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下工作方面，六叔反是三叔的上司。这两家平时和其他几家不相往来，也不同爷爷奶奶来往，还颇招大家不乐，直到他们被捕时，大家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他们两家一直不同我们来往，直到他们被日本突兵放出来，整个李家才有一番大团圆的景象。
李敖五叔是同辈兄弟中最“至尊宝”的一位。他在大学念物理系，可是没毕业。他看中李敖妈妈的大妹，按大排行算，李敖叫她三姨。三姨先嫁的男人不上路，最后离了婚。那时抗战开始，李敖爸爸为全家老小所累，不能去后方，就让五叔去。五叔热恋三姨，他走到汉口，就不肯去了。又回到家中，爸爸大失所望。五叔不管，同三姨结了婚。在所有叔叔中，这位五叔和李敖一家走动得最勤。他喜说笑语，为人没大没小。如他去天津，李敖妈妈托他办事，他偷偷赚老妈子的钱，然后又把赚到的钱，全部买了茶叶送给李敖妈妈，然后欣赏蒙在鼓里的嫂子对自己的歌颂之辞，心中窃以为乐。
三叔、六叔的反叛精神给李敖以强烈印象，而五叔的幽默风趣同样潜移默化地滋润着李敖的人格，并最终在李敖身上集其大成。
李家之女也秉承父母骨血，颇多豪侠之气，卓尔不群。
几位姑姑中，李敖最佩服的是四姑。
四姑吸收了父母的优点，她像李敖的奶奶一样个性超然，但却比奶奶漂亮了数十倍，而且她又遗传了父亲适应环境，生存能力强的品质。李敖印象中的四姑是：
四姑聪明而漂亮，生存能力又极高强。从小就偷嫂子张桂贞女士的化妆品化妆，照镜做妖姬状。她的婚姻不美满，她就解决了它。离婚后，正值抗战胜利，她跟陈纳德的飞虎队要员丁锡庆打得火热。丁锡庆为四姑所迷，同原配离了婚。他同四姑结婚后，生了两个小孩。大陆丢掉，丁锡庆做民航空运公司曼谷总经理，后来病死了。四姑住在香港，失掉联络。她从香港寄过一次照片，一派影明星打扮。我每想到她，就想到她是我们李家最走达尔文路线的人。
1．东北小“遗民”（4）
老姑（小姑，六姑）也有四姑的风流，但却没有四姑走运。她一直以老么地位，跟在李敖爷爷奶奶身边。爷爷奶奶在100天内先后死去，她似乎一下子失去了依靠，一个人住在空屋里过了一阵，很可怜。她后来也走四姑路线，但因自身条件不如四姑，男朋友自然也不如四姑多。妈妈们在背后都叫四姑做“四妖精”，老姑做“老妖精”，姑嫂之间如何，由此可见。
家大业大，人多嘴杂，且人人有个性，有“奇气”，女人多，又多“妖精”，李家自然也免不了中国传统大家庭固有的一些矛盾。中国旧式家庭有三大战：婆媳之战，小叔之战， 姑嫂之战。这三大战，都跟媳妇有关。李敖妈妈是李家媳妇，当然无役不与。李家正赶上中国大家庭的解体时代，所以大战的程度较轻，只限于背后的一些女人是非而已。李敖爷爷奶奶一直跟李敖一家一起住。做为一个媳妇，李敖妈妈对奶奶不错，奶奶临死前，缠绵病榻，每天给她擦身体的，就是这位二媳妇。但奶奶却说就李敖的爸爸和妈妈对自己不好，其他的儿子和媳妇最好，因为他们逢年过节总要聊拔几毛，送点小礼物之类，没想到老太太不赞赏日日照顾自己的二儿子和媳妇，偏偏对其他儿子媳妇大加称赞，这种是非不明， 是旧时代老太大的一个特色，也是家庭矛盾产生的最主要根源之一。李敖爸爸妈妈身受委屈多年，当然难免时有怨气。
实际上李敖妈妈的受气源还不止婆婆一个，她自己的爸爸妈妈也非等闲之辈，也都有几分非凡之处。
李敖的外祖父（李敖叫老爷）名叫张人权。他是哈尔滨警察局下一个分局的局长，为人耿直，不喜欢拍马屁。他的上司在台上，他不理，不买帐；他的上司垮了台，他却跑去“烧冷灶”。他长得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威严无比。他有一张大照片，一直挂在家里，照片中的眼睛不论你从那个角度望去，好像都一直盯着你，教人为之生畏。
就像崇拜爷爷一样，李敖幼时也非常崇拜外祖父这股大丈夫气，这副形象也深深植根于李敖的脑海中，成为他英雄崇拜的一个模范。他后来说自己“喜欢一种溢于眉表的精明英雄之气，两眼有一种锐利逼人的闪光，嘴唇紧闭，牙床咬紧，神情沉毅，态度坚决，一望就有一股慑人的奇气，轩昂不凡”，若照这样的描述画出来，不折不扣就是李敖外祖父挂在家里的那张大照片。
李敖的外祖母（李敖叫姥姥）是一位慈祥和善的胖太大，胖得象一棵千年古树，胖得三轮车夫都要问她要双份的钱。人胖自然腰难直，而外祖父则是衣着笔挺，背也笔挺。外祖父常常对老伴说：“把腰直起来，直起来”。
姥姥生了三个女儿，没有儿子。三个女儿中，老大是李敖的母亲。
