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讲破除迷信的问题，从“厚今薄古”转到了秦始皇的话题。他说：
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时站起来讲话了］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讲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④
毛泽东在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又说：
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与集中结合起来。⑤
这里，毛泽东似乎不是评价秦始皇个人，而是把他做为一种集中政策的象征，这是从正面来看秦始皇的。
1964年6月在接见外宾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
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应该讲句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
同年8月，在一次谈话时说到黄河流域的水利建设，他又联系到秦始皇，他说：
齐桓公九合诸侯，订立五项条约，其中有水利一条，行不通。秦始皇统一中国，才行得通。秦始皇是个好皇帝，焚书坑儒，实际上坑了四百六十人，是孟夫子那一派的。其实也没有坑光，叔孙通就没被杀么。孟夫子一派主张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我们有许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时也有许多事情行不通。⑥
此时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评价是相当高的，称他“伟大”，称他“是个好皇帝”，“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这些评价主要还是从秦始皇本身的历史功绩出发的。
在20世纪70年代的那场“评法批儒”运动中，秦始皇被全面抬高，他是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贬低秦始皇就是反对法家路线，甚至指出秦始皇的缺点，就可能被认为是攻击毛泽东。但在毛泽东晚年，他的态度略有改变，主张一分为二地评价秦始皇。
1975年，毛泽东曾对在他身边为他读书的芦荻说：
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地评论。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以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佚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无聊得很。陈胜、吴广反对暴秦，就包括反对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⑦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三章 毛泽东智品古代史籍（12）
这时，毛泽东已经是重病缠身的暮年，他对秦始皇的评价已不像1958年那样充满个人性格特点和政治色彩。这种坚持以一分为二的精神评价秦始皇，在肯定秦始皇的巨大进步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他“残酷地压迫人民”的一面，无疑是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
曹操是“真男子”
毛泽东曾经较多评论并主张给其“翻案”的另一位帝王类历史人物，就是魏武帝曹操。
曹操在人们心目中长期以来被视为反面人物，恐怕比秦始皇更有过之。人们从《三国演义》和旧戏舞台上得到的“旷世奸雄”、“白面奸臣”的印象可谓根深蒂固。
卢弼所撰的《三国志集解》中，不少文人对曹操怀着一种厌恶的心情进行批注，不论曹操做的什么事，说的什么话，都要从“奸雄”的角度去评价。毛泽东虽然从小就喜读《三国演义》，但他却认为曹操长期被视为“奸雄”太不公正。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读鲁迅的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时，对鲁迅所说的“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的话深有同感，特别用粗重的红铅笔在旁边划了着重线。
对曹操的许多诗文，毛泽东都多次阅读，反复圈点。当1954年毛泽东来到北戴河，并且要登碣石山时，他对一千七百年前曾来过这里的曹操颇为怀念。当时陪同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回忆说：
1954年夏季在北戴河，休息时他常读诗：“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我问主席这是谁写的诗，很有气魄，主席告诉我是曹操写的《步出夏门行》的第一章“观沧海”。
当徐涛谈到他从小到现在，凡所认识的人都说曹操是奸臣，戏台上也是个“大白脸”时，毛泽东说：
