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战养战”推动战果。
入侵朝鲜的日军将领们更被眼前的胜利冲昏头脑，锅岛直茂提出请求，要丰臣秀吉给他一部分明朝土地作为封地。战国名将伊达政宗虽然身在日本国内，也写下了这样的狂言：“何知今岁棹沧海，高丽大明属掌中。”
日本占领军已经着手在占领地展开“日化”工作。朝鲜儿童被强制教授日语，无论年女老幼都被迫按照日本方式改名、易服、剃发。这一点与三百年后日本明治政府在朝鲜、台湾等占领地所推行的“亡国”政策如出一辙。
事实上，由于朝鲜军队的溃败、朝鲜王室流亡边境、日军在占领区实施奴化政策，朝鲜已经处于实际亡国状态。
5月23日，朝鲜国王李昖在义州下诏，命令世子光海君去宁边一带，招募勤王义兵。其后，朝鲜义兵集结于朝鲜王储周围，进行艰苦抵抗。虽然朝鲜各地义军蜂起，苦撑数月，但无法阻挡强势日军的步步进攻。朝鲜国王也非常清楚，这种抗战方式，只能对日军起到极其有限的骚扰作用，对于退敌没有实质性作用。
三 日军攻陷朝鲜“三都”（4）
朝鲜方面对于日本军力和作战方式也有了初步印象。
日军往往以偷袭、强攻为主要作战方式，使得朝鲜军队处于被动挨打境地。
其次，日军进攻势头迅猛，热衷于打歼灭战，而非击溃战，其目的明确，就是要彻底歼灭朝鲜军队，瓦解朝鲜斗志，免除后患。
在武器配备方面，日军不仅有成建制的火绳枪部队，而且火器运用技术熟练，采用三排轮射方式，射击间隔时间很短。
明朝出兵朝鲜之前，日本已占领朝鲜绝大多数战略要塞，地理优势十分明显。一守一攻，接下来，中国明朝对战丰臣秀吉执政下的早期军国主义日本，不可避免要经历惨烈的攻坚战。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中、朝、日三方要为这场战争持续流血长达七年之久。
万历皇帝决定出兵。
北京城下，几批朝鲜使臣马不停蹄星夜叩响城门。
他们很清楚宗主国大明王朝的政局构成，朝鲜使臣们除向万历皇帝递交求援国书之外，还通过各种渠道在宫廷内外进行多方游说，他们带着厚礼，不厌其烦地来到内阁辅臣、各部尚书、朝廷御史甚至受到皇帝宠幸的宦官的府邸。他们甚至明确表示，朝鲜愿意内附于明朝，成为天朝直属领土——只要北京能出兵，什么条件都答应。
对明朝的求援甚至不限于对北京进行公关，朝鲜使节李德馨屡次上书辽东巡抚郝杰，在其门前日夜痛哭。
大明朝廷内部对此事的反应是不一致的。
有一部分人的反应很诡异，他们觉得有点不敢相信。根据朝鲜史书《宣祖实录》记载，明朝方面曾有人质询：贵国素来为海东强国，为何突然失陷于倭贼？
之所以说此类反应颇为“诡异”，是因为好像这些人根本没听说过前一年朝鲜国王已经向明朝汇报了丰臣秀吉的出兵意图，眼前的战争对于他们来说就像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一样。由此可见，明朝政府真的没有把前一年的情报当成一回事。另一方面，也说明即使是大明精英阶层，也对日本所知甚少。
也有人提出这样的疑惑：贵国既然求援，为何不曾提及具体几月几日、哪道沦陷、经历过哪次战役、损失了多少兵力？
这种质问让朝鲜国王与大臣大为惊惧，恐怕明朝怀疑本国与日本同谋，试图假借向明朝求援引诱明军入朝。在中国方面，确实有在日华商听说到这种说法，并迅速密报北京。
今天来看，这很可能是日本投出的一颗烟雾弹，试图挑拨战时中、朝关系。
朝鲜国王为让明朝耐心释疑，除了反复派出使臣外，还将日本威胁朝鲜的书信原件转呈给明朝，以示朝鲜确实濒临险境、绝无二心。
明朝兵部尚书石星慎重起见，安排多方调查，以印证义州流亡者实为朝鲜国王，并且对日本的兵力做了初步了解。
石星上奏万历皇帝，言明日本侵朝“情形已真”，并且认为声东击西是“倭奴故态”，日本“分道入犯，难免必无”，建议中国沿海一带加强军事防御。
是否出兵朝鲜？在明朝大臣中也有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
兵科给事中许弘纲认为，宗主国对于藩属国的义务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作为藩国，朝鲜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沦丧国土千万里，不仅没起到屏藩作用，反而要把宗主国拖入战争。明朝花如此大力气去支持出来的应该是一个雄雄强藩，而不该是像芦苇席子一样不堪一击的屏风。
