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为己任，与《新潮》对抗交锋。但《国故》始终处于劣势，难敌《新潮》巨浪冲击。未久，北大文科学生张国焘、易克嶷、许德珩辈又纠集一百余众，成立了一个名为“国民杂志社”的团体组织，创办《国民》杂志，由张国焘任发行人兼经理，摇摆于新旧两派之间。可惜这一鱼龙混杂、绿林草莽气味浓厚的团体，内部很快分化，产生了所谓的旧派、新派与走中间路线的调和派等乱七八糟、眼花缭乱的派别。一时间，北大校园内泥沙俱下，各种文化思潮如乌云滚动中爆裂的雷电，相互碰撞、激荡、交融。在一串串耀眼火花的闪亮蹿动中，终于引爆了20世纪黑暗中国的第一声惊雷。 。。
从北大到柏林（3）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规模反帝爱国*。当此之时，整个北京高校校园与街头闾巷，风卷浪滚，豪杰并起，猛士如云。胡适麾下头号爱将傅斯年，尽管还没有成为满身散发着西洋气味的“海龟”，而只是一只“富于斗劲的蟋蟀”（罗家伦语）。正是由于这个罕有的“斗劲”，才更加引人注目地在这股世纪大潮中鼓起翅膀呼风唤雨，兴风作浪。*爆发后，傅斯年作为北京学生*队伍总指挥，肩扛上书“还我山东，还我青岛”等字样的大旗，挥动手臂，率部冲出校园，一路浩浩荡荡向京都政治中心天安门奔来。在广场集结并宣示口号声威后，大队人马又转赴东交民巷外国使馆交涉。在遭到帝国主义者蛮横阻止后，北京街头热切的呼唤顿时变成了声声怒吼。在傅斯年指挥引领下，*队伍转赴赵家楼，以满腔的爱国热情与悲愤心境，痛殴了卖国汉奸曹汝霖，一把火烧了赵家楼，中国新*主义革命运动由此揭开了光辉的一页。
赵家楼的冲天火光映红了古老的京都，朝野为之震动，社会各阶层纷纷起而仿效，并给予极大声援。惊恐中的北洋政府在调集大批军警*的同时，做出了查封北大，惩办校长蔡元培的举措。蔡元培于危难之际沉着果敢地与政府官僚周旋，以减缓各方压力，安抚学生，劝其复课。同时联络组织平津地区的国立大学校长为营救被当局逮捕的学生奔走呼号。当被捕学生全部释放，被后世誉为“北大之父”的蔡元培为避其锋锐，于5月8日夜提交辞呈悄然离京，远走他乡。
蔡元培走了，*渐渐平息，北大幸而保全。作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的傅斯年，也于这年夏天毕业离校，怀着百感交集的心境回到家乡聊城休整。
这年秋季，山东省教育厅招考本省籍官费留学生，傅斯年赴省会济南应试，并以全省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入选。尽管如此，主考方不但不把这位“黄河流域第一才子”放在眼里，反因傅斯年所显示的压倒性优势，坏了欲走后门安插亲信的好事而成为当权者的眼中钉、肉中刺。当权者以傅是五四运动中的“激烈分子，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生”【19】，且还是“凶恶多端的学生示威活动的头头”、“打砸抢烧的危险激进分子”等为由，拒绝录取。山东省教育厅官员奉命对外的解释是：假如傅斯年到了大英帝国或法兰西，一不开心，率领一帮梁山兄弟的后代（南按：傅的家乡聊城产生过《水浒》中的武大、武松、潘金莲、西门庆等著名小说人物），再来一个三打祝家庄、火烧狮子楼或赵家楼之类的行动，把法兰西的卢浮宫、巴黎圣母院等洋人的宫殿，用粪叉子、二叉钩子或镰刀斧头加锤子，三下五除二给弄个底朝天；或哪一天像打虎的武二郎一样喝高了，借着酒劲儿，把大英帝国的白金汉宫一把火烧个精光，山东方面乃至整个中国政府将吃不了兜着走。为了消除隐患，斩断祸根，干脆来个“斩首”行动，断了傅斯年出洋的念头。如此这般，即便傅氏头上长脚，身上长刺，也不过“土鳖”一只，再怎么闹腾，亦只能在他家乡黄河岸边那块黄土上翻跟头，难以蹦跶出山东父母官与各色小吏的手掌心，更不会跑到太平洋或大西洋去兴风作浪，扬风扎猛惹是生非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从北大到柏林（4）
这个出乎意料的变数，使傅斯年如同挨了一记闷棍，顿感天旋地转。傅斯年以及部分正直官员皆表示不能接受这一怪诞的说辞，声言要诉诸法律。就在决定是一只“海龟”还是“土鳖”这一重大人生命运的紧要关头，以行侠仗义著称的山东省教育厅一位叫陈雪南（名豫）的科长，出于对傅氏的同情和对贪官污吏的义愤，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坚持应以考试结果为准，力主傅斯年放洋，并言道：“如果成绩这么优越的学生，都不让他留学，还办什么教育！”【20】眼看陈科长已不顾自身得失跳将出来与当权者叫起板来，一批具有文化良知的官员也借机出面为傅氏大鸣不平。另有一群见风使舵，欲走后门而最终落败者，也趁机煽风点火，四处鼓噪，给既得利益者施加压力。在四面楚歌的叫喊声中，当权者出于各种考虑，终于作出让步，把傅氏列入官费留学生名单。垂头丧气的傅斯年得此喜讯，当场喊了一声“我的娘！”差点昏厥过去。待喝下一碗清水，长嘘一口气后，傅斯年打起精神，搓干手心中那湿漉漉的汗珠，收拾行李返回北大，于同年12月26日，晃动着小山包一样庞大肥硕的身躯，由北京起身去上海，乘轮船赴欧洲，开始了为期数年的留学生涯。