曹操是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个诗人，能文能武，那时封建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三国时代魏蜀吴的魏国就是他建立的，他统一了北方，打击了豪强，施行屯田制，开荒生产、提倡节约，改革了东汉的弊制，使社会稳定，促进了社会进步，难道不该肯定吗？说他奸臣、白脸，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案要翻。
毛泽东还对徐涛说：“曹操能带兵打仗，也能了解民间疾苦，征战环境三十多年，手不释卷，喜读书学习又喜作诗，登高必赋，我喜读他的诗。”“你看曹操的诗气魄雄伟，给人鼓舞。真男子气，是大手笔。” ①
也正是此时，毛泽东酝酿着自己的词作《浪淘沙·北戴河》：
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这首词的字里行间，包含着对曹操的怀念、赞扬之情。
徐涛还回忆说，毛泽东并不是和他一个人谈过评价曹操的问题，他也曾和他的高级俄语翻译李越然谈论过，“对曹操是正面评价的，也是为曹操正名*，时间大约在1957年”。
1958年，毛泽东阅读了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卢弼撰的《三国志集解》。
裴松之在注文中，引用了《魏武故事》记载曹操于建安十五年（210年）所下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令》中主要叙述自己辗转征战的经历及主要的内心活动，意在表明自己并无取代汉室自立为帝之意，所以让出受封的阳夏、柘、苦三县以解除别人的误会。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三章 毛泽东智品古代史籍（13）
曹操还表明，自己常对妻妾们说，待我“万年之后”，你们不论改嫁到哪里，都要为我说*迹，“使他人皆知之”。
卢弼在注中指责曹操“择言不慎”，“为奸雄欺人之语”。对曹操所说不肯让出兵权，是“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指为“欺人之语”。其他文人的批语中，也有指斥曹操“欲盖弥彰”、“言不由衷”、“志骄气盈，言大而夸”等等。
读到这里，毛泽东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愤，忿然写了这样的批语：
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②
这个批语，旗帜鲜明地否定了那些攻击曹操的言论，认为李白在《望鹦鹉洲悲祢衡》一诗中，对曹操的评价比较接近实际。
1959年3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郭沫若《替曹操翻案》的文章，从学术的角度论证了曹操的历史作用。郭沫若说：“公平地说来，曹操对于当时的人民是有贡献的，不仅有而且大；对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是有贡献的，不仅有而且大。在我看来，曹操在这些方面的贡献，比起他同时代的人物来是最大的。”
就在郭沫若发表这篇文章的前四个月，毛泽东讲过“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
除了为以上三位帝王类历史人物做“翻案文章”外，毛泽东在他的谈话和批语中还涉及到的古代帝王有：汉高祖刘邦、楚霸王项羽、汉元帝刘姡А⒑汗馕涞哿跣恪⒛铣蚊鞯哿鯊⒛铣何涞巯粞堋⒛铣潞笾鞒率灞Α⑺逦牡垩罴帷⑺屐镜垩罟恪⑻聘咦胬钤ā⑻铺诶钍烂瘛⑻聘咦诶钪巍⒁淮饰湓蛱臁⒑罅禾嬷煳隆⒑筇谱诶畲孥谩⒛咸评詈笾骼铎稀⒈彼翁谡躁痢⒈彼位兆谡再ァ⒚魈嬷煸啊⒚鞒勺嬷扉Α⒚魇雷谥旌駸械取�
见解独特评名臣
毛泽东作为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家、军事家，读史的着眼点也往往是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即他对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有着特殊的感情。
毛泽东在读史籍过程中特别推崇的政治家、军事家有汉代的贾谊、赵充国，三国时的诸葛亮、郭嘉，南北朝时期的陈庆之、韦叡，唐朝的魏征、马周、朱敬则、张说、姚崇，宋代的包拯、岳飞，明代的海瑞、张居正，清代的林则徐、曾国藩等。下面选择毛泽东评点较多的几位名臣略而说之。
“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
诸葛亮是毛泽东谈论较多的历史人物。
诸葛亮（181~234年）是三国时期蜀汉政治家。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字孔明。207年，与刘备说《隆中对》，为刘备定据荆、益二州，联吴抗曹之策，成为刘备主要辅臣。刘备称帝，封承相。刘备死，辅后主刘禅。政事无巨细，咸决之，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曾多次北伐曹魏，后病死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军中。葬定军山（今陕西勉县东南）。
早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在《讲堂录》里就说诸葛亮是“办事之人”，并借用杜甫“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作为同学悼词，抒发对诸葛亮的萦念。