除了理论层面的争议，当时明朝西北边境的宁夏李拜父子正起兵反叛。早在1592年4月，明朝政府派出李如松，从辽东和北京一带抽调大量兵力赶赴西北*叛乱，而战事到这时还未结束。这就使得明朝再派兵力赴朝颇感被动。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三 日军攻陷朝鲜“三都”（5）
另外，当年侵犯中国沿海的倭寇的凶残顽强，明朝君臣也是十分了解的。而如今侵朝日军全都是日本正规军，战力远非当年倭寇可比。明朝一旦出兵，必然要付出巨大代价。
但越来越多的大臣们开始清醒地认识到日本的巨大野心所在，建议采取积极应对措施。
山西道御史彭好古认为：日本倾全国之力，发劲悍之兵，其最终目的是侵略中国。之所以日本先攻朝鲜，是为扫清后顾之忧。所以，中国应及早出兵朝鲜。御倭大计，可有上中下三策：迎敌于外，不使日军入中国之境，为上策；拒之于沿海，毋使深入内地，为中策；等到日军推进至天津、淮阳之间，而后御之，就是失策。
而吕坤则更对战争局势进行了全面分析，也认为应该及早出兵：倘若日本攻陷朝鲜全境，借朝鲜之众为己所用，依靠朝鲜土地解决军队后勤补给问题，窥伺我天朝，日军进则可以断我漕运，占据通州粮仓，这就等于绝我粮饷来源；日军退则可以经营全州、庆州，据守平壤，而窥我辽东，不及一年，京师坐困，此国家之大忧。今天我天朝与朝鲜合力，则我有两倍之力对付日本；日本占尽朝鲜国土，则日本就拥有两倍之力，就大大损耗我方军力。朝鲜一失，事态必然恶化。与其抗争于朝鲜全境沦陷之后，不如救援于前。今日朝鲜危在旦夕，而我方进行筹备需要数月甚至一年时间，希望皇帝陛下能早决大计，并倾全力支持我军赴朝东征。
宋应昌的上疏也颇具说服力：“（日本）图朝鲜，意在中国。我救朝鲜，不止为属国。朝鲜固，则东保辽东，京师巩于泰山。”
最终，万历皇帝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决定采纳主战派的意见，出兵东征“抗日援朝”。
明朝最终出兵朝鲜，不仅具有宗主国对藩属国援助的意义，也是保证本国安全的势在必行之举。后一点当然不能成为否定明朝出兵正义性和国际道义性的依据，也正因为两国具有天然的和传统的利益一致性，促成了中、朝两国结成密切同盟关系。
事实上，在大明朝廷论证是否出兵之际，辽东方面已经派遣出宽奠堡副总兵都指挥佟养正等八名飞骑渡过鸭绿江来到朝鲜义州，并沿途设下驿站，随时向国内传递最新战报。
恰巧有数百名日本骑兵屯驻附近，明朝方面和朝鲜方面都做了实地侦查。但是，这种极其有限的接触不足以掌握全面情报，以至于有明将认为，如果来犯日军都是这种小股入倭寇，不堪大明铁骑一击。明朝使者面见朝鲜国王时，对其进行鼓励，表明明朝军备精良，届时会率猛将精兵携开山大炮、大将军炮、散盐火铳前往。
不久之后，朝鲜国王李昖渡过鸭绿江，朝鲜王廷迁居大明领土辽东宽奠堡之内，正式受到明朝保护。
朝鲜中央政府对半岛局势也完全失去操控力和判断力。所以在给北京的提供战报中，只能做模糊处理。而对明朝官员的质询，朝鲜方面确实也提供不了有效信息。
明朝大军陆续驰往朝鲜半岛，首要面对的就是军队的后勤补给问题。就此问题明朝与朝鲜流亡政府进行数次磋商，但因为朝鲜王国在战前只维持很少量的军备，也就没有设置固定性的战争经费、物资来源。本来朝鲜在平壤有囤粮四万石，在安州也有部分储备，但平壤陷落后所囤物资反而成为日军补给。如此一来，中、朝方面的后勤问题更显棘手。
最终，明朝决定由中央政府统筹军饷，除此之外，还从国库专拨白银两万两，以作朝鲜流亡政府的日常开资。由于山高路远，辎重由大陆运抵朝鲜半岛费尽周折，以至于中途损耗粮草过多，前线所得甚少。明朝敦促朝鲜政府能够尽全力筹措，以备不时之需。
由于中、朝双方对日本实力均缺乏准确了解，使得万历皇帝无法决定出兵规模。
四 情报不准，导致明军出师不利（1）
日军登陆朝鲜半岛两个月之后，明朝即正式出兵，且不论明朝国内纷乱不已，这在人类社会的农业时代，已经是很惊人的反应速度。最初阶段的入朝部队由辽东方面军组成，6月15日，官兵一千零二十九名、军马一千零九十三匹抵达朝鲜半岛。
明军渡过鸭绿江之后，朝鲜国王希望明军能够立即南下进攻日军，却不希望明朝将领拥有在朝作战部队的总指挥权。
明朝将领与朝鲜大臣之间发生了最初的纠纷。明朝将领认为战报不详，不可贸然出击，坚持要等到后续部队来朝之后才可出兵。由此可见，明朝方面对日本军力的判断是十分慎重的。
