屋，可以分给鲁迅暂时居住。
在决定迁居砖塔胡同的时候，鲁迅征求过妻子的意见：“你是否仍住在八道湾，或者你回绍兴娘家去，我每月给你寄钱去。”妻子回答说：“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鲁迅母亲）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辈过，算什么呢？绍兴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两夫妻商定之后，8月2日就一同搬到砖塔胡同住了下来，一面寻找合适的房屋。在他搬到这里之后的两三个月里所写的日记中，触目皆是到各处看屋的记载。10月31日，看定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房屋，房价八百元。11月办好过户手续，12月2日立契，经过翻建装修，1924年5月25日他们就迁入新居了。
在新居安顿好之后，鲁迅要去取回自己存放在八道湾的东西，这就爆发了他同周作人之间最激烈的一场冲突。1924年6月11日鲁迅日记：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这件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七·西三条胡同住屋》一节里有所记述：
说起他的藏书室，我还记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这所小屋（引者注：指西三条新居）既成以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
鲁迅毕竟是伟大的，他受了种种的诬蔑委屈，搬出了八道湾住宅，又生了一场病，而对于作人和信子的事，日记上却一字不提。这是我在他死后数个月，为的要赶撰年谱，翻阅他的日记才知道的。
对于许寿裳的这一段文字，周作人后来在《知堂回想录·一四一·不辩解说（下）》里做了这样的答辩：
兄弟失和（2）
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的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的日记上七月十七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有十个左右，八月二日记移住砖塔胡同，次年六月十一日的冲突，也只简单的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茀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件事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不过他有一句话却是实在的，这便是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他说这是鲁迅的伟大处，这话说的对了。
兄弟失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两个当事人都没有留下一点直接的文字记录。许寿裳把这事归咎于羽太信子。他在前面所引的那一节里说：
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
鲁迅也认为主要的责任在羽太信子。1924年9月21日他为自己收藏的古砖拓本集《俟堂专文杂集》写的“题记”说：
曩尝欲著《越中专录》，颇锐意搜集乡邦专甓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以十馀年之勤，所得仅古专二十馀及打本少许而已。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馀悉委盗窟中。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馀，以为永念哉！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手记。
这里“专”字与“砖”字通。“迁徙”指举家从绍兴迁居北京。“寇劫”指为周作人霸点。“逭遁”指移居砖塔胡同。“盗窟”指八道湾周作人住处。这些都容易懂得。需要做一点解释的是“宴之敖者”这个署名。据许广平在《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一文中说：
先生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