就在傅斯年即将踏出国门之时，上海著名资本家、纺织大王穆藕初表示将陆续捐出10万元巨款给北大，要求校方选送五位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出国留学。留学期间的费用，比一般官费学生略多。当时的官费生每人每月90美元，穆藕初开出的费用为每人每月120美元。在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和胡适等人的策划下，选出了段锡朋、罗家伦、周炳琳、康白情、汪敬熙等五人。因清朝末年政府曾派五位大员出国考察宪政，时称“五大臣出洋”，此次五位学子得此惠顾，被坊间戏称为北大“五大臣出洋”，一时为社会广泛瞩目。当时北大还有一位与“五大臣”势均力敌的学生孟寿椿，本在预选之内，因名额限制被叫停。“五大臣”怜惜同学手足之谊，颇感过意不去，乃相商每人自愿每月只要100美元，把多余的钱凑起来增加一个名额，孟寿椿得以好梦成真。穆氏捐款的受惠者实际上已是“六大臣”，只是“五大臣”的名声已经叫响，没有人再去计较是五还是六了。
且说傅斯年到达英国后，先入伦敦大学跟随史培曼（Spearman）教授攻读实验心理学，后兼及生理和数学、化学、统计学等。1923年由英国至德国，入柏林大学研究院攻读比较语言学与史学。傅斯年之所以离英赴德，正如其北大同窗罗家伦所言：“一方面受柏林大学里当时两种学术空气的影响，一方面受在柏林大学的朋友陈寅恪、俞大维各位的影响。”【21】
正是为陈、俞二人的才学、人格与声名所吸引，“目空一切”的傅斯年才弃英赴德走进了柏林大学校园。随着傅氏的到来，形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史上政学两界名重一时的姻亲三角联盟，同时演绎了一段天才交会过往的历史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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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初会（1）
傅斯年与陈寅恪初次谋面，是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由同窗好友、陈寅恪的弟弟陈登恪介绍结识的。具体的时间已不可考，大约在1915年春夏之季，离著名的五四运动爆发还有4年。当此之时，20岁的傅斯年正在北大预科就读。尽管傅氏胆识俱在，国学功底深厚，在北大校园的小圈子里牛气冲天，不把同学与一般教授放在眼里，走路总是鼻孔朝天，与同学说话大多扭着脖子哼哼唧唧，做不屑一顾状，但仍属于无名之辈。而26岁的陈寅恪已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等地游学数载，肚里装载了不少东洋与西洋的墨水。二人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相见，可以想象，傅斯年对陈寅恪的学问与见识当是深表钦佩的。许多年后，他由英国赴德国柏林大学就读，正是这次会晤结下的因果。
陈、傅结交，除了傅对陈学问的敬佩，不能排除的另外一点是，由于陈登恪与傅氏友善，平日里双方对各自的家世门第已有所了解，并有气味相投之感。而这一点，对特别注重“门第”与“出身”的陈寅恪与傅斯年而言，又为柏林相见和二人的友好交往无形地拉近了距离。门第的高低，出身之贵贱，是人与人交往的基础，也是一根维系陈、傅二人几十年关系的重要纽带。
傅斯年乃大清名门之后，陈寅恪亦非出身草根之家与燕雀之辈，祖上乃今江西安德县著名的“义门陈”家族。这个家族自唐代发达，至宋代达到鼎盛，合门三千余人。据研究者考证，截至北宋咸平四年（1001），陈氏一门科举及第在朝为官者竟达到430人之众，仅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也就是范仲淹在他的名篇《岳阳楼记》中所说的“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那一年，“义门陈”一族有403人应举，后得中并在朝廷逐步升迁担任要职者有18人，另有29人担任各地的刺史、司马、参军、县令等职。至宋仁宗嘉祐年间的半个多世纪，“义门陈”权倾朝野，声名远播，成为有宋以来罕有其匹的名门望族。为抑制陈门日渐庞大的家族势力，嘉祐七年（1062），在宋臣文彦博、包拯、范师道等出谋划策下，宋仁宗以教化四方百姓的名义诏令“义门陈”分庄天下。前后经半年的时间，盛极一时的“义门陈”十二行派被拆解为291个小庄迁往全国各地，其中以江西、湖南等地为多。陈寅恪祖上一支先是迁往福建宁化，继而流徙广东潮州，后又回迁福建上杭。