随后，明朝方面发来第二批援朝部队，与第一批赴朝部队汇合，共计兵士二千三百四十八人、马匹二千六百二十二匹。指挥官为辽东副总兵祖承训，后勤则由驻防辽东九连城的总兵杨绍勋在中国境内筹备。但这一批部队随军只带了火铳等轻型火器，并没有携带火炮等重型装备。
7月15日，祖承训率三千骑军从安顺连夜抵达平壤城外。至嘉山时，慎重起见，找来当地人询问：“日军主力是否还在平壤城内？”但对方提供的信息很模糊，只是用道听途说来的情况做了汇报。这一阶段，祖承训显然有轻敌心理，他在战前吹风会上举杯仰天曰：“贼尤在，必天使我成大功也！”
16日拂晓，祖承训乘日军不备，派游击将军史儒率领千总马世龙、张国忠两名军官从七星门突入，手斩日军十余名。三千明军骑兵随后攻入城内，与上万日军展开激烈巷战。
由于城内多狭小街巷，明军无法施展骑兵冲锋优势，这种地形反却有利于日军装备火绳枪部队进行伏击，日军“左右发丸齐射”，以致明军陷入险境。
马世龙、张国忠等先锋军官被日军火绳枪击中身亡。
明军战败，只有祖承训等寥寥数人身免。退出平壤之后，祖承训一日之内跨过鸭绿江以东的大定江。
朝鲜流亡政府得知消息，急忙派出兵曹参知沈喜寿前往九连城面见辽东总兵，希望杨绍勋能下命令让祖承训留驻在朝鲜境内，但祖承训尚未得到命令就已退过鸭绿江回到辽东。
祖承训虽然兵败，却得到了第一手日军情报，在其上呈给辽东总兵杨绍勋的报告里面，对数个重要问题进行了详细总结和分析：
一、部队后勤不足问题严重影响军队进度，应该予以足够重视；
二、朝鲜对军事情报的掌握有重大失误，战前认为平壤城里只有日本守军千人，但经过实际交战后，估计日军兵力有万人之上；
三、日军轻火器装备率很高，明朝需要派出重火器部队予以压制；
四、平壤城里日军方面有朝鲜人加入，朝鲜方面需要予以解释；
五、中、朝部队不能做到协同作战，反而彼此相累，同赴平壤进行攻城作战的也有朝鲜军队数百人，但临战之时，已逃逸大半，其怯战、畏日心理可见一斑，做到战时令行禁止，首先就需要解决在朝作战部队的指挥权问题。
对于情报提供以及日军中有朝鲜人这两个情况，朝鲜政府立即出面申辩。说明情报是由朝鲜地方人员提供，而朝鲜人助日截击明朝军队，有可能是朝鲜兵器落入日军，或因朝鲜军士被俘受其胁迫所致。
初战失利，北京震动。平壤兵败也让万历皇帝认识到，单靠辽东军力已不足以对抗侵朝日军。
当时明朝有军队一百五十万左右，堪称世界第一军事强国，但是军队缺编情况非常严重。明朝初年的屯田兵是一种世袭兵制，即“一旦为军，子孙后代皆为军籍”，这种军制本身就是一种权宜之策，不能保证部队战斗力。加上严重的土地兼并，屯田不断被官吏侵占，而且自身也不断遭受军官私役，导致明初兵制遭到根本性破坏。
四 情报不准，导致明军出师不利（2）
明朝中期对沿海倭寇和北方蒙古的被动应付，已经暴露出军队的软弱无力。随着募兵制代替世袭兵制，因为军官的贪腐，不对士兵进行日常训练，还夹杂着文臣武将不和、上下有隙等因素，致使军队战斗力更加削弱。一支部队的好坏强弱，就只能取决于军官素质的高低以及他在朝廷中政治资源的多寡。
张居正进行军事改革之时，他认为明军与蒙古军的战斗力比值为“百比一”。在这位强权首辅的支持下，戚继光将军进行军事改革，但其范围只能覆盖辽东和京畿卫戍部队，随着人去政亡，许多好的军事主张也被废止。
从装备上看，早在明朝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南征交趾之时，明成祖就组建了专门的火器部队——神机营，这种独立火器部队建制在当时的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成祖在亲征漠北作战之时，提出了“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的协同作战原则。
古代中国对火炮技术的研制和实用都很早。公元975年，宋军就使用火炮与南唐军作战。元朝时期，军队中更是装备大口径金属管火炮。至于明朝火器装备，从其分类来看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是用手持火铳和鸟铳，其形体和口径都较小，筒内装填铅弹和铁弹，其射程为数十步至二百步。第二类是安装在架座上发射大口径火炮，筒内装填石、铅、铁等物，有效射程都在数百步距离