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委集体讨论决定，而不能由哪一两个人说了算。需要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的重大问题包括上级指示的贯彻执行、单位建设的大政方针、中心工作的研究部署、涉及人财物的重大决策等。至于如何决策，通常要制定“党委议事规则”，事先作出详细规定。
分工负责是指党委决议形成后，由分工主管的首长具体执行。属于军事工作方面的工作，由军事主官负责。属于政治工作方面的工作，由政治主官负责。而行政副职对正职负责，协助正职抓好分管的工作。执行首长可以充分发挥个人聪明才智，选择最佳的执行方式，以确保实施效果，但不得违背党委决议的意图和原则。
临机处置是指“军队在作战时和情况需要时，首长有临机处置之权”。这是由军队特殊职能和军事行动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因为军情紧急时，常来不及召开党委会，必须由首长根据情况当机立断，作出决策。但即使是这样，一旦条件允许，首长应立即向党委作出报告，接受党委的检查和监督。如果党委讨论后认为应改变首长的处置，当事人必须无条件服从。
平等关系是指在党委内部，书记和各委员之间权利平等。书记、副书记虽然在行政职务上可能是单位主官，是其他委员的领导，但在党委内部，他们只是主持者或牵头人，不存在领导关系。党委决策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书记只有一票，没有最后决定权。明确了这种平等关系，党委讨论研究问题时，委员们才有可能畅所欲言，不致形成“一言堂”。
关于党委集体领导的原则，毛泽东曾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用八句口诀加以概括：“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并解释说，“这几句话里，关于党委的责任，是说大事由它首先做出决定，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加以检查”，“所谓‘各方去办’，不是说由党员径直去办”，而是要经过党员及非党群众的商量研究，“对不妥当的部分加以修改，然后大家通过，方才去办”。“所说的‘原则’指的是：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作用的统一……”《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7页。
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是我军根本的领导制度，实行几十年来，对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部队的高度集中统一，防止个别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军队的各级领导权，对集中党委一班人的智慧，实现科学决策，提高领导水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党委议军可以加强对部队指挥权的控制，因为不经过党委集体研究，谁都无权私自调动部队，这就防止了个别人动用军队去达到个人目的；党管干部可以有效避免任人唯亲，拉帮结派，因为任免干部必须经政治部门考核后提名，党委集体讨论通过，再报上级机关任免，领导者个人意见不再是唯一因素，想培植个人势力就不太容易；党委理财可以防止出现重大决策失误，因为单位一切重大开支都需列入预算，经党委集体研究决定，这将减少因个别领导一时头脑发热、临时动议、乱拍板所带来的决策损失。
为什么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能起如此作用？从理论上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在各级实现了决策权与执行权的相对分离。现代管理学非常强调权力的制衡，主张决策权与执行权相分离，决策时应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而执行则必须专人负责，紧张高效。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较好地体现了这一要求。所不同的是，在典型的现代企业制度中，行使决策权的董事会由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表组成，包括从外部聘请的独立董事。有些人虽然参与决策，可并不真正了解企业的实际。而在我军领导体制下，参与决策的都是领导班子成员，他们对部队情况比较熟悉，并要对决策后果承担责任，所以容易形成比较合理的意见。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4）
另外，现代企业制度只是在总公司一级设立董事会，实现了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离，而下属各级仍是由主要领导个人说了算；而我军在连以上各级建立党的组织，对单位的全面建设和业务工作实施领导。这实际上是将权力制衡思想进一步向基层延伸，其科学性、合理性显而易见。
