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自选集: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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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自选集: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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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初期第一场大型的政治运动,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我认真严肃地怀着满腔的虔诚参加了进去。我一辈子不贪公家一分钱,三反、五反与我无缘。但是思想改造,我却认为,我的任务是艰巨的,是迫切的。笼统说来,是资产阶级思想;具体说来,则可以分为几项。首先,在解放前,我从对国民党的观察中,得出了一条结论:政治这玩意儿是肮脏的,是污浊的,最好躲得远一点。其次,我认为,外蒙古是被原苏联抢走的;*是受苏联左右的。思想改造,我首先检查、批判这两个思想。当时,当众检查自己的思想叫做“洗澡”,“洗澡”有小、中、大三盆。我是系主任,必须洗中盆,也就是在系师生大会上公开检查。因为我没有什么民愤,没有升入“大盆”,也就是没有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检查。
  在中盆里,水也是够热的。大家发言异常激烈,有的出于真心实意,有的也不见得。我生平破天荒第一次经过这个阵势,句句话都像利箭一样,射向我的灵魂。但是,因为我仿佛变成一个基督教徒,怀着满腔虔诚的“原罪”感,好像话越是激烈,我越感到舒服,我舒服得浑身流汗,仿佛洗的是土耳其蒸气浴。大会最后让我通过以后,我感动得真流下了眼泪,感到身轻体健,资产阶级思想仿佛真被廓清。
  像我这样虔诚的信徒,还有不少,但是也有想蒙混过关的。有一位洗大盆的教授,小盆、中盆,不知洗过多少遍了,群众就是不让通过,终于升至大盆。他破釜沉舟,想一举过关。检讨得痛快淋漓,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连同自己的资产阶级父母,都被波及,他说了父母不少十分难听的话。群众大受感动。然而无巧不成书,主席瞥见他的检讨稿上用红笔写上了几个大字“哭”。每到这地方,他就号啕大哭。主席一宣布,群众大哗。结果如何,就不用说了。
  跟着来的是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早春二月》,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胡适、俞平伯都榜上有名。后面是揭露和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这是属于敌我矛盾的事件。胡风本人以外,被牵涉到的人数不少,艺术界和学术界都有。附带进行了一次清查历史反革命的运动,自杀的人时有所闻。北大一位汽车司机告诉我,到了这样的时候,晚上开车,要十分警惕,怕冷不防有人从黑暗中一下子跳出来,甘愿做轮下之鬼。
  到了1957年,政治运动达到了第一次高潮。从规模上来看,从声势上来看,从涉及面之广来看,从持续时间之长来看,都无愧是空前的。
  最初只说是党内整风,号召大家提意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当时党的威信至高无上。许多爱护党而头脑简单的人,就真提开了意见,有的话说得并不好听,但是绝大部分人是出于一片赤诚之心,结果被揪住了辫子,划为右派。根据“上头”的意见,右派是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而且信誓旦旦说:右派永远不许翻案。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12)
有些被抓住辫子的人恍然大悟:原来不是说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吗?这是不是一场阴谋?答曰:否,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到了此时,悔之晚矣。戴上右派帽子的人,虽说是人民内部,但是游离于敌我之间,徒倚于人鬼之隙,滋味是够受的。有的人到了20年之后才被摘掉帽子,然而老夫耄矣。无论如何,这证明了,共产党有改正错误的勇气,是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
