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天晚上已在此布阵的五百名日本骑兵，并没有趁元军登陆之时进行半途截击，而是待其登陆整顿好阵形之后，方才“鸣镝”，等于向对方声明：战斗开始。日本的这种战术布置还属于古典模式。
另一方面，日本武士军团是以“守”、“地头”为单位临时构建而成的，这种模式在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时形成固定兵制。某一“守”率军出征，该族的家人、族人成为该支部队的骨干随同参战，“守”所辖的“地头”，亦率其家人、武士自成一个战斗小单位，归守总指挥。
这种由家族主从关系构成的军队，个人战斗力顽强，但是其各自为战的特点，又导致军令不一，战斗时偏重于一对一的对抗模式，因此日本方面的战斗几乎是散乱的，根本无法与以集团军模式出阵的元军相抗衡。
据日本史书记载：
“击鼓鸣锣，杀声震天。日军战马惊恐不安，跳跃打转，当武士拨转马头冲向敌人的时候，已经被敌人射中。蒙古矢短，但矢根涂有毒液，射上即中毒。敌数白人箭射如雨，长柄矛可刺进铠甲缝隙。元军排列成队，有逼近者，中间分开，两端合围，予以消灭。元军甲轻、善骑马，力大，不惜命，豪勇自如，善于进退。大将据高处指挥，进退击鼓，按鼓声行动。在后退时，铁炮中装铁弹，随着火焰喷出，四面烈火，烟气弥漫；其声凄厉，心碎肝裂，目眩耳聋，不辨东西，被击毙者极多。”
通过这篇战况实录，可以看出元军的临战队形和战术特点。
首先，元军有统一的战斗号令，即击鼓鸣金，行军途中鼓噪推进。这种战斗模式对日本武士及其战马来说很是陌生，结果是战斗没有进入实质性的对抗阶段，日本战马就产生惊惧心理，在己方阵地惊跃狂奔，无法控制。这就使得日本武士陷入绝境，在其拨转马头试图进入对阵状态的瞬间，已经中箭落马。
其次，元军以方阵模式推进，当敌人军马冲至阵前，元军立即进行临时性的整体调控，从中间分开，而后以两翼之势将日本合围而聚歼。
此外，元军弓弩方阵集体排射，矢短弓硬，射击周期短，射程远，且箭支上浸过剧毒；指挥官占据有利地形，以鼓指挥全军进退等特点也是日军所不具备的优势；巨炮在战争中也被元军有效利用，《太平记》记载：“击鼓之后，兵刀相接，抛射出球形铁炮，沿山坡而下，形如车轮，声如霹雳，光似闪电，一次可发射两三个弹丸，日本兵损伤无数，城上仓库着火，本应扑灭，但无暇顾及。”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四 元军首次东征——日本胜得莫名其妙（3）
在初次接战中，日本武士军队便死伤惨重，战场上日军伏尸如麻。
另一部元军进展并不顺利。
在元军受阻撤退时，肥后武士竹崎季长率族人四骑进行尾追，却中箭负伤落马，侥幸未死。战后，竹崎季长以参战的亲身经验为蓝本，绘成《蒙古袭来绘词》，为重现当时的元日战争场景留下了接近真实的史料。
第三部登陆元军面对在兵力上呈优势的日军，也取得了重大战果。
元军与日军激战了一整天，傍晚时分，日军被迫全军撤退，但元军咬住不放。元军左副帅、作战指挥刘复亨从高坡走下跨上骑马准备亲自参战。
这个细节被日军前线指挥藤原经资发现，他立即引弓搭箭，将刘复亨射落马下。
此时，天色已昏暗，元军遂停止进攻。损失惨重的日军趁机完成大撤退，退往太宰府水城（白江口之战失败后日本为守卫太宰府、防止唐军来袭而构建的水城）。
日军撤进水城之后，没有来得及逃亡的日本老幼妇女，被俘近一千五百人。箱崎八幡宫也毁于战火之中。
但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日军通过小股夜袭战，也让元军付出了些许代价。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元军虽然在白天进行陆上作战，但到夜间就一定撤回海上。
元军方面，受伤的左副帅刘复亨被亲兵先行护卫上船。元军统帅忻都召集其余将领商讨第二天的军事部署。经过一天的对战，元军也死伤不少，可谓兵疲矢尽——《元史？日本传》记载“官军不整，又矢尽”，并且重要将领受伤，日本的有效防卫力量数倍于元军，这些不能不对不善跨海作战的元军统帅忻都产生负面影响。
高丽将领金方庆头脑冷静，他认为只要坚持苦战，便能攻克太宰府，以便保住战果等待援军再从长计议。如果元军能够顺利班师回国，这次远征无论如何不能算作失败。