二是保证了对主要管理者的有效制约。如何管住下级单位的第一把手，是组织建设中的关键问题。不放权肯定不行，可下属单位主要领导的权力过大，且缺乏有效制约，出问题的概率就高。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最大的优点，恰恰在于能够对第一把手形成制约。因为按规定，不仅在本级，主要领导不能个人说了算，而且对其下属单位党委集体作出的决策，上级领导个人也不能随意推翻。要想否决下级党委的意见，必须召开上级党委会集体作出决定。
笔者在部队工作多年，曾不止一次地遇到这种情况：少数干部包括个别主官私心重，胆子大，确有利用手中权力搞点名堂，为个人捞好处的想法。可在军队现行领导体制下，他们很难为所欲为。特别是重大决策须经党委集体决策这一条，对一把手的制约最直接、最明显。因为，党委成员都是单位或部门的现任领导，对实际情况比较了解，只要经过党委讨论，多数同志出以公心，不正确的意见便很难通过；而如果不通过党委，主官个人决定重大问题，那就违反了集体领导的原则，就会受到其他党委成员的质疑、抵制和上级组织的追究。
三是有利于发挥民主，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根据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由全体党员按照党章规定民主选举产生，应对该级党委所属的全体党员负责；该级党委的常委，应对该级党委会负责；党委和常委都要定期报告工作，自觉接受党员群众的监督。如果领导干部表现不好，威信不高，就会在党的会议上受到质疑，严重的便会在党内选举中落选。这对领导干部也是一种有效的监督。据笔者所知，部队常有一些领导干部因群众威信不高，在党内选举中落选。而一旦落选，按规定这个干部就不能参加党委，自然也就不适于继续担任这个单位的领导，不得不调整工作。这对单位的建设和发展，对干部本人，都是有好处的。
总之，毛泽东为我军创立的领导体制，实际上是坚持了集体决策与个人负责相结合，决策时充分发扬民主，执行时强调个人负责，从而将集体决策与个人负责两方面的优点都发挥出来。这在组织管理上是一种创新，也与现代管理学的研究结论比较契合。例如被称为“企业文化四重奏”之一的《Z理论》一书的作者曾经对美国和日本企业的领导体制做过比较研究，认为美国的管理模式是个人决策、个人负责，而日本是集体决策、集体负责，这两种模式都有其局限。作者提出，最佳的管理模式应该是集体决策、个人负责。而这正好是毛泽东领导下我军管理体制的主要特点。毛泽东曾一再强调集体领导要与个人负责相结合，认为单有一个集体领导不行，还要有个人负责，要又对立又统一才行。单讲集体领导，不讲个人负责，或者单讲个人负责，不讲集体领导，都很危险。
现代企业的领导体制或者说法人治理结构，是近些年经济学、管理学关注的焦点之一。在职业经理人崛起和股权相对稀释的情况下，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股东、员工、职业经理人等利益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设置企业内部的权力结构？不仅国内专家议论纷纷，国外学者的看法也不尽一致。安然、世通、安达信等公司的教训充分表明，对企业的高层主管，在充分授权，确保其承担起领导责任的前提下，必须实行有效的监督和控制，防止其滥用权力，营私舞弊。我军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领导体制，虽然不能照搬到企业，但未必就没有一点参考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模仿军队的做法，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改革开放后，这套制度被当做“左”的或过时的东西丢掉了，企业开始实行一长制，由厂长或总经理个人说了算。至于企业中的党组织，只保留了一个政治上的领导作用，对业务工作基本没有发言权。这一改革虽然有其理由，但带来的负作用也十分明显。为什么近些年国有企业出现那么多损公肥私、贪污挪用现象，动辄就出几百万元、几千万元乃至上亿元的惊天大案？为什么一些企业的干群关系搞得那么紧张，不时发生大规模的群体事件？笔者认为，这与实行一长制后，没有找到管理、监督领导干部的有效方法，有直接关系。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究竟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法人治理结构，仍然是个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
民营企业似乎不存在法人治理结构问题，基本上都是老板个人说了算。许多企业家也十分欣赏这种决策方式，认为“一个人当家做主的好处很多，免去了多余的环节，说干就干，时间短，见效快”。这种看法虽说有一定道理，但只考虑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企业家不是神仙，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确，如果出现判断错误，又没有相应的制约机制，便可能给企业带来灾难性影响。现实生活中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而且越是曾经辉煌过的企业，越容易出现企业家被神化的现象。一旦“神”犯了错误，不仅难以察觉，而且很难纠正，给企业造成的危害自然也就更大。