  当时究竟划了多少右派,确数我不知道。听说右派是有指标的,这指标下达到每一个基层单位,如果没有完成,必须补划。传说出了不少笑话,这都先不去管它。有一件事情,我脑筋里开了点窍:这一场运动,同以前的运动一样,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我怀着根深蒂固的“原罪”感,衷心拥护这一场运动。
  到了1958年,轰轰烈烈的反击右派运动逐渐接近了尾声。但是,车不能停驶,马不能停蹄,立即展开了新的运动,而且这一次运动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以前的运动。这一次是精神和物质一齐抓,既要解放生产力,又要肃清资产阶级思想。后者主要是针对学校里的教授,美其名曰:“拔白旗”。“白”就代表落后,代表倒退,代表资产阶级思想,是与代表前进,代表革命,代表无产阶级思想的“红”相对立的。大学里和中国科学院里一些“资产阶级教授”,狠狠地被拔了一下白旗。
  前者则表现在大炼钢铁上。至于人民公社,则好像是兼而有之。“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大炼钢铁实际上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全国人民响应号召,到处搜捡废铁,加以冶炼,这件事本来未可厚非。但是,废铁捡完了,为了完成指标,就把完整的铁器,包括煮饭的锅在内,砸成“废铁”,回炉冶炼。全国各地,炼钢的小炉,灿若群星,日夜不熄,蔚为宇宙伟观。然而炼出来的却是一炉炉的废渣。
  人人都想早上天堂,于是人民公社,一夜之间,遍布全国,适逢粮食丰收,大家敞开肚皮吃饭。个人的灶都撤掉了,都集中在公共食堂中吃饭。有的粮食烂在地里,无人收割。把群众运动的威力夸大到无边无际,把人定胜天的威力也夸大到无边无际。麻雀被定为四害之一,全国人民起来打之。把粮食的亩产量也无限夸大,从几百斤、几千斤,到几万斤。各地竞相弄虚作假,大放“卫星”。有人说,如果亩产几万斤,则一亩地里光麦粒或谷粒就得铺得老厚,那是完全不可信的。
  那时我已经有48岁,不是小孩子了;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留过洋的大学教授,然而我对这一切都深信不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唯我独马,唯我独革。
  跟着来的是三年灾害。真是“自然灾害”吗?今天看来,未必是的。反正是大家都挨了饿。我在德国挨过5年的饿,“曾经沧海难为水”,我现在一点没有感到难受,半句怪话也没有说过。
  从全国形势来看,当时的政策已经“左”到不能再“左”的程度,当务之急当然是反“左”。据说中央也是这样打算的。但是,在庐山会议上,忽然杀出来一个彭德怀。他上了“万言书”,说了几句真话,这就惹了大祸。于是一场反“左”变为反右。一直到今天,开国元勋中,我最崇拜、最尊敬的无过于彭大将军。他是一个难得的硬汉子,豁出命去也不阿谀奉承,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13)
上面既然号召反右,那么就反吧。知识分子们经过十几年连续不断的运动,都已锻炼成了“运动健将”,都已成了运动的内行里手。这一次我整你,下一次你整我,大家都已习惯这一套了。于是乱乱哄哄,时松时紧,时强时弱,一直反到社教运动。
  据我看,社教运动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前奏曲。我现在就把这两场运动摆在一起来讲。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北大是试点,先走了一步,运动开始后不久学校里就泾渭分明地分了派:被整的与整人的。我也懵懵懂懂地参加了整人的行列。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也想不通,解放后第一次萌动了一点“反动思想”:学校的领导都是上面派来的老党员、老干部,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起不了多大作用,为什么上头的意思说我们“统治”了学校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北京市委进行了干预,召开了国际饭店会议,为被批的校领导*,这里就伏下了“*”的起因。
  1965年秋天,我参加完了国际饭店会议,被派到京郊南口村去搞农村社教运动。在这里我们真成了领导了,党政财文大权统统掌握在我们手里。但是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不许自己开火做饭,在全村轮流吃派饭,鱼肉蛋不许吃。自己的身份和工资不许暴露,当时农民每日工分不过三四角钱,我的工资是四五百,这样放了出去,怕农民吃惊。时隔31年,到了今天,再到农村去,我们工资的数目是不肯说,怕说出去让农民笑话。抚今追昔,真不禁感慨系之矣!