关于第一批元军东征最终“失败”的原因，在日本方面的战史资料如《蒙古袭来绘词》、《八幡愚童训》中没有说明，中国《元史》对这第一次远征日本的记述也极为简短，仅有“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掳掠四境而归……”
《高丽史》提到了“会夜大风雨，战舰触严崖，多败……军不还者，无虑一万三千五百余人”。
日本某朝廷公卿在其私人日记也提到了元军船只被海风“吹归本国”。
另外在日本其他人的奏状中也有“神风狂吹，敌兵失命”的记载。
根据这类说法，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即就在元军决议班师回国的这天晚上，博多湾出现了台风。
日本群岛四面环海，除东北部沿海外，均被来自热带太平洋的暖流所环绕，在每年8、9、10月间，日本西部和南部常遭台风袭击；博多湾恰好位于台风的袭击区内，也就是说，就在元军滞留博多湾的最后一天夜里，台风也恰好赶到了。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靖赞同这一说法：“公元1274年10月初，以船舰九百艘、士兵三万三千人占领了对马、壹岐两岛……继而侵入肥前松浦郡……使日军处于不利，不得不暂时退却到大宰府附近……元军虽然赶走了日军，但不在陆地宿营，夜间仍回船舰。当元军回到船舰后，恰遇当夜有暴风雨，元舰沉没二百余艘，所余元军撤退，日本才免于难。”
美国蒙古史学者罗莎比的意见与井上靖相似，他写道：“尽管日本人得知蒙古军队已经出发，但他们的准备仍不完备……他们的武器也无法与蒙古人的长距离武器相匹敌，他们的指挥官也不如久经战场考验的蒙古军队领袖那样有经验，但他们擅长于面对面的搏斗……尽管他们在前几夜的战斗中失利，但突然降临的暴风雨使蒙古军队和船舰在退往旷海中时损害惨重，他们不得不无功撤退。”
四 元军首次东征——日本胜得莫名其妙（4）
另外，在日本江户时代的《西大寺敕谥行正菩萨（睿尊）行实年谱》中有这样的记载：“文永十一年十一月五日亥刻，猛风频吹，元之大船百余艘沉入海中之消息自西国传来”，
这一史料的推测是，海风事件是发生在元军撤退途中，而不是撤退之前。
已故日本著名史学家网野善彦做出了这样的推测：当夜确实出现台风，但并不是能够倾覆元朝远征舰队的海上飓风，但风雨动摇了劳累不堪的远征军将士的意志。
元军第一次征伐日本就此宣告结束。据统计，折损士兵近万人。
第二天早上晨光初露，枕戈待战的日军在太宰府水城列阵，但久等不见元军来攻，派出的侦察人员回来告诉日军将领，博多海面已无元军船只。
武士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已经胜利了。
日本内地的幕府和朝廷更不可能知道这一点。他们只知道元军已经攻陷了对马，京都笼罩在紧张惶恐的气氛中。甚至流传着九州已经失陷的流言。
差不多一周之后，京都方面才传来元军登陆博多的消息。
京都尚且如此，在地理上更加遥远的镰仓更不可能知道详细战况。
11月1日，幕府还在继续征兵前去支援博多前线。
直到11月5、6日，日本高层才接到了“文永之役”的捷报。
京都朝廷先是一怔，而后举国狂欢。龟山上皇巡回各大寺庙神社，到处做“异国降伏”的祈祷。
年轻的幕府执权北条时宗在庆幸之余，并没有继续乐观下去，他不但没有下令停兵罢战，反而命令各地守护征发六十五岁以下的男子，甚至各寺院的僧兵也被动员起来，并组织民夫在博多湾增建坚固石坝加强沿海防务。
石坝东起箱崎，西到今津，坝高五尺许，宽一丈，蜿蜒长达数十公里。整个石坝的修筑工程历时五年，于公元1280年完工。
同时，北条时宗对各国武士也做了细致的分工：一是增加西部的防守力量，任命北条宗赖为长门守护，统帅长门、安艺、周防、备后各国的武士御家人；派遣北条实政赴镇西主持九州的备战工作，凡镇西的武士御家人都回到自己的领地，无须负担其他地方的防务，非幕府所属的御家人也要服从北条实政的指挥。
另一方面，为探测敌情和震慑高丽，北条时宗还派出小股武士侵掠高丽南部沿海。
在公元1275年年末，镰仓幕府甚至制订出一个渡海反攻计划，是为“异国征伐计划”，所谓的“异国”便是高丽。
原来写出《立正安国论》的日莲上人这个时候再一次站了出来，他一方面向人们展示他预言的准确性，一方面用自己的文字绘声绘色地向日本内地描述元朝军队的残忍，“二岛（对马、壹岐）百姓之中男丁或被杀，或被掳，女子则被集于一处，用绳索穿手掌而过，锁于船舷之上，肥前国松浦一党，遭遇与此二岛百姓相同。”