所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强调，“在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中，制衡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理念”。“决策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虽然拍板快，但是发生错误时就没有制约，就会发生最坏的情况，而最坏的情况就是最大的效率损失。”“企业内部的制衡，难就难在谁来监督第一把手，设置什么机构来监督第一把手？更难的在于，即使建立了对第一把手的监督者，那么谁来监督那个监督第一把手的监督者？负责监督第一把手的监督机构和监督人员是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所有这些，都是管理哲学中的深层次问题。”可见，对这些管理哲学中的深层次问题，毛泽东曾提出过一套解决办法，并且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成效。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5）
近些年，国内一批优秀企业在领导体制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例如，华为公司实行的就是“委员会民主决策和部门首长办公会议集体管理”。即由资深行政人员、资深专业人士及相关行政职能部门的首长，组成各级各类专业委员会，研究论证公司管理中的重大问题，评议和挑选干部，对运行情况进行监控，以集中群体智慧，减少首长个人决策所带来的失误。大的方针原则确定后，依靠部门首长办公会议来具体落实。应该说，华为公司的这套领导体制有点类似于军队，与民营企业通行的企业家个人说了算相比，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华为公司又强调，委员会只是咨询机关，不是决策机构，在委员会内部仍然是“从贤不从众”。可谁贤谁不贤，由谁来认定？所以，实际上还是最高管理者个人说了算。
再如，柳传志曾将联想公司的领导体制用概括为：听多数人的意见，与少数人商量，最后个人说了算。显然，其一长制的色彩比华为公司还要浓。比较华为公司、联想公司的探索，可以明显看出我军领导体制的相对成熟和稳定。
当然，军队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也不是没有矛盾。在实际落实这一体制的过程中，常出现不能正确处理党委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之间关系的问题。或者是主要领导的民主意识不强，个人独断专行，该提交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的不提交，习惯于个人说了算；或者是党委决策后，首长个人在执行过程中不敢拍板，怕担责任，大事小事都要交党委会研究，直接影响工作效率。所以，尽管这一制度本身设计得不错，但要想执行得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还有大量具体工作和制度细节需要关注。
2从严父慈母理论看“双首长制”
政治委员与军事主官同为所在部队的首长，在同级党的委员会领导下，对所属部队全面建设和各项工作实施领导。政委通常是党委日常工作的主持者。
将领导者的角色一分为二，不仅可以弥补多数干部素质方面的缺陷，而且也符合辩证法。“一阴一阳之谓道。”无论是管理部属，还是培养人才，都需要刚柔相济，阴阳互补。
真正成功的企业都有一个领导集体，在强人的身旁，常常有一个十分得力、与之配合默契的搭档。如索尼公司的盛田昭夫与井深大，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和史蒂夫·巴尔默，戴尔公司的迈克尔·戴尔和凯文·罗斯林，海尔公司的张瑞敏和杨绵绵，联想公司的柳传志和李勤，华为公司的任正非和孙亚芳，万科公司的王石和郁亮，等等。他们一显一隐，一阳一阴，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能力、经验、阅历、性格等方面实现了互补。
常有一些企业家提出，希望找到类似部队“政委”的搭档。
我军政治委员制度由来已久。早在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为加强对北伐军的领导，显示“党军”与旧军队的区别，就曾模仿苏联红军的领导模式，在国民革命军中任命了一批国民党的党代表（其中许多是共产党员），并规定，“在军校及军队中，所有一切命令，均由党代表副署，由校长或该管长官执行”。“所有一切军校及军队中之法令规则，经党代表副署者完全有效。”《国民党治军档案》，宁凌、庆山编著，中###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八一南昌起义成功后，我党沿用国民革命军的做法，在军、师、团各级普遍设立了党代表或指导员，专门负责军队政治工作。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三湾改编”时，将党代表一直设置到连。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