倏忽间，元、明两个朝代几百年过去了，直到清朝的乾隆年间，陈寅恪祖上又携家迁往江西义宁州竹塅村。在这个山环水抱，云烟氤氲，灵气缭绕的祥瑞之地，流徙日久的陈门子弟在历史的几番荡动中终于站稳了脚跟，开始置屋购地，兴学耕读。当宏大气派的“凤竹堂”在山水环伺的竹塅地界拔地而起时，历史的进程已到了乾隆末年，称雄一时的“康乾盛世”即将随风飘散，大清帝国已显疲惫之态。与之相反的是，竹塅陈氏却渐渐步入了青春焕发的盛年，有宋一代“义门陈氏”的家训与光荣，再度唤醒了陈氏子弟久远的记忆，蛰伏于心中的祖先血液如春风化雨在胸中涌动，建功立业、重振家风的辉煌梦想，于世局即将巨变的前夜就此形成。在这个久违的大梦诱导驱使下，陈氏弟子加紧勤读苦练，向着科举的道路奋力迈进。20年之后，大清帝国的盛世不再，乱象已生，陈氏一门羽翼渐丰，开始了冲天一飞的蓄势运力。
北京初会（2）
1851年1月11日，一个叫洪秀全的乡村落第秀才约集万余教徒在广西金田村造反起事。延续13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由此开始，大清帝国版图内陷入了长期内战与混乱，一个豪杰并起、群雄争霸的新时代业已来临。在刀光火色的闪耀中，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李鸿章……于历史的星光照耀中先后登场，并以自己的雄才谋略去试着改变历史进程。在波澜壮阔的时代洪流里，有一个历史无法绕开的关键性人物继之登场亮相，这便是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
据义宁史志载：就在洪秀全率众造反起事的这一年，即咸丰元年（1851）秋，陈宝箴（字右铭）恩科乡试中举，拣选知县。咸丰六年，陈宝箴入京参加会试，不第留京，期间得以交结四方隽雅之士，识见大增。咸丰十年（1860）秋，英法联军陷天津，犯京师，咸丰皇帝北狩，时朝廷中枢深恐在南方起事造反的洪杨太平军乘机沿运河北犯，抢劫通州库存仓米。正无计可施间，陈宝箴献出奇策，条陈防守六事于枢府：“设传驼更运，前明于忠肃成法也。”惊慌失措的枢府采用其计，旦夕之间将通州屯粮移至京师，宝箴一计而引起朝臣瞩目。【22】未几，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数千黄毛官兵操刀弄枪嗷嗷乱叫着扑向西郊圆明园，一番疯狂砍杀劫掠之后纵火焚烧，园中琼楼玉宇皆被殃及，一时浓烟弥漫，火势冲天。陈宝箴时在城内酒楼与友人交谈时势，遥见西天半壁红光，知这座世之罕见的“万园之园”与大批稀世国宝万劫不复，顿时情绪失控，欲跳楼自尽以醒世人，幸被友人拦腰抱住免于以身相殉。陈氏落座后乃捶案大哭，座人尽惊。
咸丰十一年（1861）春，陈宝箴南归省母，时由建立湘军起家的曾国藩以两江总督之职屯驻安庆，陈氏前往拜谒，曾氏引为上宾，惊其才学识见，誉为“海内奇士”，欲留于幕府视事。陈氏不愿为幕僚之客，欲亲临战场与洪杨太平军一较高下，遂辞谢，复归江西老家。未久参加席宝田江西军队，筹划与敌战。席氏曾随江西刘坤一率部追击太平军石达开部入广西并攻取柳州，因功赏戴花翎。时席宝田与江西巡抚沈葆桢不和，而沈又与两江总督曾国藩不睦。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时局，陈氏经过深思熟虑，离江西入曾国藩幕府。曾氏见之惊喜交加，当即书有“半杯旨酒待君温”等句以勉。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在李秀成、洪仁瘸剂沤康幕び酉拢胫谧谑乙銮壮鎏印３卤鹨砸桓鼋艹稣铰约业难酃庥氪厦敉纺陨笫倍仁疲隙ê槭弦恍斜靥油鋈鸾穑⒓聪蛳μ锵灼娌哂诠悴⑹羌渖璺杂字鞒鎏樱氨家菔Ю铮找辜残校⒅馗九嗨媸簦拮肪股酰斜鼗骸Ｎ邑角骷涞溃鞴悴⑹羌洌芸擅鹨病薄�23】。席依其计，果在道中俘获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及洪仁⒒莆溺⒑槿收戎匾宋铩３卤鹩纱嗣洌汲啊�
光绪元年（1875），陈宝箴受命署理湖南辰沅永靖兵备道，治凤凰厅（今凤凰县）。此处地瘠民贫，匪患猖獗，数十年犷悍嚣凌之气，历届官吏皆束手无策。据岳麓书院曾国藩的同学、晚清著名外交官郭嵩焘撰文称，陈氏得署凤凰后，以兵家战略“求得干才一二人，授方略，令各清其族，捕治数十人，不逾月而民气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