在他身临其境般的对战争恐怖局面的描绘之下，日本全国的危机感进一步加深。
对于元朝方面，也应该看到，元世祖忽必烈这次派往日本的军队无论从规模上还是实力上都不足以彻底征服日本。忽必烈有可能是低估了日本人的抵抗能力，也有可能在进行南宋战争的同时，派遣元军的主要目的在于进行战争恐吓，使其迅速通好。
忻都等元军统帅则利用了忽必烈的心理，在没有取得实质性军事进展的前提下，即自作主张撤回东征部队。
《元史》“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掠四境而归”这一条的记载，很可能就是忻都等人的战况汇报结论。忽必烈甚至大赏东征有功将士，同时决定派出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等，携带国书再次出使日本，以期通好。
五 元军二次东征——日本真的打胜了（1）
公元1275年，忽必烈再次向日本派遣使团，由礼部侍郎杜世忠和兵部侍郎何文著带领，要求日本称臣，以免再度兴师入侵日本。
公元1275年4月15日； 元朝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一行抵达日本长门国的室津，他们的计划是越过太宰府，与日本京都朝廷直接进行交涉，却被长门守护押送回太宰府。太宰府接到北条时宗的命令，又将使团成员送至镰仓。
这是忽必烈所派出的使团第一次来到镰仓，但是迎接他们的不是谈判桌，甚至不是以往的拒绝，而是日本武士的斩首极刑。这一次，年轻的北条时宗态度更为强硬。
公元1275年9月7日，使团主要成员共计五人全部被拉到镰仓郊外的龙口斩首。
临刑，杜世忠作此绝命诗篇：
出门妻子赠寒衣，
问吾西行几日归？
来时徜佩黄金印，
莫见苏秦不下机。
杜世忠的悲剧一方面是因为幕府“为他们最近的成功而骄傲；相信上帝能挽救他们”，更多是源自于镰仓幕府的武家政权特质。
日本学者今谷明对此所作的分析可以说是相当客观的：“被置于长期锁国状态下的为政者的无端猜疑，往往容易引起国家之间的悲剧……多次杀害元使节的得宗政权就是其典型。既然杀害了外交使节——日本方面已经违反了规则，那么文永、弘安的战争就不能单纯地看作元的单方面侵略了。”
在被北条时宗处死的使者中，有汉人也有高丽人，还有畏吾儿人。
忽必烈不可能忍受这般侮辱。
在当时，蒙古人作为一支古朴的民族，其杀戮成性代表了它落后的一面，但是他们也更加坚定地认为斩除使者是两国交往的大忌，是对自己最大的污辱。
早在公元1218年，当花剌子模国王处死了成吉思汗的使者和商队后，就曾引起成吉思汗的极大愤怒，蒙古帝国第一次西征即因此而爆发。
忽必烈与他的祖父一样，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惩罚日本。他一方面多方招募军队、筹集物资，另一方面决心与日本周旋到底，继续“任性”地派遣使者要求日本迅速朝贡称臣，他似乎是要验证日本人到底能把自己轻视到何种程度。
公元1275年2月末，元世祖忽必烈将由南宋降卒组成的“蛮子军”一千四百人派往高丽，进扎在海州（黄海道海州）、盐州（同道延安）、白州（同道白川）三地——这三州一直以来都是蒙古军团的屯田驻地。
9月，大都方面又派人探索到日本的新海路，并命高丽再次修造战舰。
10月，高丽任命金光远为庆尚道都指挥使，负责修建战舰。
11月，高丽王室又向庆尚道征发羽毛和铁材。
公元1276年正月，高丽方面突然接到了停止对日战备的诏书。其原因并不在于元世祖忽必烈接受了高丽君臣的“哀哀之诉”，而是因为在中国大陆长江以南的宋元战场上，元军自公元1273年2月攻陷襄阳后，长驱而下直取江南，但战事进展并不顺利。江南的江湖人、平民百姓、南宋正规军这些民间和官方力量成为元军阻碍。但战事毕竟在艰难推进，公元1274年正月，南宋安庆府宣告沦陷，府知事范文虎向元朝投降。公元1275年，建康又陷，元军兵锋直指南宋首都临安。一路打来，南宋军民坚强的抗战意志，使忽必烈认为临安绝不是那么容易就打得下来的。所以忽必烈就先停止对日征伐，以灭亡南宋为要务。
在忽必烈发动第一次东征日本战争的同时，南宋依然是它的军事推进重心。比如在公元1274年12月，从襄阳出发的伯颜足足率领战船一万艘战船进入长江，与南宋水军进行交锋，而第一次东征日本之时忽必烈只是派遣了九百艘高丽式战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