姥姥不识字，但聪明过人，在世的时候，始终是李家的当家人。她当家始终是井井有条，在家也最有权势，经济实力最雄厚。真可谓“人不可一日无权，也不可一日无钱”，经济地位决定家庭地位。
姥姥的厉害还表现在虽不生儿子却始终在家庭中保持中心地位。外祖父当初曾以她不生儿子为借口，讨过三个小老婆，结果都因外祖母凶悍能占上风而告终。
有这样精明强干的母亲，李敖的母亲也很聪明好强，但谈到管家，却因母亲包办太多，而比母亲逊色多了。李敖外祖母去世后，妈妈一度试图继承外祖母的事业，将家管起来，而且大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趋势，但几天下来，记帐的本子上老是不知钱花到何处去的记号，最后只好让贤，将管家的责任交托给大女儿，结果孩子不听话时，她往往说：“再不听话，就告诉你大姊去。”
李敖的妈妈学名叫张桂贞，毕业于吉林女子师范，是个有文化的妇女，论辈分是李敖爸爸的学生。
李敖的爸爸名叫李鼎彝，字玑衡，1899年生。生李敖时，他已三十七岁。虽然父兄都没读书，但他却考上了国立北京大学国文学系。他的本来籍贯是山东省潍县，因为读大学领吉林省公费，籍贯就改为吉林省扶余县。当时只是他一个人改，所以籍贯只他一个人是吉林扶余，家里其他人仍是山东潍县。这种情形，一直到1949年到了台湾，才被户政机关命令统一，从此李敖的籍贯也是吉林扶余了。
李鼎彝进入北大的时间是1920年，这时正是五四运动后第一年，正是北大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校长是蔡元培，老师则有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等，可谓名师汇集，也确实培养出不少后来很有成就的学生，如搞中国文学史的陆侃如、冯沅君，搞国语运动的魏建功，治哲学的冯友兰等。但李敖父亲本人书念得并不十分出色，但一些北大逸事却还是能津津乐道的。
李敖的爸爸于1926年从北大毕业，吉林省政府本想公费送他留学，他那时已经28岁了，归家之心愈加强烈，所以就拒绝了。
因为是“京师大学堂”毕业生，李敖的爸爸回到家乡，非常风光，立刻被聘为吉林六中校长。当时的东北虽然是张作霖当政，对知识分子却极好，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与尊敬，也非日后的风气可比。在孔夫子诞辰的时候，张作霖常常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打躬作揖，说自己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等等。军阀们是不敢向教育界人士致训词的，也不敢颁发训词让教师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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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北小“遗民”（5）
李敖的父亲除在吉林六中担任校长外，也在吉林女子师范、吉林大学兼课。李敖的妈妈此时正在吉林女子师范读书，有可能认识李敖爸爸，只不过李敖爸爸是在高班上课，他妈妈在低班，没有直接授课而已。所以两人的结婚并非自由恋爱，而是靠“媒妁之言”。
李敖爸爸当时离婚不久，前妻是一位尹女士，人也很贤惠，可惜不能生育，不但不生男的，连女的也不生，这在传统大家庭里可是“罪莫大焉”，偏偏李敖的奶奶又是个生育能力极强的婆婆，两相对比，更让尹女士抬不起头来。后来李敖的爸爸给她找来医生诊断，但尹女士是旧式的中国妇道人家，非常“羞医”，不肯让医生看她的妇人病，最后郁郁而死。李敖小时候，逢年过节要同姐姐们折锡箔，装入大纸口袋，烧给死去的亲人，其中一袋，就是烧给这位尹女士的。
李敖的妈妈显然适合李家，她好象与婆婆比赛式的，一连串地生孩子，最后在总数上虽然不敌婆婆，但孩子成活率100％，却远非婆婆能比。
2．颠沛流离（1）
生逢乱世，人不如狗。
为了生存，李敖的爸爸带着一家十九口，从东北来到北京，后来又升为太原禁烟局局长，可不久就被捕，原来他一直在做着地下抗战工作。
李敖陪伴着爸爸，阅历大大增加，只不过在太原看到日本的相扑和戏，感觉恶劣极了。
令他感兴趣的是在瓷器上看到很多光着身子的男女，但又不许看。
他盲肠炎开刀，虽然疼痛难忍，却一声不吭。
不过他对爸爸的抗日工作的成绩却很怀疑，因为他太小。