延安时期，毛泽东多次提倡人们要学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八个字是诸葛亮《后出师表》中的名言。毛泽东熟诵两个《出师表》，在1939年1月为《八路军军政杂志》撰写的发刊词里，毛泽东说“从前人说，读诸葛《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①
第三章 毛泽东智品古代史籍（14）
诸葛亮在封建社会被奉为名臣的代表。历史上的诸葛亮确有很多值得后人借鉴处，对此，毛泽东也给予了最大肯定。1950年4月，他在北京中南海对董其武将军说：有人害怕共产党，那有什么可怕呢？共产党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没有私利可图，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我们国家搞好。你看过《三国演义》吧？共产党就是以诸葛孔明的办法办事。那就是“言忠信，行笃敬，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众益”。
毛泽东十分赞赏诸葛亮制定的和戎方法，即少数民族政策。他说：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毛泽东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引《汉晋春秋》的一段注文空白处，划了很多圈子，这条注文记载了诸葛亮七擒七纵彝族领袖孟获，以及在平定南中后大力安排、任用地方豪强为官吏的事迹。他说：“这是诸葛亮的高明处。” ②
毛泽东非常赞赏诸葛亮的“七擒七纵”，把它视为处理民族矛盾的一个方法。
1935年5月初，毛泽东率领红军长征到安顺场，当得知总参谋长刘伯承已妥善处理了和彝族首领小叶丹结盟事，很高兴地询问：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说服了小叶丹呢！
1949年，当习仲勋妥善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二十代千户项谦归顺成功时，毛泽东对习仲勋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1953年8月，当西南军区李达参谋长汇报贵州擒获布依族女匪首程莲珍案时说：这个女匪首，下面要求杀。但毛泽东说：不能杀。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又说：人家诸葛亮擒孟获，就敢七擒七纵，我们擒了个程莲珍，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连两擒两纵也不行？总之，不能一擒就杀。
诸葛亮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智慧的象征。毛泽东肯定诸葛亮的聪明才智。1962年2月，他在和南京炮兵工程学院院长孔从洲谈日益进步的科学技术时，又谈了诸葛亮的兵器改革，说：我们祖先使用的十八般兵器中，刀矛之类属于进攻性武器，弓箭是戈矛的延伸和发展。由于射箭误差大，于是又有了弩机，经诸葛亮改进，一次可连发十支箭，准确性提高了。他征孟获时使用了这个先进武器。可是孟获也有办法，他的三千藤甲军就使诸葛武侯的弩机失去了作用。诸葛亮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藤甲是用油浸过的，于是一把火把藤甲军给烧了。
毛泽东还常以诸葛亮作为智慧力量的象征激励干部和战士。在红军时代，他就多次说：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只要我们有诚心，有耐心，湘粤赣边就能有千个万个“诸葛亮”。动员起来，参加我们的斗争，那我们干出来的事业就一定比当年的诸葛亮不知要伟大多少倍。
客观地讲，历史上的诸葛亮并非小说塑造中的那样全美全能。1959年7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上就说：人的认识是逐步发展的，不可能如同孔明那样，事先安排定锦囊妙计。毛泽东还说：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他在读宋苏洵《权书·项籍》有关评说诸葛亮“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条时，写下了精彩的批语：
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①
第三章 毛泽东智品古代史籍（15）
历来史家皆大颂特颂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思路，但毛泽东却奇语惊人，别树一帜，言之成理，堪称卓见。
陈庆之：“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陈庆之传》载于《南史》第六十一卷。毛泽东在该书封面上，用粗重的黑铅笔划了读过两遍的圈记。在目录“陈庆之”三字旁，划了两条着重线。在传记开篇的天头上，连划四个大圈，又用他苍劲的笔迹，醒目地标写着“陈庆之传”四个大字。在第一段介绍陈庆之生平的地方，毛泽东富含深情地批注：
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在武昌
文内许多地方，毛泽东又圈又点，划满了着重线，足见他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