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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的学习与磨练虽然使我不再是个毫无经验的小少尉，但我知道我个人距离那种模范军官的标准还遥远得很。团长问我一年来的感想，我答道：“阿兵哥看我是老百姓；老百姓看我是阿兵哥。”我并不是谦虚的人，我说这话并没有谦虚的成分。因为我深知我在这一年来，经历虽多，可惜有资而不深；贡献虽有，只获二功而无过，开创不足，守成勉强，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这些乎庸的成绩是不合标准军官的标准的。
2月6日4时3刻有人叫醒李敖，官兵集体送他上车，张永亭随车送到码头，途中得知张永亭昨晚只有十元了，为了要送李排长，特地去赌，可一下子就输了五块，就再也不敢继续赌了，李敖深为感动，最后赏了他十元。同时退伍的施珂也送了他十元。头天晚上台湾哥周忠明送李敖“川资”，被他谢绝了，所以李敖十元送张永亭后，余款仅够回家的火车票了。
在码头领到退伍证，捧着一纸文书，李敖无限感慨。
李敖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登上了回程的军舰，他再次回头眺望他一年多来锻炼的地方，心潮逐浪。
退伍以后，施珂写诗送李敖，其中一首是：
小功一个又一个，还有一个也允诺，
幸有李敖小子在，预备军官增颜色。
施珂真说对了，预备军官的确因李敖而在军中增了不少颜色。自有预备军官以来，从来没有像李敖这样认真地从这一年半的军人生涯中汲取经验、留下记录，在磨练中加工、在困境中周旋，不消极、不退缩、不屈服、不鬼混，最后得到正果。国民党政府以预备军官制度牢笼人，可是他却能冲决网罗，趁势加强了他日后打击他们的本领与本钱！国民党号召做“革命军人”，最后没想到冒出了李敖这种革他们命的军人，也真有趣。
一年半前，李敖带着失望的心情走出大学，进入军队，一年半后，则带着解脱的心情退伍归来，重返文明。回首前尘，李敖并无后悔，他深感军队生活更凝固了自己的思想与悍气，而且因为他不是国民党员，李敖在野战部队中吃过一般预备军官不太容易吃得到的苦，这使他变得更加坚强。一年半从戎投笔的生涯在李敖的生命中加进了新的酵素，使他突然间远离了学院、远离了书卷、远离了跟民间脱节的一群。在军队生活里，他接触到中国民间质朴纯真的一面，这对他以后的生活和战斗，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在这样远离学院和书卷的新的质朴生活中，李敖有更多的时间来反思，来考虑自己人生的道路和抱负。
还在军中服役的时候，1960年8月1日，李敖在日记中写到：“军中的磨练——很好的磨练——更使我在刻苦与意志上面有了极大的进步，我现在在镜子前面看我自己，我明显的感到我从来没有如此成熟有力……我是真正的一个万千人中的有大办法大抱负的人，以我的年龄才具与性格……我决心只给我自己一条路走，就是要好好把我锻炼成新时代的英雄人物，锤成一条“坚强得可怕”的铁汉……。”
然而，退伍之后的这条铁汉前面的道路，似乎并不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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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路在何方（1）
李敖从军，令许多人深觉惋惜，其中就有姚从吾。他不愿走姚老师为自己安排好的老路，但一时又不知路在何方。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开始寻找真正适合自己的道路了。
早在快退伍的时候，李敖就已经在考虑退伍后何去何从的问题了。
不但他在考虑，那些知他、惜他、爱他的老师和朋友不但在李敖从军期间借钱给他、替他为女朋友送信、请他吃饭、鼓励他坚定信念，而且也早在为他出谋划策，找他退伍以后的谋稻梁之途了。
李敖穿上军装曾经使一个人很觉惋惜，他就是姚从吾。但惋惜是惋惜，他的眼睛一直没有从李敖身上移开过。他一心想帮助李敖再回到学校来做学问。
1960年9月，李敖从部队休假北上一次，拜访了台大的师友。姚从吾老师希望李敖不要随便浪费自己的才华，应该做自己最适合做的事，那就是学问，所以他力劝李敖考六一年的台大研究所，他还准备从3月到7月每月给李敖500元，以资他的学习，李敖知道老师的处境和心情，所以坚辞了姚从吾的钱，对老师考研究所的提议，也没有明确表态。临走前，姚从吾送李敖一套《大陆杂志》合刊。