此时的东北正处于黄金时期，土地肥沃，生活富裕。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广袤的国土尽陷敌手，“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老百姓饱尝亡国奴的辛酸和痛苦。
在这种情况下，李敖的父亲决心带领全家进行一次大迁徙：从东北迁到北京。
李敖的父亲做出这个决定是很需要勇气和魄力的。一是因为远离故土难免恋恋不舍，二是北京好虽好，但对这一家人来说一切都是未知数，三是此时李家已是家丁兴旺，老少加起来已达十九人，这样的家庭举家南迁，自然是浩浩荡荡，也自然是备尝颠沛之苦。但作为一家之主，眼看着家人在日寇的铁蹄下安全堪忧，生活无着，他必须负责。作出“迁京”的决定，也是迫不得已。
此时李敖才两岁，当然还体会不到国恨家仇和流离失所带来的痛苦，但苦难的种子已在他内心生根发芽了。
李敖的父亲虽然曾在北大念书，此时到北京也算故地重游，但处境、心情和十机年前毕竟有根本的不同，东北是根，北京是浮萍，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首要的工作自然是找到工作，解决全家十九个人的饭碗问题。当时李家的人计有：爷爷、奶奶、姥姥、爸爸、妈妈、五叔、三姨、四姑、老姨、老姑、大姐、二姐、三姐、四姐和李敖，外加大爷、大娘一系四位。
但北京此时也已是风雨欲来，找工作谈何容易。李敖的父亲四处碰壁，他去找过他的老师胡适，但是胡适没有理他，胡适对有成就的学生是很乐意帮忙的，但李敖父亲读书不出色，胡适对他没印象，自然就谈不上帮忙了。
找来找去。李敖的父亲总算在法部找到一份小差使，薪水虽然不厚，但有聊胜于无，吃饭问题总算解决了。
李敖的父亲此时真是辛苦，甚至连车也不坐，每天居然从东城走到西城去上班，只是为了省下车钱供家用。每天下班回来，他都在面包行里买两块面包，一块给全家最老的——爷爷——吃，一块给全家最小的——李敖——吃。他自己和其他的人，都看着，不吃。
一天爸爸回来，告诉家人他在皇城附近的柳树上看到有人上吊，大家倒吸了一口凉气，隐隐约约预感到什么不幸的事情又要到了。
1937 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鬼子的铁蹄又踏进了北京。
此时李敖全家搬到北京还不到一年。李家第一反应是继续往南迁，但李敖的父亲为这十九口的大家庭所累，再没有能力有所作为了。于是他派李敖的五叔做“代表”，到后方去，而他继续留在北京坚持地下抗日活动。早在“九一八”事变后，李敖的父亲就参加了马占山将军的东北义勇军的抗日工作，他当时是马占山将军的秘密盟员，这一身份，他一直保持到抗战胜利。
于是全家又第二次做了“遗民”，
李敖的父亲继续在法部做科员，不久机会垂青，在法部的一次移交事务中，他的才干得到了上司的赏识，开始大力提拔他，接着就是步步升迁，三四年的时间，他就升到了华北禁烟总局下太原禁烟局局长的职位。
1941年，李敖的父亲去太原上任，此时李敖已经6岁，也随父亲去了太原。事隔多年，李敖仍清楚地记得坐在火车上，前往太原的情形；清楚记得经过娘子关，自河北进入山西。火车有卧铺，自北平到娘子关的时候，已是晚上。第二天，到了太原以后，就住进禁烟局。
所谓禁烟，禁的就是鸦片烟，华北的鸦片烟，山西省是大宗，省会太原自然是最重要的管辖地。华北禁烟总局局长是北洋军阀要人万兆芝，首屈一指的太原禁烟局长这样重要的职位竟交给一个无名小辈当家，足见出北洋耆旧们用人唯才的肚量，但也说明李敖爸爸办事的才干。
当时的禁烟局不是一般的普通办公场所，其氛围的严肃、阴冷、庄穆、威严、神秘、古怪，给少年的李敖留下了特殊的记忆。
禁烟局一进门，就是一块方形的大操场。进门向左转，是一条走廊，走廊左边，有一间间小房子，新的水泥味道，扑鼻而来。走到尽头，再向右转，也是同样的房子，这些小房子是给戒鸦片烟的人住的，是勒戒所的规模。
进门一直向前看去，是车棚，一辆T字形的黑色福待，就是局长的专车。这辆车车门外有很宽的脚踏板，可以站人，尤其可以站上保镖。少年李敖在北京时看见过这样的车，不过那是“大人物”坐的。大人物坐在这种车里，车门两边站着保镖，保镖一只胳臂从窗外钩在窗框上，两眼圆睁，向路人盯着，神气活现，给李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现在，这样的车父亲已经坐上了，虽然这局长的车没有保镖，还是很威风神气的。李敖觉得自己的父亲也是大人物了。汽车在童年李敖眼中，成了区分普通人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