  这一年的冬天,姚文痞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敲响了“*”的钟声。所谓“三家村”的三位主人,我全认识,我在南口村无意中说了出来。这立即被我的一位“高足”牢记在心。后来在“*”中,这位高足原形毕露。为了出人头地,颇多惊人之举,比如说贴口号式的大字报,也要署上自己的名字,引起了轰动。他对我也落井下石,把我“打”成了“三家村”的小伙计。
  我于1966年6月4日奉召回校,参加“*”。最初的一个阶段,是批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这次运动又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我自然在被批之列。我虽不敢以“学术权威”自命,但是,说自己是资产阶级,我则心悦诚服,毫无怨言,尽管运动来势迅猛,我没有费多大力量就通过了。
  后来,北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头子就是那位所谓写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老佛爷”。此人是有后台的,广通声气,据说还能通天,与江青关系密切。她不学无术,每次讲话,必出错误,但是却骄横跋扈,炙手可热。此时她成了全国名人,每天到北大来“取经”朝拜的上万人,上十万人。弄得好端端一个燕园乱七八糟,乌烟瘴气。
  随着运动的发展,北大逐渐分了派。“老佛爷”这一派叫“新北大公社”,是执掌大权的“当权派”。它的对立面叫“井冈山”,是被压迫的。两派在行动上很难说有多少区别,都搞打、砸、抢,都不懂什么叫法律。上面号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就是至高无上的法律。
  我越过第一阵强烈的风暴,问题算是定了。我逍遥了一阵子,日子过得满惬意。如果我这样逍遥下去的话,太大的风险不会再有了。我现在无异是过了昭关的伍子胥。我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这是常态;但是有时候我胆子又特别大。在我一生中,这样的情况也出现过几次,这是变态。及今思之,我这个人如果有什么价值的话,价值就表现在变态上。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14)
这种变态在“*”又出现过一次。
  在“老佛爷”仗着后台硬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时候,校园里残暴野蛮的事情越来越多。抄家,批斗,打人,骂人,脖子上挂大木牌子,头上戴高帽子,任意污辱人,放胆造谣言,以至发展到用长矛杀人,不用说人性,连*都没有了。我认为这不符合群众路线,不符合什么人的“革命路线”。放着安稳的日子不过,我又发了牛脾气,自己跳了出来,其中危险我是知道的。我在日记里写过:“为了保卫什么人的革命路线,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这完全是真诚的,半点虚伪也没有。
  同时,我还有点自信:我头上没有辫子,屁股上没有尾巴。我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或任何反动组织,没有干反人民的事情。我怀着冒险、侥幸又还有点自信的心情,挺身出来反对那一位“老佛爷”。我完完全全是“自己跳出来”的。
  没想到,也可以说是已经想到,这一跳就跳进了“牛棚”。我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我起来在太岁头上动土,“老佛爷”恨我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我被抄家,被批斗,被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我并不是那种豁达大度什么都不在乎的人。我一时被斗得晕头转向,下定决心,自己结束自己的性命。决心既下,我心情反而显得异常平静,简直平静得有点可怕。我把历年积攒的安眠药片和药水都装到口袋里,最后看了与我共患难的婶母和老伴一眼,刚准备出门跳墙逃走,大门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撞门声:“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来押解我到大饭厅去批斗了。这真正是千钧一发呀!这一场批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十分野蛮,我被打得躺在地上站不起来。然而我一下得到了“顿悟”:一个人忍受挨打折磨的能力,是没有极限的。我能够忍受下去的!我不死了!我要活下去!
  我的确活下来了。然而,在刚离开“牛棚”的时候,我已经虽生犹死,我成了一个半白痴,到商店去买东西,不知道怎样说话。让我抬起头来走路,我觉得不习惯。耳边不再响起“妈的!”“混蛋!”“王八蛋!”一类的词儿,我觉得奇怪。见了人,我是口欲张而嗫嚅,足欲行而趑趄。我几乎成了一具行尸走肉,我已经“异化”为“非人”。
  我的确活下来了,然而一个念头老在咬我的心。我一向信奉的“士可杀,不可辱”的教条,怎么到了现在竟被我完全地抛到脑后了呢?我有勇气仗义执言,打抱不平,为什么竟没有勇气用自己的性命来抗议这种暴行呢?我有时甚至觉得,隐忍苟活是可耻的。然而,怪还不怪在我的后悔,而在于我在很长的时间内并没有把这件事同整个的“*”联系在一起。一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我一直拥护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的“革命”。可见我的政治嗅觉是多么迟钝。
  我做了40多年的梦,我怀拥“原罪感”40多年。上面提到的我那三个崇拜对象,我一直崇拜了40多年。所有这一些对我来说是十分神圣的东西,都被“*”打得粉碎,而今安在哉!我不否认,我这几个崇拜对象大部分还是好的,我不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至于我衷心拥护了10年的“*”,则另是一码事。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它给伟大的中华民族脸上抹了黑。我们永远不应忘记!
  “四人帮”垮台,“无产阶级*”结束以后,中央拨乱反正,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时间并不太长,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在全国人民眼前,全国知识分子眼前,天日重明,又有了希望。
  我在上面讲述了解放后40多年来的遭遇和感受:在这一段时间内,我的心镜里照出来的是运动,运动,运动;照出来的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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