回到部队后，9月30日李敖收到学友萧启庆的来信：
20日上午，到第一宿舍访您末遇，据他们说，您宿在老景家未回来。十点多回到研究室，章铨告诉我，我出去时您曾来过。我再四处寻您时又寻不着了。我们很久未曾长谈了，这次您北来，又阴错阳差地失去了和您长谈的机会，实在很遗憾。24日上午，姚老又命我送两百块钱给您“济急”，我知道您已经走了，而且，即使还在也不会收他的两百元，虽然如此，还是走了一趟。果真您已在前一天南归了，再回去向姚老报命，并把款子还给他，并代您谢了他的好意。
李敖素来以追求“铁石心肠”为目标，但姚从吾老师的这一片古道热肠，还是把他这个硬汉子感动了，这一天他在日记中记有：“姚老头儿实在太热情。”
10月30日，李敖又收到萧启庆的信：
昨日和姚老闲谈，据他说，胡大博士仍有意“栽培“您，但希望您读完台大历史研究所。姚老也为您想到解甲后的职业问题，他想聘您为国家讲座的研究助教。虽然规程仍未决定， 但他认为不会有太大问题。如此，您便可以安心读几个月的书，而不必为酱爆肉担心了。他叫我现在不必向您透露，所以您去信也不必提起。
李敖本来不准备给姚老师写回信，但面对姚老师这殷殷扶携之情，他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
11月7日，李敖在营房里，借着一位老士官的灯光，给姚老师写了一封流露出真情的信，信中写道：
从吾师：
启庆来信道及老师托他送钱给我的事，非常感激您的关怀，四年来，老师对我的照顾实在很多，不论在治学上做人上乃至经济上，我都经常沾到您的教诲与鼓励。我不敢自诩您特别爱护我，因为您的热心使许多人都受到奖掖与实惠，但我又经常感觉到您在年轻一辈的学生中，以我受诸于老师的最厚，而老师也关切我最深。在我五年大学生活中，没有第二位老师能这样热心指导我帮助我，也没有第二位老师肯这样不倦地一再照顾这个好立异、不大安分的学生，可是您却做得使我简直当不起，使我除了心中默默的感动外，不知如何答谢您的好意。
柳子厚在他《与太学诸生书》中写道：
绳墨之侧，不拒曲木；
师儒之席，不拒曲士。
这真可说是老师对我的风度了！
李敖历来被看作“刻薄寡恩”，但这样看他的人都忘了，或根本不知道李敖历来是对事不对人。他在这之前或之后对姚从吾老师也颇多挖苦之辞，但那是对老师的学问说的，而不是对老师这个人，对姚老师的深情厚意，他是发自内心感激不尽的。
姚从吾甚至尽可能为李敖“营造三窟，”他不仅准备推荐李敖做“助理”，他还想推荐李敖去大陆杂志社。
李敖另一个学友马戈（即马宏祥，在历史系比李敖高一班）1960年11月16日给李敖写了一封信，信中透露：
日前姚老来杂志社将兄论文持交主编赵先生，适赵不在，谆谆嘱我转告：努力表现，工作可以想办法，渠有意荐兄于敝社，弟当然欢迎，此事虽不理想，但以之待机，似仍差强人意耳。而赵先生看胡博士金面当不成问题——至于大作之精彩处，渠定与姚先生一斑不解也。
对姚从吾老师的一片热忱，李敖迟迟没有表态，他知道自己不愿走姚老师那条路，但生计问题实在又是他此时无法绕开的大问题，所以他仍游移不定。
1960年12月11日，李敖日记中记载：“启庆来信，知‘研究助理’差使大概无问题，可谓好消息。”
萧启庆在信中说：
姚老昨和我谈挽您出任他助理的事，他要我告诉您，正式的名义是：“国家讲座研究助理”，每月可支一千元，外无配给，他想借重您，不知您是否愿意。工作不会太忙，不致妨碍您原定的计划，不必犹疑。
李敖在这期间也曾到中学谋职，但失败而回，真有“走投无路”之感。有聊胜于无，姚老师提供的机会，倒也不失为一种权谋之计，可自己做勉强之事历来惹祸多，增益少，这难免又给姚老师添麻烦，辜负其一番好意。他颇感矛盾，在给萧启庆的信中，他表达了这种矛盾心情：
1．路在何方（2）
前几天曾返中谋教席，铩羽而归，若走投无路，只好就“助理”之职，此事并非不欲为，盖我恐辜负老头儿一片好心。我担心我的耐心与能力是否可与之共事？是否可有助于他？否则拿干薪太不好意思，设想老头儿若聘了我、我工作不力，他一定不好意思解聘，只好暗中叫苦，那该多伤感情？除非我再花两三百元另请个“助理的助理”，专门代我捉刀，料理本师托我之事，我则从中净赚七八百元，亦一好生意也！哈哈！姚老既考虑至再，终托你问我之意，我当然‘欣然同意’，烦你暇时可回复之，新年我将北上一次，届时可与之面商尺码，尊意云何？
1961年1月12日，台湾《联合报》刊出“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五十年度研究讲座教授助理研究人员已正式聘定四十二人”，李敖名列其中，助理一事，遂告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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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委蜕大难求净土（1）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一次在外遇雨，迫不得已，李敖坐计程车回来，这是他第一次坐计程车，想不到表一跳又一跳，李敖的心也随之一跳又一跳，车费跳到十元，李敖再也沉不住气了，连呼：“下车，下车！”
1961年2月6日，李敖搭军舰自澎湖回高雄，旋抵台中，在家这小憩，15日北上，暂住温州街73号台大第一宿舍第四室。
2月的台大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明媚的春阳，和煦的春风，熟悉的风景如今似乎又已陌生。走进校园，李敖大有物是人非之感，过去的老朋友、老情人都已高飞远走。想到自己的身世抱负，想到自己目前的处境，李敖不自觉吟出陈宝琛那两句诗：
委蜕大难求静土，
伤心最是近高楼。
但住在学校显然非长久之计，而且非李敖所愿，因为找一间小屋清净独居一直是李敖的一个梦想，他多么想有这样的一间房，他这次一定要实现这一梦想。
两天后，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梦想。房子在新生南路三段六十巷一号的陋巷小屋，小屋月租二百二十元，只四个榻榻米大，矮得双手不能向上举，李敖名之曰“四席小屋”。隔壁住着李善培，两人合买了一台收音机，又弄来唱机，把木板隔间挖一个洞，置收音机与唱机于洞口，两人谁都可以使用它。
房不在大，有之则行，斯是陋室，唯吾德馨。“江水皆东我独西”，李敖不以逆境和困厄为苦，反而十有“俯仰之乐”。天将降大任于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皮肤、空乏其身，李敖这些都得到了。他就是要在困境中独养一种大人物的苍茫心境，浩然之气。
他翻开《大藏经》，摊开《宋会要》，找出《东方学报》，他要在书城文海中掩埋他内心的波澜与寂寞。
1961年2月17日对李敖来说是一个伟大的纪念日：他于这一天住进了四席小屋，虽然第一月的房租是借别人的。第二天即有日记记载：
入夜在小屋中边整理边读写，伏大桌上，点一百支灯，听外面小雨声，想到多年奔波，今夜起聊得小休，兴奋得连撒三尿。
“四席小屋”开门就是陋巷，出巷即是台大。陋巷左右门对门共有小屋十多间，进入巷口第一间住着一个胖侨生，每次打他门前经过李敖都心生暗羡：他房里有一台小电扇，而李敖则买不起。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吃饭问题此时仍是“伟人”李敖最大的问题。李敖北上的时候，妈妈送给他二百元、三妹送他一张火车票，而助理薪水又迟迟发不下来，李敖全靠借钱维生，窘迫不堪。
一次在外遇雨，迫不得已，李敖坐计程车回来，这是李敖第一次坐计程车，想不到表一跳又一跳，李敖的心也随之一跳又一跳，车费跳到十元，李敖再也沉不住气了，连呼：“下车，下车！”穷困至此，连计程车都坐不安稳。
施珂在中学教语文，见李敖贫困，代为设法。他说语文老师们懒得改作文，愿以一本一元的代价，由外面承包。由他搭桥，李敖接了第一批活：五十本作文，他一口气改了二十本，赚了二十元。
李敖虽穷仍不改侠义情怀。一天，他只有一张吃一顿的饭票了，而李善培一张也没有，李敖就把饭票送给了李善培，谎称自己吃过了，害得自己饿了一顿。人穷到这种程度，只好赶写文章发表，靠稿费救急。于是，从三月到四月，李敖陆续写出《充员官》、《独身者的独白》、《爱情的刽子手》、《中国小姐论》等文章，分别发表在《中华日报》、《联合报》、《人间世》杂志等，聊辟财源。但李敖人穷气长，决不为钱而丧失自己的立场。当时有份杂志《幼狮学报》，是蒋经国救国团的刊物，稿费甚优，有人介绍李敖去投稿，但被他拒绝了。
李敖不但努力写作，也努力进修，有一段时间他忽然发神经，要把法文、德文同时学出个名堂，于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